魏晋文人音乐美学研究文献综述

2020-10-09郭思言

艺术大观 2020年3期

郭思言

摘要：魏晋文人音乐美学研究应先从中国古代音乐美学的宏观视角开始，通过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运用跨学科等研究方法，对魏晋文人音乐美学研究的论文写作进行论述。文人音乐美学研究需结合中国古代音乐史、中国音乐美学、中国哲学，以魏晋南北朝政治环境、社会风气、美学思想、文人乐论、宗教文化融合等相关方面作为基础背景知识，以凝练出美学范畴、命题，进行深入探讨、分析。以此为魏晋文人音乐美学研究文章的写作做一个整体论述。

关键词：魏晋文人;音乐美学;研究方法;文章写作

中图分类号：J6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0905（2020）03-00-07

一、绪论

中国音乐美学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原始、夏、商时期。中国美学思想深邃而玄妙，音乐美学在中国美学史中占有重要部分。对于音乐美学的研究，许多学者认为哲学基础对于音乐美学研究的必要性。王宁一先生认为，强调哲学基础的重要性对音乐美学研究方法具有一定指导性意义，称“音乐美学被认为是作为哲学的一个部门的美学的一个分支”，他将哲学看作音乐美学的灵魂;居其宏先生反对把哲学基础用以思考音乐美学视作笑谈，说“任何一个音乐美学流派，事实上背后大抵都有一种哲学观念，一种关于人和社会、人和自然相互关系的总看法在支撑着它的理论架构，影响着它对音乐本质进行观察的视角和立足点，统摄着它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他视二者密不可分;韩锺恩先生通过“人的物化与物的人化”命题的推荐演绎，提出“唯人主义”作为音乐美学的哲学基础;金兆均先生对于二者关联的看法，则提出音乐美学的哲学基础应当称作“音乐美学的哲学参照系”。所以音乐美学的研究脱离不了哲学，与哲学息息相关。下面本人将对《魏晋文人音乐美学》的文献整理做一个大致综述。[1]

宗白华先生称“魏晋六朝是中国美学思想大转折的关键”。人的自觉无疑是贯穿魏晋南北朝思想史的主线。在魏晋以前，美学总与政治、社会、伦理相联系，到魏晋才得到独立。此时期产生了具有独立形态的士人体系。文人脱离于士人，文人作为阶层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历史学家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士人”也就是后来的“文人”;第二阶段是汉魏六朝时期，但汉代文人与魏晋文人的风格并不相似;第三阶段是隋唐时期，文人群体不断壮大，文人社会阶层正式形成;第四阶段是宋代，文人阶层社会地位的提高，推动了文人阶层思想意识的发展。魏晋时期有享誉于世的文人群体，如“建安七字”“正始名士”“竹林七贤”。为了全面理解和把握魏晋士文人心态和风度，对于三国时代士人军政活动的了解也是不可少的。[2]

在蔡仲《中国音乐美学史》中就主要以人来建构魏晋南北朝音乐美学思想体系，但难免对史料的疏漏，探讨没有完善、深入，并不能作为一个绝对的参考。对于音乐美学的探讨更适合以美学范畴、命题的角度去剖析音乐美学的本质。

张法在《魏晋南北朝美学史》中认为六朝美学可分为四个方面，一是玄学，即玄学与佛学构成的新的宇宙结构;二是士人，士人在新文化中寻找何于自身理想何于自身生存的地位的过程中，而形成独特的审美境界;三是士人与宫廷结合形成绮丽的审美;四是民间的清新、苦难多方面影响士人、宫廷（如宫体）形成自身的艺术形态（如佛教艺术）。他主要是以士人为核心的视角，研究他们的哲学风采、人生态度、个性情怀，对魏晋南北朝美学研究较为全面，可以很好理解那个时期美学的背景基础。张法认为：“中国的主要文艺门类：文学、书法、绘画，都出现了相当的论著。音乐，由于中国的特殊性，论述少了。”所以音乐美学之范畴还需要从历史文献中深入挖掘，收集资料，整理分析出系统的对于此时期音乐美学的范畴、命题。如叶朗先生所说：“美学范畴和美学命题是一个时代的审美意识的理论结晶。”

既然音乐美学学科是研究音乐的特征规律和音乐之美为目的学科，它以美学为研究主体并以音乐为研究内容，那么音乐美学的系统性形成当然是必要的。相较西方美学学科的发展，比中国更系统，更科学，很早形成自己的体系。但是中国音乐美学的研究、发展不能照搬模仿。因为中国音乐美学本身具有自己的独特性，美学研究中也是有逻辑性与理性的存在的，并非只是一种感性或缥缈的思想。[3]

现如今中国音乐美学学科发展逐渐成熟。美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研究美学，特别是研究中国音乐美学，对于历史文化、中西方哲学等其他人文学科知识的积累都是必不可少的，这样在研究过程中视角、思维都会被拓宽，可以不局限于前人的研究成果中。[4]

从音乐文化上看，此时有“九代之遗声”的清商乐，融匯《吴歌》《西曲》等南方音乐，是中国古代音乐史上宝贵的遗产，对后世影响深远，在隋唐被尊称为“华夏正声”。建安文学的兴起，使各种新的文体论不断产生。拟乐府的出现导致文人诗歌创作新盛。但大多为依旧乐填词。文人在文学作品、艺术创作和审美观念上有了极大发展与改变。相较之前，人的内心情感更加释放、更加个性。在这里需要补充一点对于“文的独立”的观点。有许多学者就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的独立”的这一观点而争辩。有学者认为最早是由于梁启超先生将人的自觉与文的自觉这两个命题联系在一起的，如1902年他在《新民说》系列文章中认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宗教、风俗、学艺、人心，都要必新小说”的观点，因而文的自觉说法就此形成。在1920年，日本学者铃木虎雄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论》中提出魏这一时代是文的自觉的时代的观点，然后鲁迅先生又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中，提到了文学自觉的观点，接着被许多学者认可。到李泽厚先生时，文的自觉与人的自觉又被再次联系了起来。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一些学者终于对此观点提出了质疑，发表了许多关于自己的看法的文章，以此论证这一说法的不成立。个人也非常赞同后期学者的观点，觉得此时期“文的独立”并非完全因“人的独立”而产生，因为这并不是最根本的原因，文的独立应该是逐渐形成的过程，虽然魏晋南北朝人的思想、审美较以往有所改变，但毕竟依然处于封建社会的时代背景之下，不能用现代人的“自由”标准去理解古人的“自由”。儒家思想虽有弱化，但儒家思想起到了一个中和、调和的作用，所以儒家思想仍然根深蒂固地流淌在士文人的血液中，它是无法被完全抽离出去的，所以此时期并不是按照现代人所理解的“自由、独立、自觉”的那样，完全摆脱或是弱化伦理道德的约束的那样，因此不可能没有前期，比如汉代文人文学就已经出现文的自觉、独立意识地出现的铺垫、发展作为基础，而突然形成文的“自觉、独立”的。所以“文的独立”不应该是从此时期开始的。[5]

从人格美上来看，人的独立导致人的审美得到极大解放，如宗白华先生所说：“这晋人的美，是这全时代的最高峰”“晋人艺术境界造诣的高，不仅是基于他们的意趣超越，深入玄进，尊重个性，生机活泼，更主要的还是他们的一往情深！”魏晋南北朝人物品藻，集中于刘义庆《世说新语》中，描绘了士人百态，也是“名士风流”的出处。因此时儒学被淡化，士人们追求逍遥自得、风流放荡与自然洒脱的心灵状态。汤用彤先生这样描述：“其时之思想中心不在社会而在人，不在环境而在内心，不在形质而在精神。”钱穆先生在1931年出版的《国学概论》中，从思想史的角度指出：“魏晋南北朝三百年学术思想，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个人自我之觉醒，是已。”所以魏晋思想则更具形而上和多元化的特点。形而上则是人们的关注重点由物质转向精神，多元则是社会、政治以外还有更多个人追求和人生问题要关注。[6]

阮籍《乐论》、嵇康《声无哀乐》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他们的论著标志着中国音乐史上真正音乐专论的出现，也是中国音乐美学走向自觉地象征。深入关注音乐的内在本质、内在规律及内在体验。牟宗三先生在《中国哲学十九讲》中认为中国正统音乐重教化作用，但嵇康音乐美学思想已突破了这层界限，从音乐本体论出发探讨音乐的本质。由于文人创作了大量乐论文集，音乐的造诣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社会政治动荡，门阀世族败坏社会风气，文人生命的危险和心灵的苦闷，无过于此时期。音乐成为文人不可缺的文化品性，音乐的自觉意识在历史上的首次出现，这与具有较高音乐素养的知识分子们息息相关。[7]

二、选题缘由

首先，来说一下选择“魏晋文人音乐美学”作为论文题目缘由。其实开始文章本想以“魏晋南北朝文人音乐美学”为题，但最后通过思考与文献的研读，改成了“魏晋文人音乐美学”，因为此时段是中国美学史上最具代表性的时段。魏晋美学确立了中国美学的内在精神。我在综述写作前读了一些有关中国美学方面的书籍，对美学研究的各个艺术领域产生兴趣。如叶朗先生《中国美学史大纲》中，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美学范畴的总结，对于古人“声无哀了”“澄怀味象”“气韵生动”的美学命题的研究分析，使我对魏晋南北朝美学有了大致的认识和了解，然后又从中选择中国音乐美学作为选题进行研究，我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作为切入点来进行文章的写作。[8]

（一）社会哲学风气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社会政治混乱、分裂，政权更迭频繁。世家大族深刻影响了魏晋南北朝社会的政治局势、经济形态与文化格局。社会的动乱虽然给人们带来苦难，但同时也促进了民族的融合。玄学与佛学思想的兴盛，使儒学只能在挑战中继续生存。玄学作为人生哲学，是一种对以“无”为本的清虚形上境界美的追求。它激励人打破外在权势对人精神思想与灵魂的固化，释放人的本性，让人形成自己独立的人格，并将人格之美融于艺术创作中。如在苏保华著的《魏晋玄学与中国审美范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评价：“魏晋玄学真正尝试并在一定的程度上做到儒道融合，而中国音乐理论到了魏晋时期阮籍、嵇康那里，‘中和的审美范式已经极大程度地超越了儒家崇德尚行的套数，从而具有了更加确定的美学内涵。”文人士大夫倾向玄学，这可说是魏晋士人们的灵魂。[9]

由于此时期总体缺乏系统的音乐美学理论论述，音乐的认识实际上渗透在音乐实践活动中，所以以“音乐观念”之理性为特征的音乐思想更能反映音乐的现实状况。文人音乐美学观念一般立足于自身，这是从“人的发现”或“人的自觉”中获得的。

玄学之风出现于正始时期，玄学作为一种思想和价值观念深入人心，深刻影响了魏晋文人的立身行事和审美风尚。自汤用彤先生起，学界统称魏晋思想为魏晋玄学，而玄学在他看来即是“本体之学，为本末有无之辨”。玄学家通过道家“大音希声”美学思想，将音乐与“自然之道”合二为一。如魏晋时期玄学思想代表人物王弼在其所注释的《老子》《论语》《周易》等儒道著作中，对于“大音希声”“大成之乐”等音乐思想进行独特的阐释。所以汤用彤先生认为：“王弼之伟业，固不在因缘时会，受前贤影响。而在其颖悟绝伦，于形上学深有体会。”王弼综儒、道之集，证成一己之玄义。“其思想之自由不羈，盖因孤怀独往，自有建树而然也”，所以王弼作为魏晋文人音乐美学的影响形人物，他对于哲学问题的选择和综合起着重要作用，既有在他自己的学说中，也有在他继承的学说中，创制概念、思想体系，同时又深入做出解答，有着重要的示范作用，他的哲学思想启示了当时很多文人。对于玄学影响下的文人音乐美学，汤用彤先生在其《魏晋玄学论稿》中花了大量的对于王弼的哲学思想的研究，关于玄学兴盛、发展，进行探讨和分梳，是一部很好的关于王弼玄学思想的参考资料。王弼玄学为美学史做的贡献，是一种不直接指向实践目标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他选择《老子》《论语》和《周易》进行重新阐释，思路和方法都超越了汉代实用哲学。给魏晋玄学带来“纯思辨”的特色。[10]

在菜仲德著的《中国音乐美学史》一书中在魏晋-隋唐部分有关对王弼音乐美学思想的论述，其中又将其分为三个部分进行论述，论“大成之乐”、论乐须性、论礼乐。在总结之处先提出王弼三个观点的矛盾之处，最后又以辩证的视角证明了彼此间相辅相成的关系进行阐述。皮元珍著《玄学与魏晋文学》中评价：“魏晋玄学家论音乐与先秦两汉以来的儒家音乐观有了质的不同。这种音乐美学观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诗歌理论与创作的影响极为深远，形成一种追求言外之意，弦外之音的审美传统。”这也可看出建安时期文人乐府诗歌的兴起，导致了文的发展。“在音乐理论的指引下，人们从儒家‘发乎情，止呼礼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在音乐的世界里，驰情骋怀，尽显风流本色。”叶朗先生在《中国美学史大纲》中提道：“魏晋南北朝美学的发展，深受魏晋玄学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说，魏晋南北朝美学的自觉，就是魏晋玄学的启示下发生的。”所以玄学的兴起对艺术创作、美学思想起到很大影响，对于魏晋文人音乐美学的研究是无法绕开的。[11]

魏晋玄学中，音乐是否有哀乐之情，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嵇康的“声无哀乐论”作为一个玄学命题涉及音乐本体问题，追究事物本体乃玄学一大特色。嵇康认为音乐是客观的物质性存在，其本源为自然，音乐特质为“和”。它的“声无哀乐论”完全用一种全新的思路，在形态中考察音乐的意义，在自然中寻找音乐的内在本性，用怀疑的精神和理性的态度看待音乐理论问题。现在，许多研究者都会用嵇康的《声无哀乐论》与西方十九世纪维新主义美学家汉斯立克《论音乐的美》进行对比分析，来做自律论与他律论的音乐美学探讨，最后许多研究者得出的结论是二者皆有自己的学理依据，故二者是皆可成立的。[12]

玄学上承先秦“老庄”哲学精髓，下启隋唐佛学与宋明理学构想。这时期的文人，在人生境界、价值观念、文学思想与创作倾向等方面备受影响。文人们追求“闲适放达，玄览游心，情思高邈”的艺术创作境界。如嵇康的《琴赋》，以“琴德最优”，即是他对社会对人生的超越性体验。《琴赋》所描绘“于是器冷弦调，心弦手敏，触批如志，唯意所拟”，这是一种超脱于琴外，将个体畅游音乐意境中，而达到“至乐”的境界。[13]

魏晋乃罕有之乱世，因多中心、多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人的价值观与思想意识有了改变，这对当时的审美风尚起到影响，宗白华先生《美学散步》中《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中有这样描述：“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史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魏晋时期首次出现“至乐”的观念，与先秦至两汉时期侧重从哲学和社会学角度阐释音乐性质及功能不同，文人音乐的纯艺术精神，如中国哲学里的“生命体验”的哲学观念一样，成为那个时期具有感染力的艺术潮流，通过在音乐实践领域，人性获得自由释放。晋人对“人格的唯美主义”和友谊的重视，培养形成一种高级社交文化如“竹林之游，兰亭禊集”等。总之，“重情”成为这一时代的审美意识，并贯穿于魏晋南北朝思想文化，及文人的生命精神之中。[14]

（二）文人与乐论

魏晋时期，音乐乐论的繁荣，也因魏晋文人对音乐的热爱而展开、延续。在刘承华著的《中国音乐美学思想史论》中，对音乐表现的文学阐释有这样的概括：“中国古代的文人基本上都是文学起家，诗、词、文、赋以及后来的小说、戏剧，总体上都属于语言艺术，久而久之，便会形成从文学角度理解其他艺术的思维定式。这个特点决定了他们喜欢对音乐作文学化的描述和解读。”在历史上，有关文人与音乐文学的史料比比皆是。如夏侯玄首次对儒家乐论进行公开批判，他的《辩乐论》针对阮籍的《乐论》提出质疑。嵇康的《声无哀乐论》《琴赋》和《难自然好学论》借助玄学理论，从人性论角度对传统儒家礼乐观进行大胆解构，他的乐论代表了魏晋玄学的最高成就。[15]

西晋文学家挚虞，著《挽歌议》，其中对挽歌是否能称为“歌”，挽歌是否合乎礼仪进行探讨，并借《诗》的话语提出“君子作歌，惟以告哀”的观点。著作中包含的音乐审美意识具有时代特点因汉末至魏晋的社会音乐风尚中“以悲为美”的审美风尚。许多文人音乐都带有悲切、悲怆、悲愤之情。在诗人陶渊明著《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中提出“丝不入竹，竹不如肉”，使后世不少哲人、思想家就此观点产生自己的论述，直至清代戏曲家也有对此发表自己的观点。这也说明了中国音乐审美意识，随实践的发展，观点也在不断转变。

对此还有如刘劭的《乐论》十四篇、裴秀的《乐论》、何晏《乐悬》、阮咸的《律议》、向秀的《闻笛赋》、夏侯玄的《笙赋》等等一大批宝贵的文人乐论作品流传至今。魏晋乐论的意义早已远远超出了现在人们普遍固有的对音乐主要是与音乐表演相关联的简单理解，它汇聚并蕴含了丰富的艺术思想、美学范畴、文化内涵等多方面人文理念。所以魏晋时期各个领域的艺术发展在历史上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算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文人的文学著述中所表达出来的，是反应文人阶层所特有的音乐观念。也由于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的创作者几乎全部是文人，他们的音乐美学思想通过大量的诗、词、赋等文学艺术作品得以表达，流传于世。除了上面提到的，还有阮籍《乐论》、刘勰《文心雕龙》、萧子显《南齐书·乐志》、智匠（僧人）《古今乐录》、谢庄《琴论》、张永《元嘉正声技录》、王僧虔《大明三年宴乐技录》等。这些历史资料都便于后人对那个时代的音乐文化做相关研究与探讨。[16]

（三）文人与琴

魏晋文人在玄学精神的感召下，超脱世俗羁绊，以琴肆志。琴作为中国历史上古老的乐器，始终具有自己独立的音乐品质，与知识分子阶层紧密相连。古琴音乐是文人音乐的主要组成部分，《礼记·曲礼下》中亦有“士无故不撤琴瑟”的说法。本论文探讨的“文人”及就是以魏晋士人阶层族群为对象。

在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对琴乐的审美意识中，留下了“但识琴中趣，何勞弦上声”的名言，对中国文人琴史有较深影响。陶渊明的思想与他的生活态度相融，有自适、自得、自乐的生活情趣，那种求弦外之音之境界，是受到了当时魏晋之风以及老庄思想的影响，体现出中国文人神交飘逸的审美意识。文人对音乐的爱好，不止于日常的欣赏，弹琴，遂与文学、清谈、书画一起，将“琴文化”视为其生命的组成部分。

文人在孤独忧郁之际，常以琴遣怀，琴成为彰显文人才情与素养的文化符号之一。同时那个时期对于音乐的传承也具有家族性，如阮氏家族，嵇氏家族，谢氏家族等，进一步提升了音乐在当时文人文化体系中的地位。据史料《晋书·阮籍列传》载：阮瑀善解音，能鼓琴;阮籍“嗜酒能啸，善弹琴”;阮咸“秒音解律，善弹琵琶”;阮瞻“善弹琴，人闻其能，多往求听，不问贵贱长幼，皆为弹之”。再有嵇康赋予琴以永恒生命之美，临刑东市，面对死亡，将一生情愫，转化于《广陵散》中，令后人为之赞叹。[17]

在刘承华著的《中国音乐美学思想史论中》第六章《“明心见性”的音乐理念之文人音乐美学思想的价值取向》中提到，历史上文人音乐的观念，主要是通过文人琴的观念而出现，并以此来表达自己的音乐思想。“明心见性”一词出于明代琴家徐上瀛的《溪山琴况》，琴不仅是一种精神、一种志向，也是一种人格操守，文人与琴合为一体。当文人的心志与现实相违背，他们通过“自娱”的方式，来宣泄心情、抒发愤懑。因魏晋时期，古琴艺术得到进一步发展，所以一些追求独立人格的文人琴家，将古琴作为表达心声、自娱自乐的音乐形式，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并留下了重要的琴论诗文。因此，与琴相关的诗文、论著亦多了起来：嵇康、傅玄、成公绥等人皆作有《琴赋》;相和歌、诗歌中亦可见琴的踪影。琴学论著如《隋书·经籍志》所载魏晋南北朝琴类书籍有：“《琴操》三卷，晋广陵相孔衍撰;《琴操钞》二卷;《琴操钞》一卷，《新杂漆调弦谱》一卷”。《宋书·艺文志》还补充了五部：蔡琰的《胡笳十八拍》四卷，孔衍的《琴操引》三卷，谢庄的《琴论》、梁武帝的《钟律玮》一卷等等。前有学者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琴学审美总结，一是重情，二是崇雅，三是尚逸，四是悲美。

嵇康的《琴赋》是一篇咏琴的文学作品，也是一篇深入且丰富的琴论文学，作品达到了美学高峰，意境深邃幽远。但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却突破性地从音乐本体进行探究。还有陶渊明有关古琴诗作，如《答庞参军》中“衡门之下，有琴有书。载弹载咏，爱得我娱。”这里的弹琴就是为了自己心灵的自娱。以及《列子·汤问》中有关记载古琴的逸事等，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不束缚人性，倡导个性自由，逐渐形成那个时代的审美主流。

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了一种奇特的音乐现象，就是“悲剧”意识，喜听悲音，以悲为美。嵇康在《琴赋》中对此有过概括：“称其才干，则以危苦为上;赋其声音，则以悲哀为主;美其感化，则以垂涕为贵。”钱钟书先生也总结过：“按奏乐以生悲为善音，听乐以能悲为知音，汉魏六朝风尚如斯。”并列举出了汉魏六朝的音乐理论、佛经翻译、诗歌等以悲为美的例证。这个时期音乐美学思想倾向也具有多元化，既有儒道两家的思想冲突，又有儒道两家的思想融合。个人推断“悲美”的形成主要还是因受到时势政治环境与世俗社会风气对人生活造成的影响而产生。

三、国内研究现状分析

（一）部分文献分析

总体来看国内对于魏晋南北朝艺术文化领域的相关研究有很多，但以魏晋文人音乐美学为方向的选题较少。学界对文人音乐的研究，如早期的费邓洪先生论文《含蓄与弦外之音—中国文人音乐审美特色探》（《中国音乐学》 1989 第一期），以美学角度系统探讨中国传统音乐的特点。高兴先生《试论文人音乐的艺术特征》（《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 1999 第一期）列举文人音乐七个方面特点，对国内文人音乐的研究占有重要的意义。个人认为对于音乐美学的探讨，是不能脱离哲学、历史、音乐文学三者之间的关联的。

除了音乐美学外，魏晋南北朝音乐研究的其他相关方面研究也是丰富、深入、系统的，例如宫廷音乐研究、乐籍研究。在我所搜集到地从最早的1997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音乐教育》（修海林《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开始，到2019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音乐交流》（闫铮），大概有130篇左右有关魏晋南北朝的艺术文化研究，有关音乐类的研究大致研究选题涵盖音乐教育、文人音乐、音乐文学、音乐美学、音乐交流、音乐机构、乐籍研究、宫廷音乐、器乐研究、辞乐研究等方面。比如，对魏晋文人音乐活动研究，如《东晋文人的音乐活动研究》（苏汝潇，南京师范大学），有对魏晋文人音乐特点研究，如《魏晋文人音乐特点形成原因浅析》（侯榕育潇，兰州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等，一般都是从文人的社会文化背景、文人作品的文学本体出发与音乐结合的角度进行研究。又或者文人音乐的研究，只存在于较大选题论文中的某个章节里，如《魏晋南北朝音乐文化与歌辞研究》（吴大顺著，扬州大学2005年博士论文）分为上下两编，全文共八章。其中下编《魏晋南北朝歌辞论》第五章第三节，提到有关文人歌辞的创作，然后第六章、第七章整体对文人音乐歌辞研究进行系统研究叙述。此论文对魏晋南北朝歌辞的研究有深入的探讨、分析与详细的介绍，并得出“歌辞在文化属性上既有乐文化系统的音乐意义，又有语言文学系统的文学意义”的结论。在《魏晋文人音乐中“生命体验”的构筑表达》（程乾，中央音乐学院）的论文中，将中国哲学与文人音乐思想、哲学美学相融合，描述了魏晋文人音乐思想观念与生命体验的建构，并论证了中国文人音乐的发展历程，对于个体的生命体验与生命超越，同社会群体，国家权力，政教伦理之间最有力的交锋点就处在魏晋时期的观点。[18]

在《六十年来中国魏晋南北朝思想文化研究综述》（张俊英刘蓉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文献综述中，为我们系统的整理出了有关这段历史时期的重要文献资料著作。并将文献的整理与收集分成五个部分，一是思想文化研究总论，二是哲学研究，三是宗教研究，四是礼制与风俗，五是思考与展望。将资料的归类做得非常细致详尽，便于后面研究者对研究魏晋南北朝各个文化艺术领域的资料的查找。

在《魏晋文人与音乐》（马良怀，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发言稿中，概括性地论述了文人与音乐的密切关系，带有对比性的举例论证了二者间的息息相关，表述了音乐反应或折射了文人的思想与心境。

对于魏晋南北朝美学或音乐美学思想的研究，如在《魏晋南北朝音乐美学思想研》（刘莉，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中，對魏晋南北朝时期音乐美学思想的整体特征进行概括“一是独立，从社会伦理道德的领域中独立出来。二是突破，以道家思想、玄学人本精神和佛学主体心性哲学为依托，实现了对儒家传统主流音乐美学思想的超越。”应物而无累与物是大多数魏晋士人的基本处世态度，这种人生观对后世影响深远。这篇论文对本人很有启发性，对于美学范畴、命题有很好的凝练，细致的进行分析、探讨，较为系统性，可作为参照。[19]

《论魏晋南北朝美学的三个特征》（李修建，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对魏晋南北朝士人时代背景、哲学、文化融合，整体上从审美主体、思想资源以及文化交流的三个方面来探讨了时代美学特征性，拓展了读者研究视野。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音乐新观念探索》（李宁宁，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7）的论文中，提出了的新观念是社会科学技术、数学、医学对音乐观念的影响。作者将那时人的音乐思想的变化分为三个方向进行探讨。一是音乐自然观方面，二是《声无哀乐论》的影响，三是科学技术的影响。作者通过新视角阐释论题，给论题探讨带来新鲜感。

《两晋文艺精神研究》（陈志刚，云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7）中，对两晋文艺精神做了更加深刻、具体、详尽的探究。结合前人研究之精华，归纳呈现出自己的研究态度于观点。对两晋世俗文艺精神、美学风格分析透彻，具有启发性。

《魏晋乐府诗的音乐文学特点及其文化学阐释》（李媛，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3）主要分为两个部分进行探讨。一是魏晋乐府诗音乐文学特点探讨，二是乐府文化探讨。中国文学的起源与发展，一直都与音乐相伴。论文第五章对魏晋乐府文人化的探讨，提出文人对乐府诗的介入与影响，较为详尽。乐府文人化世态下的乐府诗，成为士人们立言写志的载体。证明了文学与音乐逐渐相脱离，相互间可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而存在。

（二）部分书籍整理分析

在李修建著，朱志荣主编，2017年8月第一版《中国审美意识通识·魏晋南北朝卷》一书中，对世族与魏晋南北朝审美意识、哲学思等进行了系统的、深入的研究。本书结合了前人的研究，并引入了新的视角，同时运用中国哲学、中国美学观念深入解析了几个艺术领域中的哲学思想。在音乐部分，音乐文化与哲学思想间的融会贯通，让我受到启发，这本书完全将读者带进了魏晋南北朝人文艺术风俗美学的世界。

在当下魏晋南北朝文人音乐的研究，可以寻找新的切入点进行探讨。如王志清著《东晋南朝音乐文化研究》中提出“音乐技艺认识”的新想法，即有关士大夫文人阶层对乐器演奏技艺的态度和认识，是一个很小但却是很有特点的问题，从中可以反映出东晋南朝时代文人与音乐的复杂关系，文人独特的精神风貌，以及这一时期的思想发展状况。

在我国的各类音乐文化研究中大多都将魏晋南北朝时段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研究的。如田青主编《中华艺术通史·魏晋南北朝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6），就将六朝作为一个整体时段来研究其艺术文化。另外还有秦序主编《六朝音乐文化研究》（北京文艺出版社 2009.7）一书，即包括东吴、晋朝（东晋、西晋）以及宋、齐、梁、陈四朝的音乐文化研究。系统性解读了时代背景、人文生态、文化建设，拓宽了音乐历史研究的广度。独具一格的将音乐文化与人文生态相联系。[20]

目前对魏晋南北朝时期与音乐相关研究越来越有所突破，研究者能够从多方视角出发，深入挖掘、创造出新的论点来做音乐美学相关方面的研究，这样此方面的研究内容会变得更加丰富、深入。最后，对于历史著作的研读绝对是不可欠缺的，虽“枯燥乏味”，但通过最原始资料的研读，会引发新的思考、新的观点，在不知不觉中就会感悟出自己的东西来，有助于研究的创新性。

四、研究方法

考虑到中国古代音乐美学的思想的特殊性，对于“魏晋文人音乐美学”的论文选题，我准备通过史论结合，以历史史料文献为依据，进行文章的写作。首先会将其分为四个方面，进行着四个方面的资料收集与整理，同时结合前人的研究观点，归纳并梳理、总结。一是魏晋南北朝的时代背景，从“士人”到“文人”社会阶层的转型，二是哲学思潮的影响，并以先前哲学思想做对比、分析，三是文人乐论，四是美学范畴的系统分析。对文人音乐的发展历程、音乐思想、美学范畴的凝练，进行深入探讨。同时对文人参与音乐传播的过程、方式也需进一步了解。

（一）比较研究法

本论文以魏晋文人音乐美学思想形成的发展脉络为主线，以魏晋以前的哲人思想、美学观作为基础，用综合分析、比较其音乐美学思想的成因与形成的意义，对魏晋文人音乐美学命题、范畴作系统论述。同时结合前人的论述观点，并对历史文献资料研读，以新的视角进行探讨，以此对魏晋文人音乐美学思想进行研究。

（二）跨学科研究法

文章论述内容要结合前人美学理论，凝练出美学范畴或命题进行系统分析、比较，所以这不能缺少人文学科的知识作为基础，只有与其他学科之间相互融合进行探讨，才能将论点阐明透彻。哲学思想是非常具有关联性、逻辑性的，一般某种思想或就魏晋时期音乐美学思想而言，是不可能凭哲人凭空感性想像而现的，没有魏晋以前音乐美学思想的启蒙、承接与过度，很难形成魏晋时期美学思想所具有的独特性。要让研究视角更加拓展、多元，使内容结论更加深入而有意义。

五、结束语

音乐美学是最富有思想性质的学科。但音乐美学研究与音乐思想研究确实被独立看待的。前有很多学者就将中国音乐美学史与中国音乐思想史，分为两个独立的学科。所以音乐美学史是音乐美学史，音乐思想史是音乐思想史。这两个学科在整个音乐学学科领域研究中正逐渐被重视。二者相辅相成，相互融合，但却和而不同。研究音乐美学不仅要有哲学等人文学科知识的积累，最好还要有一点音乐技艺的基础。美学思想是需要有系统性研究的过程，任何一个范畴或命题的出现都是经历过哲人深刻的沉淀才得以提出的，并不是凭空想像而来。就比如对于魏晋时期的主流思想玄学的影响来说，在汤用彤先生《魏晋玄学论稿中》认为就玄学而言，则“固有其特质，而其变化之始，未尝不取汲于前代人之学说，渐靡而然，固非骤溃而至”，这樣的思想渐进论对魏晋思想的变迁、发展之迹，既突出此时期思想的特质及内在的发展理路，又注重其与前期思想之间的因革损益。对于音乐文化思想的研究我在着手准备这篇文献综述写作时，翻到罗艺峰先生著的《中国音乐思想史五讲》，所以我认为对于音乐思想的研究绝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特别是在书的最后一讲中提到对“儒道释音乐思想的基本性格研究”问题提出的探讨，得出儒道释是形成中国音乐思想史的主体的结论。罗艺峰先生对此问题做出了深刻、通透的分析并阐释、回应。他对音乐思想的表述在书中这样写道：“音乐当然是文化，而音乐思想则是文化中的文化。正是思想驱动了音乐文化的历史发展，也正是思想造成了音乐的文化特色。音乐，是有声的思想。”这启发了我对于进行音乐美学研究的思考。中国美学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它更注重与人生的紧密结合，所以有学者概括中国哲学乃是生命哲学。因此，我们在研究魏晋文人音乐美学的过程中，既要关注哲学、宗教等相关著作中有价值的思想，又要注意挖掘艺术理论中的有意义的美学思想，美学理论要与人生相结合，以深层次突显那个时代文人音乐美学的意义、价值。总的来说对于文章的写作要尊重历史史实，内容基于历史文献资料，尊重前人的观点并以此为切入点。在探讨问题的视角上予以创新，以凝练出的美学范畴、命题进行具体而系统的分析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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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修建著，朱志荣主编.中国审美意识通史·魏晋南北朝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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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龚妮丽著.朱志荣主编.中国音乐美学史[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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