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景，被后代尊为“医圣”。奇怪的是，在《三国志》中，竟未提及这位“医圣”。魏晋时，太医令王叔和与张的弟子卫汎交好，重新整理《伤寒杂病论》，使它得以流传，但存世仅《伤寒论》，无《杂病论》（后来唐人发现一本旧医书，文风酷似张仲景，遂删伤寒部分，仅留杂病，即《金匮要略》）。

后代论张仲景，多从王叔和处来。可到了宋代，张仲景的履历突然变厚，成了“孝廉”，还当过“长沙太守”，并首次被确认为“医圣”。其实，这是宋代、明清和1930年前后三次“造神”的结果。令人好奇的是，为何人们偏偏选中张仲景？

中国历史上有三次疫病高峰，分別在汉末魏晋、金元之交、明清之交，“建安大疫”是首次高峰的顶点。据《中国人口史》载，公元157年，汉朝人口为5648万，到公元217年，只剩1500万人。道团（道教前身）和佛教开始流行，黄巾军领袖张角亦自称“大医”。

学者孙维旭提出，身为南阳人，张仲景很可能在“火烧新野”后随军南下。此时张仲景已攻克了伤寒症，而冬季正是伤寒盛行时节，曹军损失惨重，而孙刘联军平安过关。因此大功，张仲景被刘备任命为长沙太守，后刘备丢了荆州，张仲景自然也就离职了。

曾任长沙太守，又是名医，《三国志》为什么忽略张仲景呢？原因也不复杂，作者陈寿曾说：“（蜀国）又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蜀国没史官，留下史料少。《三国志》对蜀国人物的记录都很简略，《关羽传》仅1200字，连张飞、赵云、黄忠、魏延等开国功臣的出生时间都没记载。

宋代医家“神话”张仲景，因宋代商品经济发达，大量人口进入城市。为应对陡然增长的医疗需求，只好推行“局方”，即不考虑患者具体情况，因病设方，只有《伤寒杂病论》能满足这一要求。

明清医家“神话”张仲景，则因明清之交，气候骤冷、战争频仍，进入又一个疫病高峰期，《伤寒杂病论》契合实用，故清代名医叶天士等对《黄帝内经》极为轻视，视张仲景为正道。

上世纪30年代医家“神话”张仲景，则是因西医重实证，而张仲景亦重实证，是中西医结合的契机。

（摘自《北京晚报》 蔡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