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亚西

三国蜀汉名将关羽在历史中的形象不断演变，到清代已成为上至朝堂下至民间广为崇拜的人格神祇。虽然关帝信仰早在隋唐时期已在民间传播，但这仅限于汉族聚集的内地。直到大一统的清王朝把全国各地、各民族纳入强有力的统治之下，才使得关帝信仰达到历史上“塞外虽二三家，必有关帝庙”[1]的繁盛局面。正如雍正皇帝所言：“自古圣贤名臣，各以功德食于其土。其载在祀典，由京师达于天下，郡邑有司岁时以礼致祭者，社稷山川而外，惟先师孔子及关圣大帝为然。孔子祀天下学官，而关帝庙食遍薄海内外。”[2]正是在这一时期，关帝信仰在我国的民族地区才传播开来，并且融入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生活中。

归化城土默特地区既是一个历史概念，又是一个地理概念(1)归化城土默特，因东蒙卓索图盟有自此间析出之部众，别自成旗，亦称土默特，故冠归化城以别之。(参见绥远通志馆.绥远通志稿·卷一下·盟旗疆域沿革(第一册)[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189.)；阿勒坦汗子辛爱黄台吉袭顺义王后，其子赶兔一支留居喜峰口外，明末清初又进一步东移到今辽宁朝阳、北票、阜新一带，称东土默特，而归化城土默特则为西土默特。(参见周清澍主编.内蒙古历史地理[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4：154-155.)[转引康其，贵州师范大学硕士论文，清代归化城土默特地区政区地理研究]。。即今以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为主的区域，历史上因其水草丰美、亦耕亦牧，自古以来就是北方游牧文明和中原农耕文明交流碰撞的前沿。清朝把这片土地收归版图后，此地由土默特蒙古族驻牧生活的边境塞外之地，一跃成为经略西北、藩屏朔漠的重镇。清乾隆初期，又修筑了为八旗官兵驻防的绥远城，此地也成为多民族聚集融合的地方。据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先生研究，蒙古人早在17世纪就认识了关公，到18世纪时关公崇拜在蒙古族中很流行，蒙古人已经开始将关帝形象与蒙古崇拜的藏蒙两族民间史诗最伟大的英雄格萨(斯)尔王联系起来[3]。而汉族移民带来的关帝信仰，又大大影响了此地原住民土默特蒙古族。其中满族人未入关时便已信奉关帝，称关帝为“关玛法”。驻防此地的满族官兵也把关帝信仰带入了此地。所以，此地的关帝信仰带有多民族的文化特色，具有民族地区关帝信仰多元融入的典型性。

一、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归绥二城的关帝庙宇

清人张鹏翮在康熙二十六年(1687)奉命出使俄罗斯，途经归化城于日记中记载：“城周围可二里，唯仓库及副都统府瓦屋，余寥寥土屋数间而已。城南有关夫子庙，留帝志二册，欲使远人知忠义也。”[4]这是较早关于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关帝庙的记载，可见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关帝庙至少在康熙初年就已存在，可能顺治时期就已存在。据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地方志记载，仅在归绥城中就有七座，加之城外各厅关帝庙等约共计15座关帝庙[5]。在绥远城北城墙有一座旗纛庙，是军事祭祀的庙宇和用来存放兵器的，其正殿内供奉关公泥塑站像一尊，造型与关帝庙中略同，在两侧是泥塑的关平和周仓的站像[6]。又有建于清康熙年间的三贤庙一座，又称三义庙，供奉刘备、关羽、张飞，也算对关帝的供奉[7]。据《绥乘》载，归化城城西隆寿寺东北的三官庙，其前殿亦祀关帝[8]。而这些尚属归绥城中的祭祀关帝的庙宇，散布于村落的乡间关帝庙也有不少。由表1的归绥城关帝庙基本情况可见，蒙、汉、满各族都建有自己的关帝庙，各族也必然以自己的关帝庙为中心进行供奉、祭祀。

表1 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归化城、绥远城关帝庙基本情况

二、关帝信仰在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多元融入因素

(一)政治的推崇

1.清朝推崇关帝的国家制度环境

清廷未入关时，就奉关帝为满族政权的国家保护神。入主中原后，顺治皇帝定为群祀，每年五月十三日致祭；雍正三年(1725)，增春、秋二祭；咸丰三年(1853)，升为中祀；同治三年(1864)、光绪十三年(1887)，皇帝也亲诣关帝庙拈香行礼。清政府不仅每年遣宗室、大臣致祭，还要求各直省、府、州、县必须建立关帝庙，依时致祭。于是塞外的归化城土默特地区也无可例外地建立关帝庙，地方官府也每年依例进行官方致祭。《土默特志》载：“关帝庙于雍正年间由土默特参领等官施地修建，址在城南门东南小东街，每年春秋二季并五月十三日致祭，三次由土默特派员恭备祭品，副都统主祭，道厅等官助祭。至于光绪初年，归绥道祭于地方所立庙，旗务员弁仍如旧。”[9]另外，清廷对于蒙古族推行关帝信仰更有一种思想领域的羁縻策略，正如清人介绍说：“本朝羁縻蒙古……，因与蒙古诸汗约为兄弟。满洲自初为刘备,而以蒙古为关羽，以示尊崇蒙古之意。是以蒙古人于信仰喇嘛外，所最崇奉者，厥为关羽。二百余年，备北藩而为不侵不叛之臣者，专在于此，其意亦如关羽之于刘备，服事唯谨也。”[10]可见，清朝统治者把双方比作刘备和关羽的关系，一方面是对蒙古族在清朝国家地位中的尊崇；另一方面，宣扬关帝信仰也对蒙古族进行意识形态的羁縻，恐怕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羁縻是最重要的目的。这也是清朝统治者成功驯服蒙古族忠于中央统治的有效手段之一。所以，对于清廷在对蒙古族推行关帝信仰的问题，不仅仅是清朝统治者在对内地汉民宣讲忠义精神，对于蒙古族更具有重要的思想羁縻意义。

2.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地方官府对关帝祭祀的推行

清代时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在行政管理上大致来说就是蒙民的归化城都统衙门(后裁撤保留归化城副都统)以及土默特旗务衙门，汉民的道、厅衙门，它们又归绥远城将军管辖，俗谓“一地二治”。无论是旗务衙门、道厅衙门还是将军衙署都对关帝祭祀颇为重视。据《土默特旗志》卷六祀典中言：“尚书通智与都统丹津诸人请建圣庙於南门外，其规制、祀典如他郡县……又建先农坛、关圣庙，列入祀典。此皆蒙旗中卓卓可传之盛事，不可以略。”[11]又据《归化城厅志》记载：“岁以春秋仲月致祭文，又五月十三日特祭，祭时并祭三代”“又于朔望行香文庙、关帝庙，行三跪九叩首礼，香烛纸随用。”[12]关帝庙也多次得到官方修复，今呼和浩特博物馆中藏有乾隆三十七年(1772)重建关圣帝君庙碑记，同治十年(1871)绥远城重修关帝庙碑记，以及道光年间(1821—1850)重修关帝庙序。据载，嘉庆十八年(1813)致祭关圣帝君祭品之费七十八两九钱(春、五月十三、秋各二十六两三钱)，同治三年(1864)和光绪九年(1883)祭关圣帝君祭品银都为63.9两(春、秋和五月十三)，这在所有的官府例行祭祀对象中关帝的祭祀仅次于孔夫子[13]。另据土默特左旗档案馆保留的和关帝祭祀有关的民国时期原始档案，可以看到管辖此地蒙古族的土默特旗政府每年都有对旗属的两座关帝庙进行年终例行布施。而且，土默特旗政府以地方政府名义对关帝的祭祀直到民国三十五年(1946)尚有档案记载，如“土默特旗政府财政科—发给祭祀关帝、文昌帝君购买祭品及各员督导禁烟旅费”。可见，这必然是清代遗留下的祭祀关帝的传统习惯在民国时期的延续(2)土默特左旗档案馆馆藏档案《发给祭祀关帝、文昌帝君购买祭品及各员督导禁烟旅费》，档号79-1946-45。。由此可见，在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地方官府对于关帝的祭祀是充满积极态度的，切实以地方官方的名义使关帝融入了本地的地方政治生活中。

(二)移民文化的带入

1.汉族移民带入关帝信仰

从16世纪开始，归化城土默特地区通过多种形式而移入的汉族人口已达数万人。到清代时，清廷的开垦政策更是吸引了大量汉族移民。山西地缘毗邻条件优越，所以移入此地的晋人最多。以晋人为代表的汉族文化习俗便在此地传播开来。正如史料记载：“邑民其先多晋产，故益多晋俗。”[14]关帝作为晋人的老乡，更是被晋人走到哪里带到哪里。正如民国包与在《西盟游记》中说：“沿途所经各地，凡晋人足迹所到之处，即有关庙存在。关庙建设之处，亦即汉人势力到达之处。”[15]由此可见，直到民国年间关帝庙在此地区尚且随处可见，可见这些关帝庙大部分必然是清代时期就已经建造的，也可以认识到汉民族强大的文化输入能力。而关帝在汉族民俗文化的不断演变中逐渐成为一个全能神，其可以福佑科举、巡查冥府、保护众生，又可以司禄命、驱邪恶、除病患，还是多种商业和手工业的行业神与保护神。迁徙土默特地区的汉人由于陌生的环境、艰苦的条件、不确定的危险性，无论是个体还是整体都需要膜拜神灵求取安慰。在汉民族信仰关帝的氛围下，一些普通蒙古牧人的生产方式由游牧变为定居农耕，也在乡间村落兴起关帝信仰的习俗。《土默特史料》记载：“土默特人与汉民杂居既久，习俗相染。崇信关羽之习，受汉文化影响恐怕是主要的。很多家庭不光为关公焚香叩拜；为他布施；而且向他许愿挂牌、问卜摇签。甚至在自家的中堂也挂关羽像，‘早晚一炉香，每日三叩首’。乡间有发生不可理解的现象，往往归因为关公显圣，以致演绎老爷庙的神话、灵验，往往不胫而走，终使其影响更加普遍。”[16]可见关帝这位被神话为祛病消灾、赐福添财、显灵护民的汉族人格神祇偶像，也融入了蒙古族居民心理，故“祭祀关公，亦为俗所重视”[17]。

2.满族驻防官兵带入关帝信仰

满人居住土默特地区最早在清康熙年间。《绥远通志稿》载：“清康熙年间，因用兵于喀尔喀，清帝曾驻跸归化城，满洲八旗兵遂分驻山后翁衮一带。迨乾隆四年(1739)，筑成绥远城，始令建威将军由山西右玉移节来此，坐镇边陲。”[18]从康熙年间八旗兵少部分驻防，到乾隆初年绥远城建成后，八旗官兵携带家属驻防此地，满族人便在此地区繁衍生息。满族在未入关之前就已经信仰关帝，奉为“关玛法”。《土默特志》载：“满族原来信奉萨满教，后来兼信佛教。里屋西墙上供有祖宗板及家谱，祖板下墙壁上有老罕(汗)王努尔哈赤骑马奔驰图，再下小木匣内供奉关公和观音。”[19]为八旗驻防官兵建造绥远城时即附建了关帝庙。《绥远旗志》载：“城内遵祀典建神祠，关帝庙一、城隍庙一、旗纛庙一、马神庙一。”[20]绥远城建有两座关帝庙，其中关帝庙街的关帝庙，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为关帝诞日，庙内要举办隆重的祭拜活动。该庙在当地民间声望极高，民间的祭拜活动则以农历五月十三日最盛。绥远城的南关帝庙是清代归、绥二城最宏伟的关帝庙之一，庙前建有戏楼，其戏楼高大、精美，居归、绥二城戏楼之首。清代时，绥远城的驻防官兵每年也都要定期进庙祭拜，平时则多以平民祭拜为主，其中尤以五月十三为重。

由此可见，在清代时期，关帝信仰在民族地区的传播以及在民族地区的融入，有汉族移民的功劳；另外，清八旗官兵在驻守民族地区的时候，也同样把关帝信仰带入了此地。满族也成为传播关帝信仰的辐射源。所以，在讨论清代时期移民对关帝信仰传播的作用时，特别是一些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也要考虑此地是否受到满族移民的影响。据李德成先生在《雍和宫与藏传佛教关公信仰的起源》一文中所说，西藏较早的日喀则关帝庙便是康熙六十年(1721)入藏平叛的清军所建，而后乾隆五十七年(1792)的拉萨关帝庙也是满族大将军福康安等奏请乾隆帝修建[21]。这些事实正如蒙古国学者达木丁苏伦所指出：“满洲人侵入蒙藏地区后，在蒙藏各地驻屯军队，大事修建关帝庙，作为驻屯军所信奉的武神。”[22]可以说，在清代关帝信仰传入一些民族地区时，反而是满族驻防官兵最先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宗教信仰文化的吸纳

隋唐以来，汉地佛教、道教就把关帝纳入了自己的神灵体系。而流行于蒙地的藏传佛教在清代时期也把关帝纳入了自己的神灵体系。于是藏传佛教寺庙也供奉关帝，这就为关帝融入蒙古人心中提供了宗教依据。在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藏传佛教格鲁派传入归化城土默特地区，成为此地蒙古人信奉的宗教。至今位于呼和浩特玉泉区的席力图召不仅建有供奉关帝的殿堂，亦且在每年的阴历五月十三日举行关公祭祀仪轨。念诵的经文为《供养关公护法》，以藏语念诵为主。经文内容程序包括皈依发愿、清净供物、献供、邀请、供祭、赞颂、忏悔、献朵玛、托付事业、送神等步骤[23]。由于资料缺乏，我们无法求证现在席力图召每年进行的关帝祭祀仪轨是否是由清代留传下来的，又是否在清代时期其他喇嘛庙也进行关帝祭祀法事。按照通常分析，应该不止一家喇嘛庙进行关帝祭祀。而清朝时期归化城土默特地区更是广建召庙，仅归、绥二城大大小小不下百余座，俗谓“七大召，八小召，七十二个免名召”，一度称为“召城”。那么，清朝时期虔诚信仰藏传佛教的蒙古人去召庙祭拜佛祖、菩萨的时候自然也要祭拜关羽这位“伽蓝菩萨”。

可以说，清统治者对关帝的推崇祭祀能够使关帝输入任何地区。但是，统治者对关帝的推崇主要出于一种思想领域的羁縻和教化，对于普通民众并没有实用主义。那么，关帝信仰想要融入该地区并且不为该地的人们排斥，特别是民族地区本身就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信仰体系，仅仅依靠政治的推行是不行的。所以说，民族地区独特的信仰传统对关帝形象的融合是关帝信仰能够进入民族地区民众心中进而流传于民族地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正如西藏民族大学陈崇凯教授在《藏传佛教地区的关帝崇拜与关帝庙考述》一文中论述：“藏族、满族、蒙古族、达斡尔族及锡伯族人民眼中，关帝主要是被当作战胜之神和家国的保护神来看待的。藏族还把关帝等同于自己的战神格萨尔王，并且流传许多关帝的传说。”[24]这样关帝也以其他民族熟悉的信仰对象而被信奉。北京大学陈岗龙教授在《内格斯尔而外关公——关公信仰在蒙古地区》一文中也专门讨论了关帝在蒙古人的心中也演化成了蒙古族史诗英雄格斯尔王[25]。看来，关帝的形象也被其他民族的人们想象加工，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了。这也进一步说明，清代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使关帝信仰在民族地区的融入达到了民族之间文化融合的层面，而关帝正是充当这一文化融合的媒介。

(四)商业庙会的兴盛

清代时期，工商业经济发达，一批商业城市兴起。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归化、绥远二城作为塞北商业繁盛之地，形成了很多商会和行社。由于关帝既是武财神，又是多种商业和手工业的行业神以及保护神，广受店铺、行社、工商会馆等供奉。且此地晋商为多，晋商之票号、商号必供关公。每逢年节，商人们不但祭祀祖宗，亦拜祭关帝。这些商会和行社为了祈求关帝的保佑和促进商品买卖，也轮流举办庙会，唱戏红火以酬神献佛。例如，“西茶坊关帝庙会每到农历的五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二十八日(正日子是二十七日)举办。届时全行业歇工，在西茶坊关帝庙酬神、祭祖火红三天，称作‘过社’。在南茶坊关帝庙和北茶坊关帝庙也附祀了其他神祇，不仅承担着自家供奉祭祀的责任，也成为其他神祇附祀、酬神唱戏、开展庙会的场所。在满人驻防的绥远城关帝庙，每年春秋两季，绥远城内满、汉官兵、商民等进庙祭典。每到五月十三日，关帝君诞辰，城内商号在庙内举办庙会，十二日、十三日、十四日在戏楼唱戏三天，热闹非凡”[26]。关帝庙会便形成了“迎祭神祇、艺能表演、商品交流三种活动，三者相辅相成衍生出了三大功能：信仰功能、娱乐功能、经济功能”[27]。所以，庙会可以说一个全民参与的活动，不管人们对关帝信奉与否都会参与这一盛会满足自己的需求。

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关帝庙会无疑是盛大的，或许是汉人占较大比重的原因。那么在其他民族地区，是否在关帝传入当地后也有关帝庙会的举办，以及关帝是否在当地产生经济上的影响，这在以后的研究中是需要深入探讨和挖掘的。还有的是晋商对于民族地区关帝信仰的传入也是商业传入的重要因素，清代时期晋商足迹遍布全国各地，对于关帝的传播与融入也是一大推力。

三、结语

清代时期归化城土默特地区融入关帝信仰，是多种因素综合推动的结果，总的来说包括清王朝的政治推行、汉地移民和满族移民的带入、宗教的推崇、商业庙会的兴盛等因素。这些因素不仅使关帝信仰融入了原住民土默特蒙古族的生活中，更加融入了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生活。由此可以从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关帝信仰多元融入分析其他民族地区关帝信仰的融入问题。首先，大一统的清王朝实现了历史上对民族地区强有力的统治，因而才能把关帝信仰以国家政令的形式推广到各个地区。对于民族地区来说，这也是清廷对其他民族进行忠君爱国的思想羁縻策略。其次，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汉族移民把内地早已盛行的关帝信仰带入此地。可见清代时期汉民族的广泛迁移也是民族地区关帝信仰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发现，驻防各地的满族官兵及其家属也同样把关帝信仰带入了当地，这一点是学界往常忽视的问题。再者，藏传佛教把关帝纳入自己的神灵体系，也是使关帝信仰融入盛行藏传佛教的民族地区的重要原因。最后，庙会是“依托宗教祭祀庆典节日等时间，在佛寺道观及其附近，集游艺、商贸、宗教于一体，群众广泛参加，延续多天的大型综合性民间活动”[28]。关帝庙会的举办使关帝融入了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生活中，更使关帝的声名妇孺皆知。

所以，关帝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符号，在清代时被全面推向了全国各地，也使关帝在一些少数民族聚集的民族地区生根发芽。正如清朝史学家赵翼在《陔余丛考》中写道：“今且南极岭北，北极寒垣，凡儿童妇女，无不震其威灵者，香火之盛将与天地同不朽。”[29]可以说，清代时期关帝信仰在民族地区的成功融入，本身就包含了许多复杂的因素，还需要学界进一步对其他民族地区进行研究，以求更加全面地认识清代时期关帝信仰在民族地区融入的多元性和独特性。总的来说，关帝信仰在民族地区的融入是在大一统清王朝下的推行下，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相互交融的结果，更是中华各个民族更进一步形成中华文化认同感、国家认同感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