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桂荣

摘 要：国际视野的培养是研究生教育的重要一环，汉语言文学研究生国际视野的培养有着其他学科所没有的特殊性、复杂性，在实际教学中要正视这种国际视野培养的挑战，有针对性地探索其独具特色的研究生国际化教育教学之路，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英语的双语教学为之提供了鲜明的个案支持，其以师生英语水平与文学研究学术技能的双重提升为教学目标。教材编选上依循经典性、原创性、挑战性原则，教学方法上将启发讨论式教学贯注到语言表达与学术观点两个层面，并以鼓励英文文献的利用、加快英文成果的产出等教研相长的方式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战略层面上有利于加快中国学术“走出去”的步伐。

关键词：双语教学;汉语言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英语;国际视野

在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的新世纪，国际视野的培养在研究生教育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在如何重视、怎样培养问题上不同学科的差别却很大。双语教学是研究生国际视野培养中的重要一环，本文以笔者多年来承担的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专业英语教学为例，谈一下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国际视野培养中的问题与对策。

一、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双语教学的尴尬

双语教学目前已在我国高校广泛推广开来，基本是以英语进行的英汉双语教学，现实基础则是英语作为国际性学术语言使用率之高，像“现代权威论文和著作90%以上是用英文发表的，70%以上的信息是由英语传播的”①，这是被众多研究者援引、论证双语教学合法化的一则信息。这些数据的真实性或可不必怀疑，但其作为文献总量的统计并不能保证对每一具体学科的有效性，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论文著作可以说90%以上是用中文发表出版，而非英语，但在目前研究生培养国际化热潮中，各高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也纷纷开设了双语教学。另外，按通行的双语教学界定，“用非母语进行部分或全部非语言学科的教学”“学校中使用外语教授非语言学科的教育”[1]，双语教学往往被视为针对“非语言学科”的外语教学，而汉语言文学专业显然也算不上纯粹的“非语言学科”。这些都使得汉语言文学专业各二级学科的专业英语教学在目前的研究生课程设置中不但是边缘化的存在，还有着其他学科所没有的特殊性、复杂性，而这也影响到了其教学资源、教学方法等课程建设层面。

从笔者熟悉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英语来看，所遭遇的疑虑主要来自这样几个层面：

（1）对教学对象的价值怀疑。专业英语教学对象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英文成果，但其成就有限，无论在质量上还是数量上均远低于汉语本土研究，优秀海外汉学成果也多有了中译本，有的还有西方意识形态印记，因此师生以英语语种对英文文献的学习被有些人视为舍近求远、避易就难的“自虐”。（2）对以英语作为教学语言是否会遮蔽汉语之美的疑虑。教学对象是对中国文学英文翻译本的研究成果，这些翻译良莠不齐，有时会损害对中文原作的理解，要想准确把握研究作品的文学性与研究对象的学术性还需要找出汉语原文来对照， 这种双语转换间的“耗损”对这门课的吸引力也会产生不良影响。（3）对提升英语语言技能与学习专业知识、锻炼学术思维难以“两全”的顾虑。学术英语难度超过一般报刊英语，而对教学材料的准确掌握是进行专业学习的前提。而若以材料理解为主，固然对语法、词汇、口语、听力等学生英语水平的提升有力，但却无益于专业知识、学术思维的锻炼，也不符合讨论式教学的研究生教育模式。但若以后者为主，对教学材料是否理解不做核查，教师就原文涉及的论点进行学理发挥，讲一些关联性专业研究问题，就会忽略学生的语言习得，有些研究生并不能完全理解原文意涵、读不完或没读材料，教学效果自会大打折扣。（4）对其“费力不讨好”的现实功用性低的疑问。专业英语对师资要求很高，一般是要有海外留学、访学或英语专业背景的现当代文学硕士导师，但也要比一般研究生课程付出更多的时间精力，但因为学术重心在国内、研究对象是国内本土文学，教师发文比拼的多是CSSCI，SSC1&AHCI与国内要求距离太远，即使在英语文献的使用率上，也不如文艺学等理论学科用得多。学生层面除了考博需要考英语，硕士就业（像做语文老师）用到学术英语的概率更低。这些实际面临的问题使得这门为响应全球化开设的课事实上成了现当代文学专业课程群中最“费力不讨好”的存在。

笔者曾对硕士研究生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英语在山东省各高校的教学情况做过系统调研，发现课程设置不一，但在研究生专业课程群中均是相对边缘化的存在。曲阜师范大学、中国海洋大学等是由英语系老师来上，英语水平高，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对接上很弱。济南大学、青岛大学等是汉语言文学专业一级学科的研究生一起来上，不再细分二级学科，内容也较笼统，难以体现专业特点。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是由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导师来上，但也存在能胜任的教师少，付出与收获差距太大，资深教授不愿上，多是一些刚刚获得任职资格的年轻导师来上的现象。而且教师频繁更换的问题也比较突出，往往是只要有了能胜任的年轻教师这门课的主讲教师就赶紧推出去。双语教学的推广在现实中并不像理论设想的那样顺利，有研究者发现，“从专业课程学习效果以及教师的反馈来看， 双语班较之普通班英语水平虽有优势， 但是学术能力没有明显提高”[2]。这种说法是有现实针对性的，不过在这些效果堪忧的疑虑中，对上述以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为代表的汉语言文学双语教学的吐槽无疑是最大的，这是令人忧虑的现象。

二、教学资源与教学方法论探讨

无论如何，研究生教育国际化是大势所趋，汉语言文学专业也不例外，专业英语课程建设则是其中重要一环。以上问题是现实存在的，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更不是不可克服的。英文形式的海外汉学研究不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占主流，不代表它们没有诸多有益的可取之处，英语语言教育与中文学术思维的培养也并不都是相互“掣肘”的反向作用，外语水平的提升更不能完全以“有用”或“无用”的现实功利性而论。关键是选择怎样的教学资源、采取怎样的教学方法，使双语教学这种“学生有机会用外语的思维构建起一種学科性的知识体系和用外语思维进行学习方式”[3]的教学理念能够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体现出来。一方面要正视教学内容的特殊性对双语教学的挑战，另一方面从中找出难点、焦点和切入点，有针对性地探索适合中国研究生的双语教学之路，以成功的教学实践化解上述疑虑才是问题的关键。笔者多年来从教学对象现实与学生接受水平现实出发，逐步摸索出了一套可行性的教学方案。

编选适当的教学材料成为专业英语上课的一种必须。目前一般的现当代文学研究生专业课是教师列出参考书目，让学生课下阅读学习，课上进行汇报、讨论等。但对于专业英语这门课来说，因为学术英语的难度，不宜在数量上列出太多，也不宜只让学生课后阅读而不做材料是否理解的考核。因此，精选教学篇目是特别重要的，笔者的编选原则有三：一是经典性原则，选择有一定学术影响力的名家代表作，让学生在对英文论文内容与形式的精读中把握海外汉学的特点是教材编选中灌注经典性原则的体现。像王德威、王斑、周蕾、田晓菲等重要海外汉学家的研究成果，尽管有的已有了中译本，但英文原作依然有着不可代替的作用，不但能学到论者卓有个性的英文表达，还有可能意外发现中译本中的某些未尽之处。比如周蕾的Women and Chinese Modernity国内已有了三联书店的中译本，但英文教学让我们意外发现了译本的某些局限，像其124页“turning around of an instinct upon its subject”的意指较为抽象，笔者引导学生结合后文reflexive （“seeing oneself”）[4]来理解，因为没有直接的中文对应词，有的学生搬用了中译本翻译，“返求回到主体自身的自我之上的施虐”、“反射性的（‘看见自身）”[5]。但在与学生讨论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结合上下文这种翻译不但烦琐、意义也不太明朗，“turning around of an instinct upon its subject”译为“返回主体自身的直觉”、reflexive（“seeing oneself”）译为与英语中特有的反身代词相联系的“反身性的（‘看见自身）”或更确切一些。该书在中国大陆推出中译本后引发了一定争议，不乏对其晦涩的批评，是与这种中文翻译不无关系的，要不是专业英语教学，笔者可能不会有这么细致的学术发现。第二，原创性原则，编选没有中译本、鲜明体现出海外英文成果相对本土研究在史料文献等层面全新开拓的研究。像王德威的Reinventing National History： Communist and Anti-Communist Fiction of the Mid-Twentieth Century[6]一文，這篇将20世纪中期中国大陆的红色经典与台湾同时期的政治小说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的论文，论述了reinventing national history（再造民族历史）的观点，是王德威“小说中国”理念的集中体现，但选择该文做阅读篇目的原因并不仅在于其所秉承的新历史主义观念，还在于它开阔了学生们的眼界.台湾20世纪50年代政治上激进、艺术上乏善可陈的那批小说已基本被历史所抛弃，但其作为史料留在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要不是这篇论文的打捞工作我们可能会遗忘那段历史。第三，颠覆或曰挑战性原则。海外汉学中的某些代表性的英文研究，将因为身处中国外围的地缘劣势转换为较少受到中国学界主流观念影响的优势，更容易对既有命题进行颠覆性论述。这部分开拓性较强的成果最能进行学术思维能力的训练。像斯坦福大学王斑的Desire and Pleasure in Revolutionary Cinema一文对红色经典《青春之歌》的解读，一改从二元论、政治话语压抑情爱话语这一主流视角切入文本，发现欲望话语在此处被纳入了崇高的美学范畴中，并作为产生政治力量的话语源泉，“将激情引向在意识形态上可接受的目标时，它们允许采用某种手段来获得情欲和情感的满足”[7]。这事实上颠覆了两种话语相背离的说法，着重挖掘二者相向而行的互动关系，欲望话语非但未被政治话语所压抑，也未被征用来服务于政治话语，而是本身成了建构、催生政治话语力量源泉的一面，学生能从这样的阅读篇目中收获良多。

这门课的资源建设还包括教学网站、学术讲座、研究生沙龙等。教学网站目前还处于构想、初创阶段。研究生学术沙龙则以学生自主交流为主，将专业英语教学中的问题带到那里进行更充分的讨论也是扩大教学现场、提高教学效果的一种方式。

教学方法上与一般的汉语课程有所不同的是，其所使用的启发性引导、讨论式教学范畴不仅仅指向学术观点层面，还包括（甚至说首要包括）对其语言表达的辨析与讨论。在语言教学层面，要引导学生特别注意学术关键词的辨析。因为学术论文基本是以书面语、理论性的方式写成，会有很多超出普通的日常阅读范围的非常见词、派生词、古词，甚至作者自造词出现，学生一般难以独立完成阅读任务，即使借助词典等工具书也不可能都理解得深透。由于双语教学并不是大学英语精读课，教师没有时间精力也没必要照顾到每一个有难度的语词，但对于那些有效表达论述主旨的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术语、关键词却有必要引导学生细致辨析与讨论。像Queer Texts， Gendered Imagination， and Popular Feminism in Chinese Web Literature[8]一文题目中Gendered Imagination中的Gendered一词，也是需要引导学生讨论的重点关键词。gender作为女性文学研究的关键词，它的中文翻译（有的译为四字词语“社会性别”，有的直接译为“性别”），以及它与通常的日常用词sex的区别和联系，本身是女性研究的一个论争的对象，也是学理上的女性主义批评崛起的一种语词上的标志。但此处用了gender的过去分词形式，gendered imagination与gender imagination有何区别，其如何体现了教学材料的论述主旨，这一系列问题已从语言层面进入到女性文学研究核心理念的学术思维层面，由词到意、以点到面，大大提升了学习效率。学术观点层面的讨论式教学则主要围绕海外汉学研究与中国主流研究的对比、其有哪些优长又体现了怎样的局限等层面。像莫言获诺奖后Anna Sun的The Diseased Language of Mo Yan一文，该文不但涉及hallucinatory realism、hysterical realism、magical realism三种不同的realism形式（没有对应的中译词，笔者引导学生自己翻译），还提出了莫言文学语言是“broken， profane， appalling， and artificial; it is shockingly banal”的尖锐观点，并将之归因于莫言受Mao-ti， revolutionary literary dogma[9]的影响。同为海外汉学研究者的查尔斯·A·罗福林撰文称，“孙笑冬这个‘病态语言命题的最大问题其实是它否认了现代中国作家的创造力”[10]。笔者亦结合自身对莫言的理解，以及莫言获诺奖前后中国大陆主流学界的观点，引导学生认真讨论、梳理了这种极端化观点的由来，提醒学生警惕海外汉学研究因为远离中国文学生成语境而来的有悖于文学史事的一面。发现材料中存在的问题能够锻炼学生进行学术研究中的批判性思维，专业英语的双语教学能在这方面发挥有效的作用。

当然，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英语是一门双语教学课，而非全英文课程，如何在不让学生感到“望而生畏”的前提下以英语语言进行教学是教师特别需要把握的一件事。笔者了解到的情形是，有的院校是由在国外拿到博士学位的教师上这门课，教师长期接受国际化的英语学术训练，几乎将课上成了全英文课，但效果并不是很好。因为教学对象是非英语专业的汉语言文学硕士生，英语水平参差不齐，目前也没有对研究生需要使用英文展开学术活动的硬性规定，教师对文本的观点阐释学生听不明白会产生厌烦情绪。笔者从教时为了提升学生的口语与听力，用英语课堂常用语组织教学，教材、课件、板书为英文，课后思考题的布置采用英语听写的方式让学生现场英语速记以提升其听和写的能力，有些问题也会让学生以英语作答。但在涉及相对复杂的学术问题阐释时会用中文，学生讨论时也是用中文，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畅所欲言，积极参与课堂互动。在课程考核层面也是灵活使用双语，有时笔者会布置并非都在课上完成的课程作业，以考查学生对篇目观点的把握，因为作业书写不限时间地点，一般要求英语完成。但在期末考试时因为是闭卷考试，不能现场查阅词典等工具书，所以在命题时，除英译汉、汉译英题目以指定语种作答外，论述题不会指定语种，学生自由选择中英文，给学生对自身学术观点的展示一个自由发挥的空间。

三、教研相长：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

教研相长，即研究生教育中教学与科研正向互动关系（而非单向度的教学或科研）的形成。教学与科研往往被视为：（1）时间上冲突、偏重一方会忽略另一方的矛盾关系，像以教师用于教学的平均时间不及科研的1/3来强调教学被科研挤压。（2）科研带动教学，掌握最新科研资讯才能搞好教学，教学是受动方。笔者所说的“教研相长”则是挑战这种传统理念，教学和科研未必都是相冲突的，教学也不一定都是在科研带动下的受動方，关键是以何种姿态、方式将备课上课的过程处理成科研发现的过程，让教学对象成为推动科研生产的源泉。如果说一般研究生课程（尤其是选修课）多是以教师熟悉的研究方向为中心、科研引导教学的倾向较明显的话，专业英语因为要在教学资源、教学设计上下太多功夫，看似烦琐笨重的资料检索或语言准备的过程也会成为有形无形的学术积累的过程。这从个人角度会逐渐提升教师的研究水平，从学科发展角度则会推动英文文献的利用频次、效率，扩大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发展的国际性视域，战略层面甚至能推动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走出去”步伐。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世界声誉日隆，在这其中，以英语为主要刊发语种的海外汉学的研究功不可没，其对中国大陆主流研究格局的冲击亦不可小觑。像有关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有人曾总结出以王德威等人为代表的海外汉学研究已创造性地提出了五种新的叙事模态，“一曰虚实相生，二曰众声喧哗，三曰以小见大，四曰回旋往复，五曰‘包括在外”[11]。这种总结并没有多少浮夸成分，因为海外汉学的这些研究成果已不同程度地为中国文学研究界所吸纳。但不可否认的是，国内研究者对这些成果的了解多是通过翻译的中介而来的，不但时间上滞后，内容上也未必都那么贴切。而英语作为一种学术语种（有别于通常认为的交际语种）在本学科国内学人的使用中还是非常低的，这显然不利于国际学术交流，也对兼容并包地吸收海外汉学成果扩大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科建设不利。在这个层面上，专业英语的课程设置无论其教学对象还是教学语言，都是深层次推动学科发展的中坚力量。亚洲有些国家的人文研究已经到了工作语言为全英文、学术平台全英文、成果考核以英文为主的地步，像笔者2016年在韩国梨花女子大学亚洲妇女研究中心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当然不必如此机械，但在非英语专业的科研人员与青年学子中鼓励英语的学术使用是必要的（海外汉学研究之所以在国际视阈上占得先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从业人员的中英双语背景），专业英语的课程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道理就在于此。

专业英语教学对个人科研能力的提升笔者有切肤体验。像对于周蕾Women and Chinese Modernity中Loving Women： Masochism， Fantasy， and the Idealization of the Mother中部分篇目的教学并不成功，学生反映不但生词多、语法绕，材料难读，观点也离我们熟悉的文本语境差别较远，新是新了，但总感觉很牵强。学生学习兴趣低，少数人还出现了逃课现象。笔者反复思考症结所在，发现这是本书全面贯注精神分析理论的一章，用施虐、受虐或弗洛伊德、拉普朗虚、德勒兹等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母爱书写与母女关系，但这种研究同中国作家的写作语境与中国读者的文化接受之间是有一定距离的。像其对冰心The First Dinner Party这篇小说的化简为繁研究，简直成了精神分析理论的注脚。这其实是海外汉学理论过剩或过度阐释的一种表征。有感于此，笔者写出了一篇英文论文On Bing Xins Maternal Love： Women and Chinese Modernity as the Case，因为批评对象是英文原发的海外汉学，以英文写作发在海外的争鸣文章能够起到更好的交流作用。而此文的写作，是与笔者的专业英语教学分不开的。又如，在梳理了不少英文版对中国当下流行文学现象的研究资料后，笔者发现海外汉学对网络文学与相关文化现象的研究已有不少，而且质量也很高，但对于中国大地上实实在在发生的其他畅销书现象，像“80后”青春文学等，关注甚少。这大概与网络文学研究在资料检索上主要借助网络有关，研究者远离中国不会构成障碍，但青春文学研究就更多需要借助本土资源。国内的青春文学研究已有不少，但差不多都是中文写成在国内期刊发表，如果是英文文章会更有利于提高这类文学的世界关注度。基于这样的想法笔者写了Patterns， Characters and Problems： Chinese Youth Literature in 21st Century， The Rising Tide of Chinese Youth Literature and its Gender Representations等青春文学论文，并与英文国际期刊Contemporary Social Sciences建立了学术联系，他们很喜欢这方面的中国文学研究，并约请我方便时在国内组稿多刊发相关成果。

笔者的几篇英文论文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大厦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却能够促使我们思考专业英语教学对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学术究竟能够起什么作用。如果以更加开放灵活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心态来学习、探讨这些海外研究成果，并在此过程中提升师生英语水平，专业英语教学甚至可以纳入到国家战略层面，即成为学术研究“走出去”、培养与世界汉学直接对话能力的重要途径。从研究生国际视野的培养这一层面上说，专业英语的双语教学有着现当代文学其他硕士课程难以比拟的资源优势。

四、对汉语言文学研究生国际视野培养的启示

汉语言文学专业国际视野的培养是双语教学的一个难点，有研究者曾言：“我们……反对把英语作为语文学科的教学语言，我们的教学目的是让学生在掌握自己母语（汉语）的基础上，熟悉掌握英语”[12]。是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国际视野培养有着其他学科所没有的特殊性、复杂性，但以此漠视、放弃其国际视野培养的态度更不可取。笔者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英语教学如果说取得了一定经验的话（2018年底被纳入山东省研究生教育优质课程建设项目），其对汉语言文学研究生国际视野培养的启示主要体现在这样几点：

（1）对提升非英语专业师生学术英语水平的强调不能以挤压母语为代价，对中英学术成果中范式体例的差异不能以先入为主的成见做人为的价值判断。国际视野培养过程中语言使用也好、观点阐释也罢，一切从有利于双语教学效果的达成与学术目标的实现出发尤为重要，且不可将其当成话语宰制与反宰制的阵地。像有些熟悉海外学术体制的教师不但大秀英语水平，还不断在课堂上吐槽国内学术环境，这对于教学效果的达成并无益处，只会增加师生对立与学生的反感。至于国内外、中文成果与英文成果間学术体例、范式等形式上的差异，教师以心平气和的心态如实指出，引导学生注意即可，不能以厚此薄彼的人为成见做简单判断，并将情绪化的东西传递给学生。像英文著作的参考文献一般是以写作者名字的字母顺序为序，中文成果则往往以作者认为的重要程度为序;注释层面英文成果会将作者名、年代、页码放于文中，中文放于文末或页下角者居多，这只是学术习惯的不同。

（2）对域外学术成果的吸收借鉴是在自身学科建设为主体的前提之下进行的，对其局限疏漏的一面要有“且学且批”的反思意识，并在与之争鸣的过程中发出中国学术的声音。海外汉学的研究既有长于理论建设与文学性探讨的优长，又有远离文本地缘、乡缘空间而来的价值隔膜的局限，教学中只能进行批判性吸收，以自身学科建设为主体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双语教学永远不能放弃的核心理念。像对于从夏志清1961年《中国现代小说史》开始在海外汉学中影响深远的对文学“感时忧国”（obsession with China） 传统的批判，必须一方面厘清其话语渊源、在不同时段文学研究中的体现或变体，另一面指明其与中国大陆主流学界的争鸣、互动方式，及其近年来观点异动的新发展等。在“且学且批”、与域外观点碰撞中将中国学术的声音传向世界，是中国学人的一个文化愿景，也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双语教学中需要提醒研究生特别注意的一点。

（3）对专业英语的教学语言及专业研究成果的学术评价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倡导不能损伤不同专业的学科特点，要为后者预留一定弹性空间。研究生教育国际化是与科研成果的学术评价国际化联系在一起的，其价值理念是符合时代发展规律的。但不能做机械的“一刀切”式处理，汉语言文学研究生国际化教育绝非以放弃母语为代价，而是在了解国际学术动态“知己知彼”前提下更好地提升中国学术对世界的影响力。对于双语教学中通行的“用外语思维进行学习和研究”的原则汉语言文学专业可以保留一定弹性空间，在学术评价机制的制定和实施上也要允许人文学科一定程度的弹性化处理。鉴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国际视野培养的特殊性，有关部门可出台具体政策予以特别鼓励或扶持。

（4）对于研究生国际视野的培养，专业英语教学是重要途径，但并不是唯一的，公开课、文献报告、期刊网站、人员互动等都是其他有效方式。如果说留学、访学、英文学术文献或学术报告目前已为国内高校所熟知，跨文化、跨语言人员交流也较为常见的话，笔者在这里想主要谈一下公开课、英文学术期刊的建设。大规模开放的在线课程目前已很多， 据称2018年上半年我国上线慕课数量已达5000门，主要以网易公开课、腾讯新闻经典课堂等为传播平台，学习者已突破1100万人次，但在这蔚为大观的线上课程中各学科的专业英语课程寥寥无几，这对于要提升学术英语的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莫大的缺憾。因为只有这样的课程才能既学到了专业学术知识，又提高了英语水平，笔者认为可以选择优秀的专业英语课程上线开放。还如英文期刊建设也是推动中国学术走出国门、与世界直接对话的重要途径。笔者认为可以适当地发展英文版期刊，像汉语言文学专业业内公信力高的《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增设英文版，一方面可以提升国内学者英文写作能力，另一方面提高中国成果在世界上的检索、引用率，有利于加快中国学术“走出去”的步伐。

注释：

① 有多篇论文将这一数据作为双语教学合法性的重要依据，见袁飞、杨合现、强晓风、郑筱春、何丹、刘毓等人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庄建东、曾勇进、李思.双语教学的理论探讨及其应用[J].心智与计算，2010（1）：8-13.

[2]田雪琴.基于“课语整合式学习”的双语教学模式创新研究[J].智库时代，2019（10）：210-212.

[3]吴平.五年来的双语教学研究述评[J].中国大学教学，2007（1）：37-45.

[4]Rey Chow. Women and Chinese Modernity： The Politics of Reading Between West and East.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1：124.

[5] [美]周蕾.妇女与中国现代性：西方与东方之间的阅读政治[M].蔡青松，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190.

[6]David Der-Wei Wang. Reinventing National History： Communist and Anti-Communist Fiction of the Mid-Twentieth Century in Chinese Literature. Pang-Yuan Chi and David Der-Wei Wang. In the Second Half of A Modern Century： A Critical Servey. edited b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0：39-65 .

[7]Ban Wang. The Sublime Figure of History： Aesthetics and Politics in 20th Century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135.

[8]Ling Yang and Yanrui Xu. Queer texts， gender imagination， and popular feminism in Chinese web literature. Elisabeth L. Engebretsen and William F. Schroeder. ed. Queer/Tongzhi China-new perspectives on research， activism and media cultures. Copenhagen： NIAS Press， 2015..

[9]Anna Sun. The Diseased Language of Mo. The Kenyon Review. Fall， 2012. Yanhttps：//www.kenyonreview.org/kr-online-issue/2012-fall/selections/anna-sun-656342/

[10]查爾斯·A.罗福林说莫言[OL].https：//mp.weixin.

qq.com/s？__biz=MzA5MTY0MjgzMA%3D%3D&idx=1&mid=200541560&scene=21&sn=4a42be37d908a375ca2ab6c75c5c19d8.

[11]汤拥华.通向“后历史时期”的文学史写作[J].汉语言文学研究，2018（2）：16-21.

[12]杨合现.试析高等学校双语教学的意义及存在问题[J].中国校外教育，2010（18）：81-82.

[本文为山东省研究生教育优质课程建设项目“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英语”（SDYKC18045）、山东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青春文学阅读与初中生作文能力培养研究”（YZ2019049）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陈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