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大忠

(杭州师范大学木心研究中心，浙江 杭州310000；桐乡市高级中学，浙江 桐乡 314500)

梁山好汉所在的水泊大寨，四面都是茫茫烟水。正是仗着这种天然的位置优势，官军征讨梁山泊屡屡失败，因为找不到攻击梁山的突破口。据《水浒传》记载，梁山大寨仅有两处上岸的滩涂，分别是金山滩与鸭嘴滩。那么，金沙滩与鸭嘴滩究竟在梁山大寨的哪个位置？这两处位置确定后，又会与小说情节有什么联系？

一、金沙滩与鸭嘴滩位置的确立及由此产生的方位混乱

马幼垣先生曾根据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时的职务分配与人员调配，绘制出《梁山部署行政防务单位示意图》，将金山滩的位置确定在水泊梁山的正南面[1]；至于鸭嘴滩的位置，则没有标注。

《水浒传》写众好汉上梁山，或擒获对手上梁山(例如擒获高俅)，或招安时朝廷官员上梁山(例如陈宗善、宿元景和张叔夜等)，绝大多数都是先跨过茫茫水泊，然后从金沙滩上岸；离开梁山大寨，也从金山滩出发，跨过水泊到达对岸。至于从鸭嘴滩上岸，小说中仅仅有两处提及。一处是杨雄、石秀从蓟州投奔梁山，就从鸭嘴滩上岸的；另外一处就是呼延灼征讨梁山时，利用连环马的威力，将梁山大军冲得七零八落。“那连环马直赶到水边，乱箭射来，船上却有傍牌遮护，不能损伤，慌忙把船棹到鸭嘴滩头，尽行上岸，就水寨里整点人马，折其大半，却喜众头领都全。”(第五十五回。中华书局2011年版，文中所引内容，皆出此版本)此处梁山好汉吃败仗后，也是从鸭嘴滩上岸的。

先来确定一下鸭嘴滩的位置。杨雄、石秀从蓟州投奔梁山，在石勇酒店里吃了分例酒：

石勇随即叫酒保置办分例酒来相待，推开后面水亭上窗子，拽起弓，放了一枝响箭。只见对港芦苇丛中，早有小喽啰摇过船来。石勇便邀二位上岸，直送到鸭嘴滩上岸(第四十七回)。

石勇的酒店位于哪里？《水浒传》第四十四回说到李云和朱富上梁山后，梁山进行了一次人事大调整。原先接待众好汉上山的酒店仅有朱贵一处，现在调整为四处，其中“令石勇也带十来个伴当，去北山那里开店”，可见石勇的酒店位于“北山”，就是在梁山大寨北面的隔水之岸，即位于梁山的北边。

杨雄、石秀从蓟州出发前往梁山，蓟州即今北京市东北的蓟县，该地接近长城，离梁山颇远。从方位上看，蓟州在梁山的东北偏西方向，杨雄、石秀从东北向的蓟州沿着西南走向前往郓城梁山泊，无论到达梁山的东面、北面或是东北面，都是合理的。石勇酒店就在梁山的北面，杨雄与石秀首先到达这个酒店，然后渡过水泊经过鸭嘴滩上梁山，从情节上看没有任何问题，由此也可以看出鸭嘴滩就在梁山的北面。

再来看看鸭嘴滩所对水面的宽度。小说第五十五回，呼延灼大摆连环马击败梁山后，苦于无法渡水，就从东京调来炮手凌振用大炮隔着水面轰击梁山大寨，凌振的火炮一直打到鸭嘴滩边的小寨上。由此可见就围绕梁山大寨的茫茫水面来说，地处梁山北面的鸭嘴滩与北边陆地之间的水面距离最短，因为凌振既然要轰击梁山大寨，当然要找一个水面距离最短的位置才尽可能接近梁山，将火炮的威力发挥到极致，从而最大程度对梁山造成破坏与震慑。

根据以上情节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鸭嘴滩在梁山的北面，并且此处距离梁山之外的水面最为狭窄。这是没有疑问的。

再来看一看金沙滩的位置。如果真如马幼垣先生绘制的《梁山部署行政防务单位示意图》所示金沙滩在梁山大寨的南面，就会产生一些莫名其妙的情况：

(一)《水浒传》第四十二回公孙胜因思念老母在蓟州，于是回去探亲，小说中明言公孙胜“打个稽首，别了众人，过金沙滩便行，望蓟州去了”。

公孙胜与杨雄都是蓟州人，蓟州在梁山的东北方向，公孙胜前往蓟州，当然应该先从北面的鸭嘴滩渡过这段最狭窄的水面然后再往东北方向行走才最为经济。他何以要先到梁山的正南面从金沙滩渡水然后绕一个大弯转到梁山的北面再前往蓟州？这种舍而求其次的做法岂不是显示出公孙胜的智商似乎大成问题?

(二)同样的道理，大名府的卢俊义被吴用赚上梁山，不愿落草为寇，于是梁山将其送走，“宋江等众头领直送过金沙滩，作别自回。”(第六十二回)北宋时，以大名府为北京，府治在今河北省大名县。从方位上看，大名府在梁山的西北方向，归心似箭的卢俊义又怎么可能先前往梁山南面的金沙滩，渡水后从南边陆地再围绕茫茫水面绕到西北方向前往大名府？他也应该从鸭嘴滩渡水后再直接往西北方向投大名府才是。

那么，到底是《水浒传》的描述有问题，还是马幼垣先生“金沙滩在水泊梁山的南面”这一论断有问题呢？

金沙滩始终与旱地忽律朱贵有着密切的关系。从金沙滩上岸的好汉投奔梁山，一般都是先停留于朱贵酒店。因此，只要弄清楚了朱贵酒店的位置，就可以看出金沙滩究竟在水泊梁山的哪个方向。

《水浒传》中初次说到朱贵酒店，是林冲投奔梁山时，但小说中没有说明朱贵酒店究竟在梁山的哪个方位。在梁山之后的历次人事调整中，就多次说到朱贵酒店的位置。

(一)由于朱贵与李逵是同乡，李逵下山接老娘时，宋江不放心，就让朱贵随后跟随李逵以防意外。朱贵就将酒店交给侯建、石勇暂管，朱贵、李逵回山后，“还请朱贵仍复掌管山东酒店，替回石勇、侯建。”(第四十四回)这就说明朱贵的酒店实际上在梁山的“山东”，即东面，“仍复掌管山东酒店”说明朱贵之前掌管的就是梁山东面的酒店。

(二)梁山打下祝家庄之后，进行了一次人事调整。吴用“再令时迁去帮助石勇，乐和去帮助朱贵”(第五十一回)，这里没有说到朱贵酒店位置的变化，仅仅说朱贵多了一个帮手乐和而已。朱贵的酒店在梁山东面没变。

(三)梁山打下青州回到山寨，因好汉人数大增，又进行了一次人事调整，“山东路酒店，依旧朱贵、乐和。”(第五十八回)——朱贵酒店仍旧在梁山的东面。

(四)晁盖死后，山寨不可一日无主，宋江暂代大头领，于是重新进行人事调整。“山下四路作眼酒店，原拨定朱贵、乐和、时迁、李立、孙新、顾大嫂、张青、孙二娘，已自定数。”(第六十回)“已自定数”，说明朱贵酒店位置照旧——在梁山的东面。

(五)梁山泊英雄大聚义，朱贵的酒店位置终于发生变化了。“南山酒店，旱地忽律朱贵、鬼脸儿杜兴。”(第七十一回)朱贵由原先掌管梁山东面的酒店成为掌管梁山南面的酒店了，东山酒店改由孙兴、顾大嫂夫妻掌管。

耐人寻味的是，以英雄大聚义为界，之前说到众好汉从金沙滩上岸，小说中往往直接交代先停留于朱贵酒店，即“山东”酒店。例如花荣、秦明等人反出青州投奔梁山(第三十五回)、梁山好汉江州劫法场救下宋江与戴宗，碎割黄文炳后返回梁山(第四十一回)、雷横从东昌府公干回郓城途中短暂停留于梁山泊叙旧(第五十一回)，无不如此。可是大聚义之后情况就不同了。大聚义之后常说到擒获对手上梁山(例如擒获高俅)，或者招安时朝廷官员上梁山(例如陈宗善、宿元景和张叔夜等)，虽然无一不是经过金沙滩上岸，却再也没有说先停留于朱贵酒店。《水浒传》这样处理是有道理的，因为此时朱贵酒店已经转移到“南山”去了，已经远离梁山东面的金沙滩。由此可见：金沙滩的确在梁山的东面而并非如马幼垣先生所说在梁山的南面。马幼垣先生之所以认为金沙滩在梁山的南面，显然是受到大聚义时梁山人事分配的影响而没有注意到之前朱贵酒店的位置始终在梁山东面的细节说明。

金沙滩在梁山大寨的东面，鸭嘴滩在梁山大寨的北面，梁山只有这两个上岸地点，南面与西面都没有可以上岸的地方。这都没有疑义。那我们来看看众位好汉从金沙滩上岸或从金沙滩出发的情况。

(一)林冲从沧州投奔梁山，先停留于朱贵酒店，然后在金沙滩上岸。沧州北宋时属河北东路，州治在今河北省沧县。从方位上看，沧州在梁山的东北方向，林冲从梁山东面的金沙滩上岸没有问题。

(二)花荣、秦明、黄信等人从青州投奔梁山，也是从金沙滩上岸。青州北宋时属京东东路，州治在今山东省益都县。从方位上看，青州也在梁山的东北方向，花荣等人从梁山东面的金沙滩上岸也适得其所。

(三)樊瑞、项充、李衮被梁山降服后从徐州芒砀山投奔梁山，也是从金沙滩上岸。徐州北宋时属京东西路，州治在今江苏省铜山县。徐州在梁山的东南方向，樊瑞等人从梁山东面的金沙滩上岸，也没有什么问题。

(四)李逵从金沙滩出发前往家乡沂州沂水县接老娘。北宋时，沂州属京东东路，州治在今山东省临沂县。沂水县即今山东省沂水县。沂州几乎处在梁山的正东位置，李逵从梁山东面的金沙滩出发前往家乡更是无可置疑。

以上都是梁山好汉途径金沙滩的事例，方位上都没有出现明显的偏差，但由金沙滩衍生出的明显方位上的错误更是数不胜数：

(一)宋江在江州题了反诗，被黄文炳告发，身陷囹圄。蔡九知府命戴宗带了两个信笼和一封书信，从江州出发前往东京蔡太师处，询问如何处置宋江。结果戴宗在梁山朱贵酒店被蒙汗药麻倒，几乎被做成了人肉包子。朱贵后从宣牌得知此人就是军师吴用的至爱相识神行太保戴宗，于是将戴宗救醒，“朱贵便同戴宗带了信笼下船，到金沙滩上岸，引到大寨。”

这里的方位可谓错得过于离谱。江州即今天的江西九江，在水泊梁山的正南稍偏东；东京是北宋首都，即今天的河南开封，在水泊梁山的西南方向；江州又在东京的东南方向。梁山、东京和九江正好类似一个三角形的三个顶点。戴宗从江州前往西北方向的东京，怎么可能先向北跑到水泊梁山东面的朱贵酒店，并且还渡过金沙滩在梁山逗留了几日，然后再由梁山向西南方向折向东京？

(二)《水浒传》第四十二回众好汉江州劫法场，将宋江救上梁山做了二头领，宋江害怕连累到家乡郓城的老父宋太公，加上思念老父，便不顾自身危险前往郓城搬取老父上山。“当日苦留不住。宋江坚执要行，便取个毡笠带了，提条短棒，腰带利刃，便下山去。众头领送过金沙滩自回。且说宋江过了渡，到朱贵酒店里上岸，出大路投郓城县来。”

郓城就在梁山的西南方向。按照常理，宋江回郓城，应当走梁山北面的鸭嘴滩才是。相对于东面的金沙滩而言，这里不仅离郓城距离近，而且水面相对狭窄。宋江回家搬取老父的心情是十分迫切的，迫切到连众人都“苦留不住”，那么，他为什么舍近求远，不走鸭嘴滩，而偏偏要先跑到东面的金沙滩，然后转个大弯再前往郓城呢？

(三)大名府在梁山的西北方向，被赚上梁山的大名府员外卢俊义归心似箭，却放着梁山北面距对岸水面最狭窄的鸭嘴滩不走，偏要先从梁山东面的金沙滩渡过更加广阔的水面前往梁山的东面，然后绕一个大弯再折向西北前往大名府，仍旧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四)《水浒传》第六十七回蔡京保举凌州的单廷圭、魏定国从凌州起兵攻打梁山，关胜对宋江说：“小弟不才，愿借五千军兵，不等他二将起行，先在凌州路上接住。”“次日，宋江与众头领在金沙滩寨前饯行，关胜三人引兵去了。”

(五)《水浒传》第六十七回关胜等人下山前往凌州迎战单廷圭与魏定国，吴用不放心关胜，就派林冲、杨志等人领兵下山相助，李逵嚷着要去，宋江不允许。结果李逵偷跑下山，前往凌州，因肚饥跑到梁山所开的酒店白吃白喝，遭到韩伯龙的喝斥。小说中交代：

原来韩伯龙曾在江湖上打家劫舍，要来上梁山泊入伙，却投奔了旱地忽律朱贵，要他引见宋江。因是宋公明生发背疮，在寨中又调兵遣将，多忙少闲，不曾见得。朱贵权且教他在村中卖酒。

宋江生发背疮是在攻打大名府的时候，此时梁山好汉尚没有大聚义，朱贵仍旧在东山酒店，韩伯龙就是此时投奔宋江并被朱贵安排在村中卖酒的。可见李逵吃酒的酒店就是在梁山的东面，正位于梁山大寨金山滩的对岸。李逵来此吃酒，当然要先从金沙滩渡水跨过水面，然后再前往凌州。这条线路与关胜等人下山所走路线完全一致，如同前文所说，是很不经济的一条线路，荒谬无比，因为都要转大弯。

总而言之，与位于梁山北面的鸭嘴滩相比，《水浒传》将更多的笔墨放在了对梁山东面的金沙滩的描述上。从方位角度来看，联系金沙滩与鸭嘴滩产生的一些情节显得合情合理，但错谬之处更是数不胜数，甚至可谓一塌糊涂。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

二、从金沙滩与鸭嘴滩的位置得出的启示

从《水浒传》的具体情节推断出金沙滩与鸭嘴滩的位置，然后联系这两处位置再来推论小说中方位上的合理与不合理之处。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启示：

(一)围绕金沙滩与鸭嘴滩衍生出来的一系列方位上的错误就是《水浒传》特殊的成书过程导致情节无法圆融的特征体现。

自南宋后期水浒故事兴起后，众好汉的故事频频出现于笔记、杂剧、戏曲和口头故事当中并代代流传。到了明代中期，某天才巨匠对这些水浒故事加以整理、融会贯通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适当加工创造，成为今天所见的《水浒传》。然而，在糅合、创造各类水浒好汉故事的时候，面对内容千差万别甚至完全相异的各类人物传奇，要想将它们全部纳入一部专著并且在内容上前后连贯相承，弥合得天衣无缝，实在是勉为其难。正如马幼垣先生所说：“初期的发展既是通过不同文体、媒介、地域和人手去进行，差异、重复、欠规律、不平均发展，甚至互相矛盾，绝对不能避免。”[3]“如果《水浒》是一人一时(甚至二人二时)之作，情节的前后不连贯、述事颠次、内容矛盾这类毛病起码是不会太多的。反过来说，假如《水浒》出于长期演易，参与者随意增删凑改，最后的编书人本领再高明，各种凑合的痕迹也还是无可能掩盖干净的。”[4]这也是《水浒传》在情节上出现各种各样问题的原因。围绕金沙滩与鸭嘴滩衍生出来的一系列方位上的错误可谓这种现象的典型之一。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水浒传》真如一些学者所说，是施耐庵以自身经历、天下情势或对社会背景的感悟为基础，身居书斋自我创作而成，而不是对先前传世的各类相同、略同、相异甚至自相矛盾的水浒故事进行增删并改、融会贯通、直至最后完全成书，《水浒传》中是绝不会出现一系列莫名其妙的错误的。因为既然是自我创作，作者当然要事先确定故事的大致框架与脉络，然后对各个细节进行必要的推敲与修饰，力求情节合情合理。如此就不会出现层出不穷的讹谬或值得商榷之处(当然也偶然会因为疏忽而出现错谬)。围绕金沙滩与鸭嘴滩的位置出现的种种方位上的毛病则与这种情况完全背道而驰，正从反面说明了《水浒传》特殊的成书过程。

(二)由金沙滩与鸭嘴滩衍生出来的一些方位上的问题可以佐证历史上的宋江起义实际上与梁山泊无关。

③规范操作:在采血工作中,护理人员应具有娴熟的专业技能和丰富的工作经验,规范进行采血操作,避免出现疏漏和差错。护理人员需要定期接受培训,不断提高其专业技能水平。加强对采血器械和设备的检查,并做好日常的维护工作,确保其性能良好。在采血的过程中,检查穿刺部位皮肤、血管状况和肢体活动度。系止血带,并叮嘱献血者握拳,对穿刺部位皮肤进行消毒,缓慢穿刺进针,并固定针头。护理人员应主动问询献血者的感受,如存在明显不适症状,则需要停止采血。完成采血后,指导献血者压迫止血方法。

梁山泊在宋时被称为梁山泺，又名大野陂，本来是个很小的湖泊，大约在晋开运，宋代开禧、熙宁年间三次黄河大决口后，合汴、曹、单、濮、郓、澶、齐、徐数州所灌之水，形成了方圆八百余里的大湖泊。从韩琦的《过梁山泊》可以看出当时梁山泺烟波浩渺，茫无涯际：“巨泽渺无际，斋船度日撑。渔人骇铙吹，水鸟背旗旌。蒲密遮如港，山遥势似彭。不知莲荠里，白昼苦蚊虻。”但到了南宋初年(即金大定二十一年，宋孝宗淳熙八年前后)，由于黄河改道，当年一眼望不到边的梁山泊很大一部分已经逐渐干涸直至退化为陆地了。时至今日，水面更是少见。

如果《水浒传》所述宋江率领107位好汉据守梁山大寨抗拒朝廷的故事以及众位好汉的英雄传奇是真实的，就会由金沙滩衍生出无法理解的问题。

前文已经说过，梁山好汉曾经过多次人事调整，由原先朱贵掌管的唯一一处东山酒店扩大为东南西北四处全部都有酒店。其中“山南”酒店的变迁为：第四十四回说到李云和朱富上梁山后，梁山进行了一次人事大调整，其中“令李立带十数个火家去山南边那里开店”；第五十八回梁山打下青州后，“山南路酒店，仍令孙新、顾大嫂夫妻看守。”第六十回晁盖死后，“山下四路作眼酒店，原拨定朱贵、乐和、时迁、李立、孙新、顾大嫂、张青、孙二娘，已自定数。”“已自定数”说明孙新、顾大嫂夫妻二人的酒店仍旧在“山南”；第七十一回大聚义，朱贵开始掌管“山南”酒店了。

也就是说，从李云、朱富上梁山开始，与梁山大寨隔水相对的南面，始终是有酒店存在的。第五十八回孔亮从青州来到梁山泊求救，正是先来到地处山南的李立酒店，“二人饮罢分例酒，随即开窗，就水亭上放了一枝响箭，见对港芦苇深处，早有小喽啰棹过船来。到水亭下。李立便请孔亮下了船，一同摇到金沙滩上岸，却上关来。”

如果将《水浒传》所述看作事实的话，破绽就出现了：从两宋地图上看，北宋时候的梁山泺形似人的右肾，南北狭长，梁山就在茫茫水泊的最北边，梁山的南边则是茫茫的水面，一直抵达南边的济州。人站在梁山上是无法看到水泊的南岸的，因为距离实在太遥远了(见下图所示)。

(摘自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年版《中国历史地图集》北宋京东东路、京东西路图)

李立所开的酒店既然在“山南”，也就是与梁山隔水相对的大湖的南岸，从南岸朝梁山方向放出响箭，怎么也不可能射到对港芦苇深处，因为距离实在过于遥远；退一万步说，就算李立放出的响箭能够射到对港，小喽啰从金沙滩摇船穿过茫茫水面到水泊南岸接孔亮，中途也要花费好几天的时间；在南岸接到孔亮后载着孔亮再次跨过茫茫水面，又要花费好几天的时间才能到达梁山。可是在小说中我们却丝毫看不出这段水面有过于宽阔的迹象。再者，小喽啰从水泊南岸载着孔亮前往梁山，最经济的路线当然是直接登陆梁山南岸，又怎么可能先绕到梁山东岸的金沙滩然后再上岸登陆？

所以说，若联系山东的梁山泊在北宋的具体情况来看，此处孔亮从梁山好汉开设的“山南”酒店跨过茫茫水泊然后登陆金沙滩上梁山，就会显得不可思议。此类描述与《水浒传》的情节产生了圆凿方枘的不相圆融之处。这就从一个较小的角度显示出《水浒传》所述绝非客观情境的体现。

而今天有的学者，往往将历史上的宋江与朝廷对抗的故事完全与《水浒传》中的情节等同起来，甚至将《水浒传》中的故事看作历史上的真人真事。这种荒谬的看法遭到一些学者的质疑[5]，更遭到马幼垣先生的痛斥：“视《水浒》为昔日宋江‘农民起义’真人真事的记录，因而信口雌黄、自欺欺人者，近来竟在有司只求热闹、不及效果的鼓励下成为《水浒》研究的一大特色。”[6]由金沙滩与鸭嘴滩衍生出来的一些与梁山酒店位置有关的情节根本经不起推敲，与客观史实相悖，这可以作为历史上宋江等人的活动实际上与梁山泊无关的重要证据之一。

(三)由金沙滩与鸭嘴滩的位置产生的一系列方位上的问题，还可对探索《水浒传》作者的身份提供有益的启示。

《水浒传》的作者究竟是谁？从明人的记载来看，无一例外都说是“钱塘施耐庵”“武林施某”或“越人施某”，也就是说，这个施耐庵是个不折不扣的杭州人。这一点明人对此毫无疑义。由于这个《水浒传》作者在历史上留下的可供探索的资料实在是少之又少，要具体深入地弄清他的籍贯问题，单纯地从《水浒传》外部的一些资料来判断，虽然有着一定的意义，但那是远远不够的；如果能够将《水浒传》内部体现出来的种种特征结合在一起综合考量，不失为一种探索《水浒传》作者籍贯的较为科学稳妥的方法。

马成生先生的《杭州与水浒》，从《水浒传》中的地理态势描写、气候风物描写与方言、土语三个方面无可辩驳地考证出：《水浒传》作者长期生活于杭州。仅就地理态势的描写来看，马先生举了长江以北在地理方位上错的一塌糊涂的17个事例和长江以南正确无误的8个事例，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水浒传》作者不熟悉长江以北的地理态势，而是很熟悉江南尤其是杭州一带的地理态势。这就非常有力地表明一件事实：这位《水浒传》作者钱塘施耐庵必然是长期生活在杭州。”[7]

《水浒传》描写长江以北的地理方位一塌糊涂，成为判断作者籍贯的重要依据。包括金沙滩与鸭嘴滩的水泊梁山北宋时属于京东西路，当然属于长江以北地区；由金沙滩与鸭嘴滩的位置衍生出的与《水浒传》故事有关的地理方位态势，虽然有一部分是正确的，但更多的则是令人无法理解的错谬。《水浒传》讲述的是北宋时候的事，作者当然要力求小说中的名物制度、人情风俗、法律文化等社会因素尽量与北宋时期相吻合，以求最大限度地展示出事件的客观性与真实性。这也是《水浒传》中与金沙滩、鸭嘴滩的位置有关的地理方位有一小部分是正确的缘故；但不可置疑的是，尽管作者已尽己所能试图显示事情的真实性，但对长江以北地理方位的陌生还是导致了与金沙滩、鸭嘴滩的方位有关的情节漏洞仍旧不可避免的大量产生。这就从一个较小的角度间接为马成生先生“《水浒传》作者钱塘施耐庵必然是长期生活在杭州”的结论增添了一层重要证据

或许有的读者会认为：《水浒传》是小说，小说在情节上是允许虚构的。出现方位上的错误只是小说虚构的结果，是为了行文的需要。不能将其作为判断《水浒传》作者籍贯的证据。此论似乎有理，但正如马幼垣先生所说：“《水浒》不是史书，人地可以出于想象。但《水浒》写实，不是神幻小说，书中杜撰的成分自然得配合真实的构架。”[8]马成生先生也说：“不错，艺术作品，虚构而成，作者自可展开想象翅膀，自由驰骋；但是，《水浒传》中的上述地名，全是实实在在的地名，其东西南北有关态势，全是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着的，人所周知的。这样，作者运用起来，就必须遵守现实存在着的种种关系，受着实际条件的制约，不能任意点染，随便安排。”[9]以小说的行文需要试图解释与金沙滩与鸭嘴滩位置有关的情节错误是经不起推敲的。

《水浒传》特殊的成书过程导致其情节必然会出现大量问题，或自相矛盾，或违背常理，或交代不明，或照应不周。由金沙滩与鸭嘴滩的位置衍生出来的一系列方位上的错误正可管中窥豹地显示出《水浒传》的这些情节特征；同时，作为以历代水浒故事为成书基础的累积型名著，《水浒传》是英雄传奇，是小说，绝非客观历史事实的映射与记录，那种将《水浒传》当作史实来看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将历史上的梁山泊与《水浒传》的具体情节相观照，就会出现小说情节与史实全然不符的龃龉之处。这可从由金沙滩与鸭嘴滩的位置衍生出的故事情节与具体史实体现出来的矛盾中得到鲜明的体现。同时，《水浒传》中由金沙滩与鸭嘴滩衍生出来的方位上的错误，正可从一个较为新颖的角度为探索《水浒传》作者的籍贯、身份间接提供有力的证据。

注释：

这里又出现了位置上的错误：《水浒传》第四十回说山南路酒店本由李立掌管，第五十八回却莫名其妙地说“山南路酒店，仍令孙新、顾大嫂夫妻看守”。“仍令”二字，说明之前的山南路酒店是孙新夫妇掌管的。这与之前所说此处由李立掌管相互矛盾。这又是由《水浒传》特殊的成书过程导致情节无法圆融的特征体现之一。

此类情况的代表之作，有王珏、李殿元《水浒传中裂痕之谜》，见《〈水浒传〉中的悬案》350—35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马成生《杭州是〈水浒传〉作者长期生活的地方(一)》，指出《水浒传》中对长江以北的地理态势、气候物象全然不熟，谬误连连，见《杭州与水浒》61—10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10月版；马幼垣《混沌乾坤：从气象看〈水浒传〉的作者问题》，也指出《水浒传》作者对北方气候物象的隔膜，见《水浒论衡》167—174页，三联书店，2007年8月；马幼垣先生指出《水浒传》情节疏漏的文章尚有《水泊环境屏护梁山说的大破绽》，见《水浒二论》398—399页，三联书店，2007年8月版；李建华《〈水浒〉指瑕二十谈(上)》，《菏泽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水浒〉指瑕二十谈(下)》，《菏泽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杨大忠《〈水浒传〉作者非进士身份补证》，《〈水浒传〉情节指瑕》，见《水浒论议》209—226，470—495页，中国戏剧出版社，2013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