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铿，李红辉，张玉，苏林雁

（1.广西柳州市潭中人民医院 儿童康复科，广西 柳州 545005；2.广西柳州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广西 柳州 545001；3.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精神卫生研究所，湖南 长沙 410011）

0 引言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亦称为儿童多动症，学龄期儿童的患病率为3%-5%[2]。其主要表现为与年龄不相称的注意力易分散，注意广度缩小，不分场合的过度活动和情绪冲动，并伴有认知障碍和学习困难。ADHD常共患学习障碍、对立违抗障碍、情绪障碍及适应障碍等，对患儿的学业、职业和社会生活等方面产生广泛而消极的影响[1]。

早期识别ADHD儿童可以进行早期干预，达到降低治疗难度与成本、减少ADHD对儿童的负面影响（如行为问题、学习困难、人际交往问题等）[1]。小学教师处于教育第一线，是早期识别ADHD的主要人选[3]。教师了解ADHD相关知识，对早期识别及早期干预有重要意义。我国对于教师在ADHD的诊断及干预中的研究较缺乏，仅见上海金文岚等对上海中小学教师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知晓率的调查[4]。本研究调查广西少数民族（瑶族地区）小学教师对ADHD相关知识的知晓程度，为今后该地区乃至全国宣传与推广ADHD相关知识、开展诊断及治疗提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调查地区概况。金秀瑶族自治县地处广西中东部的大瑶山，属于经济欠发达的少数民族地区。

1.2 研究对象。2018年3-4月对广西金秀县民族小学全体任课教师进行调查。共发放问卷65份，回收有效问卷65份，回收率为100%，其中男4人（6.2%），女61人（93.8%），平均年龄（42.26±7.01）岁，平均工作年限（22.02±7.7）年。参加调查的教师中，年龄≤45岁43人（66.2%），＞45岁22人（33.8%）；男性4人（6.2%），女性61人（93.8%）；瑶族40人（61.5%），壮族17人（26.2%），汉族8人（12.3%）；文化程度大专及以下41人（63.1%），本科及以上24人（36.9%）；工作年限≤20年30人（46.2%），＞20年35人（53.8%）；担任科目老师39人（60.0%），担任班主任26人（40.0%）。对于ADHD症状、病因、预后、治疗干预等，教师基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显著性（P＞0.05）。

1.3 研究方法

1.3.1 教师一般情况调查表：包括年龄、性别、民族、文化程度、工作年限、担任科目、是否班主任等一般人口学资料。

1.3.2 教师ADHD知晓情况问卷：自编教师ADHD知晓情况问卷，共49个条目，包括教师对ADHD患病率、病因、临床特点、对患儿社会功能和家庭的影响、预后、治疗干预等方面的知晓，教师对ADHD学生的教育态度等方面的认识和关于ADHD知识的来源。问卷分单选和多选，有正向计分、也有反向计分。

1.3.3 调查步骤：统一印制调查问卷；将问卷交给学校教务处主任，由他负责分发给各位教师填写并回收调查问卷。

1.3.4 统计分析：将收集到的原始数据在Excel下建立数据库，应用SPSS 20.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所用方法包括：描述性分析、χ2检验。

2 结果

2.1 对ADHD分布和临床特点的认识。多数教师认识到ADHD患病率男性高，成人可患病。能认识ADHD的注意力不集中、多动症状随环境而变。53.8%对患病率估计过高。66.2%认为学生不能较长时间保持注意力、上课不专心与ADHD无关，见表1。

2.2 对ADHD病因的认识。55.4%没有认识到ADHD是由遗传因素引起的，70.8%没有认识到ADHD与不良的家庭教育有关，67.7%没有认识到ADHD可因怀孕或分娩时的不良事件引起。

表1 对ADHD临床特点认识的知晓率（n，%）

2.3 ADHD症状对学生、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影响。86.2%认为ADHD影响学习、纪律、同伴关系能正确认识。但对ADHD对家庭、学校、社会的负面影响缺乏认识。

2.4 对ADHD预后的认识。多数教师能认识到ADHD有发展为厌学、旷课、失学、结交不良伙伴的危险、会导致适应社会不良。也有错误认识：89.8%认为长大后通常能恢复正常，91.5%认为ADHD的儿童没希望获得学业成功，72.9%没有认识到ADHD儿童长大后可能出现违法犯罪、吸毒等社会问题。

2.5 对ADHD治疗的认识。多数能认识到ADHD不仅是医学问题，药物治疗是对症治疗,还需要心理治疗及教育干预。在药物副作用方面，认识到治疗的药物不会对智力、生长发育产生不利影响。但有59.4%错误认为长期使用会导致药物成瘾,见表2。

表2 对ADHD治疗认识的知晓率（n，%）

3 讨论

本研究发现，过半数的教师对ADHD儿童的多动、注意力不集中症状及会影响学习成绩、学校纪律和同伴关系有正确的认识。认识到ADHD儿童长大后会适应社会不良，有发展为厌学、旷课、失学、结交不良伙伴的危险。知晓ADHD与神经发育有关，与铅中毒、饮食没有直接联系。在药物治疗方面，了解药物不会对ADHD儿童的智力、生长发育产生不利影响。大多数能认识到应对ADHD儿童花费更多的精力、支持与鼓励。知晓ADHD不仅仅是医学问题，还需要心理治疗、教育等综合干预。以上结果提示，通过近年来国内对ADHD知识的宣传，少数民族地区对ADHD的认识大大提高。上海金文岚等(2010)对上海中小学教师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知晓率的调查[4]，该研究调查了上海地区教师对ADHD的认识、态度、对ADHD药物治疗副作用了解以及小学教师与中学教师的对比研究，反映了我国发达地区ADHD的现状。与2009年上海资料相比，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对ADHD的某些认识比上海还高，可能与近几年知识的普及有关[5]。

本研究发现，过半数的教师高估了ADHD患病率。在ADHD的临床表现方面,对行为问题（喜欢插嘴，爱发脾气、行为冲动，学习成绩波动大）的知晓比较低。病因方面，对于ADHD与遗传因素、怀孕或分娩时的不利因素以及不良的家庭教育有关,过半教师认识不足。ADHD对儿童的近期影响：有89.8%认为患ADHD的儿童长大后通常能恢复正常，仅8.5%的教师认识到ADHD的儿童不能获得学业成功。多数教师不能认识到ADHD会影响家庭和夫妻关系，增加家庭的经济负担；在学校会影响师生关系和学校声誉；以及ADHD发展下去，会成为违法犯罪的高危人群，构成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加社会的疾病负担，提示对ADHD的远期危害认识不足。在治疗干预方面：对于药物治疗有相当部分教师担心药物有成瘾性、影响智力、影响生长发育。84.7%的教师认为对这些孩子要采用特殊教育模式，90.8%认为他们应该离开学校。这些不正确的观念会导致忽略治疗的必要性，阻碍ADHD的规范化治疗，延误治疗时机。其原因可能与ADHD的宣传教育中，比较注重对孩子本身的影响，忽视了对其家庭、学校及社会的影响的宣传有关。提示需要对教师进行ADHD相关知识的培训，体现了学校和教师的需求。

教师们获得关于ADHD的知识来源主要为电视（45.5%），其次为医生18.2%，报纸13.8%以及专业书籍3.6%，提示今后应该更多通过这些媒体向农村传播儿童心理卫生知识。同时医疗系统应该更多与教育系统合作，一起开展对ADHD儿童的治疗干预，使更多的ADHD儿童得到帮助。

不良环境对ADHD患儿的影响已得到广泛证实，它与ADHD症状的严重程度、持续性、长期预后以及是否共病和发展出其他情绪问题等有关[2]。大多数患儿，需要制定综合性治疗方案[6]，除了药物治疗外，还应该做到对家长及教师等长期与患儿生活、工作在一起的相关人员的培训，帮助相关人员掌握疾病的相关知识、行为矫正技术、自我控制与注意力训练、学习辅导和家庭干预指导[1]。在整个干预过程中，教师的作用显得尤为突出，故提高小学教师对该病的综合认知水平至关重要，对于认知不足的状况还需加大力度宣传与培训，方能达到核心症状及社会功能最大化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