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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施蛰存小说城乡变迁中边缘人书写

2020-09-23廖姝清

北方文学 2020年14期

廖姝清

摘 要:《春阳》是施蛰存的心理分析小说,历来对《春阳》的分析多数从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小说出发,以“本我、自我、意识、潜意识”理论解构文本。本文从边缘人视角出发,探究婵阿姨作为边缘人与周围环境存在的微妙关系,对女主人公婵阿姨的形象进行分析解读,总结这一边缘人书写在城乡变迁中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关键词:施蛰存;《春阳》;边缘空间;边缘身份

施蛰存是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新感觉派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作品虽以都市小说为主,但具有包容性,其中不乏乡土叙述和乡土意识,这与京派作家的创作理念又不谋而合。或许这也是他并不将自己归于新感觉派作家的原因。施蛰存对此也发表了对自己的见解“生长于农村的作家到了上海,无法接受城市的生活,他虽然人在上海,所写的仍是农村题材,并不是所有的都市人都是都市人”。[1]《春阳》作为心理分析小说却也渗透着城乡变迁二元文化特征。作品细腻地描摹了婵阿姨由昆山进入上海一天的活动轨迹和心理起伏,其中对城乡关系的深层次思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学风貌。

一、边缘空间中的昆山小镇与上海都市

施蛰存自幼生长在江南小镇,深受中国古典文学影响。对旧文学持包容态度,渗透着古典气息和传统的江南小城,成为其文学审美观照的重要源泉。犹如现代文学中鲁镇之于鲁迅,果园城之于师陀,凤凰城之于沈从文。从这一点来说,施蛰存与海派作家是有明显区分的,因此,杨义评论施蛰存“海派作家中最近京派风格者”。[2]施蛰存笔下的江南小镇位于大城市周边,是直接接受大城市辐射的边缘小城镇,不同于深处内陆小镇的保守闭塞,这些小镇都具有鲜明的现代性。

《春阳》中的婵阿姨正是来自这样的小镇:昆山。昆山有着一个重要大城市的连接点,那就是上海,昆山车站每天都有直达上海的火车。小说开篇中婵阿姨一大早从昆山乘火车来,一下火车,就跳上黄包车,到银行。结尾婵阿姨掏出手表来看,两点十分,还赶得上三点钟回昆山的火车。一天就可以完成逗留往返,可见,当时上海与周边小城镇的火车便捷性,与现在高速化地铁无异。中国现代化最早始于上海,昆山小镇相对便利的交通,使得生活在小镇的居民接受到现代都市文明和文化气息。不同于内陆小镇的封闭性与滞后性,而是融合了城市与乡土的二元文化特征,呈现着复杂交错状态,既是边缘空间,又是多样性空间,是具有多种因素的城镇中间地带,传统与现代在这里汇合。

二、边缘身份中的传统桎梏与现代欲望

施蛰存1933年发表的《春阳》中的婵阿姨是一位三十五岁的富有的寡妇,而婵阿姨成为寡妇的原因并不是通常女人所经历人到中年丈夫突然亡故。而是“十二三年前,婵阿姨未婚夫忽然在吉期以前七十五天死了,他是一个拥有三千亩田的大地主独子,他底死,也就是这许多地产失去了继承人。那时候,婵阿姨是个康健的小姐,她有着人家所称赞为‘卓见的美德,经过二日二夜的考虑之后,她决定抱牌位做亲而获得了大宗财产底合法的继承权”。[3]婵阿姨是冥婚的牺牲者,对于这类边缘人的身份故事讲述,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并不鲜见。王鲁彦《菊英的出嫁》中的菊英,吴组缃《菉竹山房》中的二姑姑,尤其是《菉竹山房》中身着麻衣红绣鞋抱着牌位结婚的二姑姑与婵阿姨命运最具相似性,同样是与是独子的已故之人成婚,同样是可以继承大宗家族财产,同样是婚后并无己出。婵阿姨、二姑姑或许是最后一代冥婚者,站在了传统与现代的边缘之处,桎梏与欲望冲突在人性复苏之处表现最为明显。二姑姑表现在半夜三更的雨夜和婢女对侄儿新婚夫妇慌乱窥视中,而婵阿姨则表现在春陽和煦中所引发一系列的心理潜意识。

《春阳》中的婵阿姨的性格冲突主要体现在面对一系列选择时的心理转变和情感体验中。婵阿姨走在上海南京路上,最开始思考的是自己的穿着,来来往往穿梭的男男女女都是那么轻盈,看着自己厚厚的驼绒旗袍和围巾是多么累赘不合时宜,后悔一早没穿雁翎绉衬绒旗袍来,再看看什么店铺都在大廉价,绸缎、瓷器、各式各样的化妆品、丝袜、糖果饼干……,这里有令人眼花缭乱的物质欲望,渴望着现代生活的婵阿姨“一阵很骚动的对于自己的反抗心骤然在她心中灼热起来,为什么到上海不玩一玩呢”,[4]继而在冠生园中一个人占据着四个人的座位饮着茶,怔怔地看着旁座一男一女和一个活泼的五六岁孩子,又产生了对幸福家庭的渴望,一种一直以来沉潜在心头的焦虑和烦闷升腾起来,开始怀疑自己的人生选择,当初为了金钱抱着牌位成婚守寡是否值得。然而最终匆匆赶往北站坐上下午三点钟返回昆山小镇的火车,经历传统桎梏和现代欲望的激烈的一番冲突之后,婵阿姨又回到了核算此番行程花费铜板的落寞之中。

三、边缘突围中自我身份选择失败

婵阿姨自昆山来到上海到银行提款之后在上海街头驻足停留,短暂都市生活与人相处中所表现的被疏远、被排挤、被边缘化,从某种意义上称之为都市边缘人,并且这种边缘身份是婵阿姨自主选择的结果。婵阿姨对自身的认定首先是来自小镇的居民,厚厚的驼绒旗袍和围巾在小镇中穿着是时髦的,甚至是小镇贵妇阶层和身份的象征,但对比都市穿梭在街头男男女女那样的轻盈美丽,身上的色彩瞬间昏暗了。并且第一次奇怪起来,在昆山的时候天天上大街都不觉得累,何以到上海之后走路都觉得累,像个老年人。无论是着装还是逛街,全然没有了在昆山的优越感,对自己小镇身份的选择产生了不自信,并开始觉得焦虑和不安,不免觉得抱牌位结婚付出这样大的牺牲精神,仍不过是埋没于家乡小镇的悲哀,甚至虚无。

除此之外,婵阿姨对自身身份的认定还是位富有的寡妇,一宗巨产底暂时经管人,惟有保持住这份产业,才是比较实惠的。假如为了畅快一时很快花完了牺牲毕生幸福获得的产业,那所谓牺牲岂不是更徒然了吗?所以吝啬总不会是错的。婚姻的悲剧才是婵阿姨自卑的真正源头,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所有的女伴都结了婚,即使贫困的也总有另一种欢愉与之抵偿,而她只能永远艳羡着,这种自卑感与日俱增,所谓的牺牲估价也比以前更高了,这也导致婵阿姨自身与外界相处尤其与异性交流时格格不入。有时也想拿出勇气来丢掉财富找个人嫁了,但看到镜子中的容颜已逝,想象到族中人的讽刺、嘲笑又如坐针毡,付出这么多沉默成本之后又继续沉默下去,渴望异性的慰藉只是附庸性的存在,受制于环境,受制于身份。但又对没有足够的底气对自身身份做出选择,以及不能对自己命运完全的掌握,怀有强烈的不甘。婵阿姨在短暂逗留中对都市生活的融入中产生隔膜,也显示出女性主体性缺失。

施蛰存创作的新感觉派小说关注边缘个体与城市空间的微妙关系,《春阳》的价值在于通过对窥探到的婵阿姨内心深层含蓄、细致“谨慎小心的梦”[5]的描写,将都市空间中女性情感体验放大表现,内心渴望冲出突围走向现代世界,双脚却深陷传统道德泥淖,归根到底最不想失去的仍是金钱维持的现有生活秩序,但挣扎中仍能听到全社会人性所具有的现代性。施蛰存小说中城乡变迁中边缘人的心理变化与自身选择,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整个民族由传统逐步走向现代的艰难而痛楚的蜕变历程。

参考文献

[1]施蛰存.中国现代主义的曙光[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172.

[2]杨义.京派和海派的文化因缘及审美形态[J].海南师院学报,1996(1).

[3][4]施蛰存.十年创作集(下)——雾、欧、流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59.

[5]杨迎平.永远的现代——施蛰存论[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