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玉红

摘 要：结合文本中月亮意象，运用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框架解读张爱玲的《金锁记》，分析作品中女人的悲剧命运，并联系作家张爱玲的身份及经历，探寻张爱玲小说的女性意识形成的原因，从而证明《金锁记》并非传统男权社会所给予的评论定位，而是有更深的体现女性本质的巨大潜能。

关键词：女性主义批评;月亮;男权

发表于1943年上海《杂志》月刊上的《金锁记》，是张爱玲最著名的小说之一，也是最受评论界和读者青睐的作品。小说以沦陷时期的上海为背景，细腻而深刻地描写了麻油店家庭出身的女子曹七巧悲惨凄凉的命运悲剧。小说成功之处在于，它深刻地剖析了人性中最原始最本真的因素，即在“食”和“色”的双重考验与折磨下，没有能够跳出“兽”的圈子，而所谓的“人性”也正在一步步地被吞噬。张爱玲曾经说过“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在她笔下，即便是对曹七巧这样一个极度自私、贪婪，代表着人性中“恶”的不幸女子依然抱有宽容和善意。女性作为弱势群体长期生活在男权社会的挤压的缝隙之中。从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不难发现，这部作品正是张爱玲长期以来对于女性心理进行的探寻与反思。

月亮是《金锁记》中最重要的一个场景和意象，也是张爱玲女性意识的自然流露。小说的开头仍是张爱玲一贯的凄绝冷艳的风格，在大悲凉中悟透人生，“三十年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自古以来男为天，女为地;男为阳，女为阴;男为乾，女为坤。可以说《周易》中的乾坤定位构成了儒家女性观的理论基础，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以男尊女卑为核心的女性观始终处于主导地位。作为女性作家，张爱玲深谙此理。开篇就把读者领入她精心布置的女性世界中，“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以回味作隐语，仿佛诉说着人世间无数个女人的悲剧。而曹七巧仅是其中一个，通过同为女性的风萧与小双两人之间的谈论，告诉读者七巧的处境与遭遇：身为正房奶奶却因其出身低微而为下人所轻视。然而人本无轻重之分，为何曹七巧被人嘲笑？在男女二元对立的传统社会中，总以前者为重，长此以往，不仅产生等级轻重之分，男主女副，所谓门当户对也只是金钱上的门当户对，姜家与出身卑微的曹家自然不相配，然而怀着各自的目的竟也合二为一，七巧被人耻笑鄙视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从女性主义批评来看，这是女性极大的悲哀。七巧的被看被选择，是为满足兄长的金钱欲而作的牺牲品，这不正是女性被物化的证明吗？有人认为七巧贪财，因财而愿意戴上黄金的枷锁。真是这样吗？身为女人的曹七巧得不到做人应有的自由与尊重，她当然要去争取。在金醉纸迷的时代金钱决定着一个人的地位，七巧脖上的金锁与其说是她贪财，不如说是她奋力与命运抗争的结果，是她奋力反抗父权对女性压抑摧残的结果，只不过她以令人惊叹与痛楚的手段来报复，怜悯中总让所有女性为之同情。

凄凉月光见证了七巧的不幸、心酸与凄绝的抗争。当它再次出现的时候，“那扁扁的下弦月，……像赤金的脸盆，沉了下去”。黑夜马上就要离开了，太阳依旧升起，但女性的悲凉与荒凉并没有结束，强大的父权统治下，曹七巧与权势的新一轮争斗又开始了，七巧并未甘于处于被人欺侮的地位，她总是寻机报复，她高超的处世技巧，何尝不是女性潜能的释放。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皆是受迫害者的内心流露。从更深刻的意义上来说，疯女人的形象正是被压抑的女性创造力的象征。妯娌间以及姜季泽等人的轻贱，她始终处乱而不惊。在女性群体中，她们各自既是受害者同时又相互迫害，其惨烈程度令人触目惊心。七巧的奋力反抗，终于使姜家认识到出身麻油店之家的这个女人，是一朵不好惹的“刺玫瑰”。姜三爷这个让七巧心动的男人，这个挑不起姜家大梁的男人，与多谋的七巧相比显得无耻与卑下，这是张爱玲作品中的一个玄机，把传统文本中的男人写得卑下而凸显女性人物的高大，从以前的男人制服女人到女人制服男人于股掌之中，张爱玲以反讽的笔法表现了女性被压抑被驱于边缘之处，而且有的巨大潜能。七巧固然有恶，但透过那一双泪眼，怜恤之心，每一个觉醒的女性都会有的。

月落日出，七巧不停地抗争，但在日（此处“日”理解为强大的男权社会）的照耀下，七巧的奋争又是那样的无力。“七巧想了一想，毕竟不敢去告诉一声，只得悄悄下楼去了。”“毕竟”一词，传神逼真，能耐再大的曹七巧到底掩饰不住出身低微带来的自卑，她屈服了，七巧头顶上不是明净的天空而是黑压压的乌云。与自己大哥、嫂子相见一场，分明写出了她的自尊、无奈与痛苦而不能自拔，七巧不仅受父权、族权的压制，更是身不得自由，想抗争而不得不以终身幸福为代价，这难道不是女性的悲哀嗎？连她嫂子都说“如今她疯疯傻傻了”，七巧的疯狂来自她发自内心的反抗与不服，是女性潜能的无意识的释放。

月见证着七巧的不幸、抗争，也见证着同性相残，连母女也如此。长安，一个无辜的女性，她几乎丝毫无反抗意识，一个完全的“儒家女性”。长安的悲剧意义在于，她让我们看到一个正统的儒家女性，即使不愿实现其抱负也依然会在强大的父权社会下成为一个依附，童世舫不是把她看成传统的东方女人吗？没有前途的她只能在回忆中，在“往日”中寻到慰藉，这不是女人更大的悲哀吗？相反，七巧虽令人痛恨，但她到底呐喊反抗，没有被埋没的“声音”，是来自女人潜能的声音。复仇依然在继续，悲剧仍在上演，儿媳芝寿出现，夺去了七巧生命中唯一抓得住的男人。多年来她被压抑性欲，这人类最原始的本能，七巧却没有，以前七巧渴望正常的性生活，而这颗甜果可遇而不可求，日日年年的煎熬中，七巧几乎要疯掉了，“隔着玻璃窗望出去，影影绰绰的乌云里有个月亮，一黑一白，像个戏剧化的狰狞的脸谱。一点一点地月亮缓缓从云里出来了，黑云底下透出一线炯炯的光，是面具底下的眼睛”。多么可怕的描写，以往把女性比喻成月亮主要是显示她们的温顺柔美、温柔如水，但在张爱玲的笔下，月亮却成了女性阴暗龌龊心理的象征。在女性主义批评看来，女性作家张爱玲深谙女性的受压抑，以自身体验写出了真实的女性，而避免了在男权社会中仅把女性塑造成为天使/巫婆的二元对立，七巧仿佛一株罂粟花，显现着女人的本真。这样的月光下七巧被压抑的性欲导致了她的疯狂与变态，她以嘲笑儿女与儿媳的性生活为乐，在看与被看，听与被听中得到满足，七巧无能反抗强大父权，但她可以发泄给同性，芝寿不过是她的第二个牺牲品罢了。

世事纷争，月明依然，七巧守住了黄金，守住了她赖以反抗的资本。可是后来她的亲人们“娟姑娘扶正，作了芝寿的替身。扶了正不上一年就吞了鸦片自杀了。长白不敢再娶了，只在妓院里走走。长安更是早就断了结婚的念头”。在疯狂畸形变态的报复中，七巧熬尽了生命中最后一滴血。这苦难的女人至此结束了，她不被怜恤，却被同情，因为她被觉醒的女性们所“懂得”，也是张爱玲这个女性作家大胆地写出了旧家庭中的旧女人真实面目。让我们分明看到，原来女人并非天使与魔鬼，讓我们看到一个女人由天使到魔鬼的过程。作品的结尾处当月亮再次升起的时候，似乎象征着女性悲剧与苦难的无限轮回。

张爱玲的女性意识还表现她对《金锁记》中男性世界的不同凡响的描写上。她小说中的男人形象是上流社会的人，但无论他们的家庭背景、社会角色或性格修养如何，却无不体现着人性中最恶劣的本质：自私、虚伪、残忍、贪婪……对女性则是趋于利，寡于情，薄于义。姜家门第高显，姜老太爷一出现，而姜老太太仿佛《红楼梦》中贾母一般统率着全家，取代着传统的儒家男人的位置。在七巧眼中，姜二爷“他有点人气倒又好了！”“坐起来，脊梁骨直溜下去，看上去还没有我那三岁的孩子高哪？”“一个人，身子第一要紧。你瞧你二哥弄得那样儿，还成人吗？还能拿他当人吗？”全文当中并未有几处写姜二爷，但从旁人的只言片语当中可以读解到这个男人是难堪重任的废物。姜三爷季泽，这个只会在外寻花问柳、挥霍姜家财产的男人，最后竟打起骗取七巧财产的主意，他竟恬不知耻地向这个无依无靠的寡妇要钱，最后被七巧识破，这难道不是对传统男权社会下男人养家挣钱的一个反讽吗？七巧之子长白，不务正业。再看他的外貌，瘦小，驼背，又是一个令人生厌的男人！至此，我们可以发现这些男人与姜老太太、曹七巧等女性相比是如此渺小而卑下，在他们身上看不到任何希望。相比曹七巧身上却散发着不屈的抗争力，至死而不渝。

在女性主义批评看来，女性通过写作来表现自我。从张爱玲的作品中不难看出，她的写作过程其实也是一种寻找自我身份、与其他女性分享共同经验的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自我发现、自我修正、自我成长。她说：“并不是窥视别人，而是或多或少的认同，像演员沉在一个角色里，也成为自身的一次经验”[1]。从张爱玲这种独特的女性主体身体经验表达的模式中不难看出，她的小说创作为我们提供了作家自我界定的认同经验，这层女作家的微妙心理与其文本的神秘关系，构成张爱玲文本/女性文本的多元特质意义。不仅在《金锁记》中，从《沉香屑——第一炉香》和《沉香屑——第二炉香》开始，她作品中的男性家长身份就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女性家长，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得到确立。这些因父亲缺失而确立了家庭主宰地位的女性家长，她们的家长身份不仅会得到家庭男性成员的认同，也会得到家庭其他女性成员的默认，在张爱玲小说中以女性为一家之主的作品里，有如《沉香屑——第一炉香》的梁太太、《倾城之恋》的白老太太、本文《金锁记》中的姜老太太等篇。这些诸多的女性家长，若从文本互涉的视野来看，完全可以构成一组文学意义更为深厚丰富的女性群像。她们出生并成长于男性家长（或父亲）缺失的家庭，其主体身份不仅得到家庭男性成员的认同，也得到家庭其他女性成员的认同。因而，这些性格迥异的众多女性家长角色在张爱玲文学世界里便构成了不同于依附意义的另一种独特的女性族群。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看似已经成为女性家长的角色并没有真正彻底摆脱男尊女卑的实际地位，她们大多只能在男性家长缺席的条件下才能获得这样的机会和权利，而且这种权利最终还会被男性（儿子）所收回。分析至此，荒惨凄凉之感油然而生。曹七巧最终是被打败了，姜老太太也只是暂时得势，长安的故事不过是众多故事中的一个而已，风去雨来，雨后大地依然。张爱玲一句“故事完不了”引含着无尽的悲哀，女性作家在文本中隐含表述，让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从书写角度来说，现实世界的经验影响着作家的想象世界与虚构空间，两者有着密切的关系。

张爱玲小说中众多的不得志的形象，多数学者认为其原型多半是其父亲张庭众的代身。张庭众身为显赫世家的末代遗少，毕生放浪不羁，专横跋扈，坐吃山空又不思进取，败光祖产这一父亲形象对张爱玲日后作品中描写的去势父亲的形象，以及对父亲形象的无端的鄙夷与不恭或男性形象的塑造方式，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在张爱玲的自传体散文中可以隐约发现张爱玲内心深处关于父亲的比较真实可靠的形象，不但发现她对现实生活中父亲的厌烦与仇视，她甚至说出了“属于我父亲的必定是不好的”这样决绝的话。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张爱玲笔下的去势父亲及其男性阉割的艺术形象，可以说含有作者自己深层潜意识的排解与释放，也可以说是作者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式的报复——把自己受到的屈辱与痛苦，加倍还给施暴者（父亲），这在她的书写中得到了满足。

张爱玲逝世后，他的弟弟张子静曾说，父亲曾经对姐姐拳打脚踢，有时甚至把她打得倒地不起还不停殴打。如今她以独特的语言文字进行反击与抗争，置父亲于尴尬的境地。这也从另一个角度道出张爱玲对于父亲的怨恨与不满。此外在《童言无忌》一文中，张爱玲曾对给自己心灵和情感带来无比伤害的父亲，咬牙切齿地发誓：“我要报仇，有一天我要报仇。”[2]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到，正因为张爱玲本人亲身经历过父权的压迫，她才在文本中将男权置于无能卑下的境地，但从整个文化上看张爱玲的努力在强大的父权下也是那么微不足道，奋力反抗而失败，英雄女人的末路不也有无尽的凄凉吗？

张爱玲作品的强烈的女性意识的价值，在于她撕开了生活的表面，以女性独特的关照方式，把隐秘于封建宗法性别秩序中和男权社会阴影下的女性的最真实的生活和命运展现在读者面前，使长期被凌辱、摧残的广大女性获得了具体的历史风貌。在上海沦陷成为孤岛的特殊时期，处于意识形态高压束缚和文化侵略夹缝中的女作家张爱玲以独特女性的视角，关注女性生活体验，思考女性生命的本真存在，其思想一定程度上与西方女性主义思想相接轨，成为最早的中国现代本土女性主义之一，其强烈的女性意识和独具魅力的艺术表达对以后中国女性主义研究及女性文学的发展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1]水晶.张爱玲的小说艺术[M].北京：大地出版社，1983：78.

[2]南妮.童言无忌：张爱玲精粹[M].上海：上海书屋，1994：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