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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周鲁恭姬造像碑赏析

2020-09-22张丽

读天下 2020年25期

摘 要:清水古称上邽,位于甘肃省天水市东北,陇阪西麓,渭河上游支流牛头河流域,东邻陕西省陇县,西接秦安县大地湾,处雍凉之会,居陇上要冲,称关中屏障,系中原与西北地区的古通道。悠久文明的历史沉淀了丰富的文化遗存,经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统计,县境内已发现不可移动文物200余处,现已公布县级及以上文物保护单位56处,其中,石刻造像类最具代表性的为鲁恭姬造像碑。

关键词:造像风格;雕刻艺术;镌刻

鲁恭姬造像碑位于清水县永清镇李崖村赵充国陵园内,现存于赵充国墓冢左前侧碑亭中。该碑造于北周天和二年(公元567年),清道光年间在开挖李崖村南侧河道时被村民挖出,民国21年(1932年)立于赵充国陵园保护至今。该碑于2006年5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归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麦积山石窟。

一、 造像风格

鲁恭姬造像碑面西背东,碑形为竖式,圆首方趺,通高200厘米,宽85厘米,厚56厘米,为砂砾岩石质,右下侧出土时稍有残缺,在制作底座时进行了修补。碑四面均有造像。

碑阳(碑正面)尖拱形佛龛造释迦牟尼立像一躯,跣足站于莲台上,面形方圆,上身着通肩袈裟,下着长裙,雕刻简练,刀法娴熟,造型古朴,右手施无畏印;佛像头部两侧各镌刻一尊坐佛;碑额部,释迦牟尼佛的背光上交形成一菩提树,菩提树左右各有一腰系长裙、肩绕巾带的飞天;释迦牟尼佛左右分别线刻文殊和普贤二位菩萨侍立两侧,下部则刻有他们的坐骑青狮和白象。因碑右下角出土时残损,当时的修补工匠将普贤菩萨的坐骑补成了和左侧对称的狮子图形,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下侧造像为两个同样造型的狮子图案。从碑阳造像风格看,采用高浮雕的手法,佛造像肉髻扁平,曲眉直目,高鼻小嘴,双耳自然下垂,面部丰圆、短颈,雕饰衣纹自然流畅,干练利落,为典型的北周中期造像风格,上承北魏清秀之风,下开隋唐丰满圆润之习,其造像特征由象征趋于写实,由意念到具体,已为赋予人情的神像,体现了我国雕刻艺术大转变时期的风格。

碑阴(碑背面)内容分两部分,上部分碑额以造像为主,下部分碑身镌刻记事铭文。碑额上方沿尖拱形顶边缘浅浮雕七世坐佛,《魏书·释老志》有记载,“释迦前有六佛,释迦继六佛而成道。”也就是说,在释迦牟尼以前,就已经相继出现了六位佛祖,而释迦正是继这六佛之后成就佛道的。因此,碑额上侧所刻七世坐佛分别为毗婆尸佛、尸弃佛、毗舍婆佛、拘留孙佛、拘那含佛、迦叶佛,最后一位当属释迦牟尼佛。七世坐佛下碑额正中刻一佛二弟子,即释迦牟尼佛结跏趺坐,两侧站立他的两位弟子阿难和迦叶;两弟子外側刻有“乘象入胎图”。

碑两侧均有造像。因碑右侧出土时有残损,其造像内容现无法辨识。碑左侧造像从上至下分四层,均为浅浮雕佛传故事。第一层造像内容为“悟道成佛图”,讲述的是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悟道成佛;第二层造像内容为“树下诞生图”,讲述的是释迦牟尼的诞生;第三、四层造像内容为“说法图”,第三层释迦牟尼佛头顶华盖立于莲座上说法,面前是二弟子和供养人,第四层均为供养人。也有部分研究认为第三、四层造像是“降服魔众图”的内容,即讲述悉达多太子即将成佛,为了追求觉悟之道,克服一切魔障,第三层造像最前面站立的是悉达多,他身后则是魔王所派的魔将魔兵以及三位美女,因悉达多一心向佛,不为之所动,那些魔女们都变化成老态龙钟的老女人模样。类似的佛传故事在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窟等石窟寺中均有体现。

二、 镌刻书法

鲁恭姬造像碑的碑阴部分镌刻碑文,魏体书刻造像发愿文8行,每行13~15字不等,为“南阳枹罕二郡太守郡功曹郡平望清水句法袭为亡妻鲁恭姬造释迦定光并等身像二躯”。碑文在《甘肃通志》《新通志稿》《陇右金石录》《秦州志续编》中均有记载。碑文内容为:“天和二年六月十□□□□□/左员□侍郎南阳枹罕二郡太守/郡功曹郡平望清水句法袭为亡/妻鲁恭姬造释迦定光并等身像/二躯息刺史蔡国公土曹从事功曹长/晖次息长恭侄仕遵僧允僧进显昌/孙□□杨氏妹凤姜垣氏女永妃/毕氏女□女女保妃”。碑文记载了在南阳枹罕二郡任太守的清水人士句法袭为使已故妻子鲁恭姬接引于西方极乐世界而造释迦定光并等身像二躯,故而该碑被命名为鲁恭姬造像碑。按照碑文记载应该有释迦定光两通造像碑,但目前只发现了释迦佛的造像碑,另外一通定光佛的造像碑至今未见。该碑的碑刻未留下书写及镌刻者姓名,但碑刻书法为现存北周的佳作,字迹气势刚建、质朴、庄严、凝重,用笔在隶楷之间,有初向唐楷过渡之迹象,笔法既有隶书质朴厚重、劲健挺拔的特点,又有楷书刚如曲铁、艳若春云的气度。

三、 结语

鲁恭姬造像碑其碑体高大,保存较完整,四面造像内容丰富,碑文纪年准确,是研究北周时期清水境内造像的实物依据,也是清水已发现不可移动文物中造像时间最早、唯一形态完备的佛教遗存,具有一定的历史、考古、书法艺术等研究价值。

根据碑阴的“乘象入胎”以及碑侧的“悟道成佛”“树下诞生”“说法图”或“降服魔众”等造像内容来看,造像者是以《普曜经》《阿弥陀经》为依据设计雕刻的,并保佑亲属亲眷平安。《普曜经》主要讲述了释迦牟尼从入胎、诞生到涅槃等一系列在世时的经历。借助于迷人的故事来宣扬佛教是所有传教者的聪睿之举,这种创造有其较为漫长的演变和发展过程。据考证,佛造像最早始于公元前四世纪,是到印度学习佛教的希腊人首创的,这种融希腊、埃及、印度传统文化于一体的造像艺术,被称为“犍陀罗艺术”。中国自古具有雕塑艺术传统和很高的造型艺术水平,在佛教和佛教造像艺术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出现了将佛教内容和中国表现形式融为一体的现象,结果是佛教造像中国化,并且将这一文化现象推向高潮。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频发,人们的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于是,为了寻找精神寄托,上至皇亲国戚,下至黎民百姓,都纷纷祈求佛祖的庇护和保佑,一时间大造佛像已蔚然成风,佛造像艺术也因此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虔诚向佛的人们建造各类佛教石窟寺院,以供顶礼膜拜,寄托着对生活、对未来、对世事的各种期盼和思虑。鲁恭姬造像碑就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反映,该碑与我国众多南北朝石刻相较,属不可多得的北周艺术珍品,自清代出土至今,为金石界所推崇。

参考文献:

[1]郭志成,周桂香.北朝晚期山西石雕佛教造像艺术风格初探[J].沧桑,2001(4):35-39.

[2]吴荭.北周圆雕佛造像及相关问题[J].考古与文物,2008(1):91-99.

[3]李翎.十一面观音像式研究:以汉藏造像对比研究为中心[J].敦煌学辑刊,2004(2):77-88.

作者简介:

张丽,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