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生玺

摘 要：已故明史专家顾诚《李岩质疑》一文认为杞县本无李岩其人，关于李岩活动的记述，都是地主阶级的文人编造出来的。但根据李自成进北京后当时人的各种记载，确有李岩其人。从李自成进北京至逃离，李岩均在北京。李岩谏李自成营救天启张皇后诸事，皆有所本，并非虚构。关于李岩的籍贯，最近在河南博爱县发现《李氏家谱》记载，博爱县唐村人李茂春第四子李信字岩，生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科考贡生。叔父李春玉字精白，以李信为嗣。崇祯十三年（1640）李岩与堂弟李沐参加了农民军，崇祯十七年同被李自成冤杀，年三十九。由于李岩在杞县粮行经商，其父李春玉字精白，故误传为明兵部尚书李精白。顾诚认为明兵部尚书李精白无李岩其子，从而否定有李岩其人，造成了对历史事实的误判。

关键词：李岩;李公子;李自成;《剿闯小史》;《李岩质疑》;顾诚

DOI：10.16346/j.cnki.37-1101/c.2020.05.06

郑天挺先生在《漫谈治史》一文中曾说，“历史研究和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研究一样，也有一个科学方法问题”，爱因斯坦曾告诉他的学生三句话：一、因果律不能颠倒;二、时间不能倒过去;三、将来不能影响到现在。凡是搞科学研究的人都要牢牢掌握这三点。我想学历史也是这样：一、因果关系不能颠倒;二、时间先后不能错乱;三、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不能用后来的发展附会当时”①。这就是说，我们研究历史，往往以结果为思考前提，颠倒了因果关系。任何历史事件都是先有原因而后有结果，我们不能把结果中某些我们需要的东西进行附会作为原因，颠倒因果关系，导致以今律古的宿命论。

关于李岩问题即其一例。明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进北京，在李自成军中有一个著名的将领李岩，各种史籍均有不同记载，说他是河南杞县人，举人或诸生出身。已故的顾诚先生根据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的《杞县志·李公子辨》一文，说杞县本无李岩其人。成书于康熙三十三年之后的《豫变纪略》作者郑廉说他家居商丘，距杞县仅百余里，知交甚多，少年时曾经陷入“贼中”（即15岁崇祯十五年三月李自成和罗汝才攻归德时被俘于罗营中），从来没有听说过“贼中有李将军杞县人”②。顾诚先生《李岩质疑》③一文便由这个结论出发，断定在李自成进北京之后，一切关于李岩的记载都是不真实的，是地主阶级的文人出于对农民军的仇恨而编造的，以讹传讹，进行附会，其目的是抬高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的地位，以贬低农民起义军的领袖李自成。此论一出，在史学界影响很大，被认为是对明末历史颠覆性的论述，能从阶级观点观察和分析问题，认同者甚多。譬如姚雪垠先生原在小说《李自成》中，肯定有李岩其人，后来却放弃旧说，著文说没有李岩其人。河南栾星先生专撰长文《李岩之谜》论述李岩故事是如何编造出来的，等等。但另有许多学者如张国光、王兴亚、蒋祖缘都提出了不同意见。敝人也曾撰文《李岩在北京史事新考》，根据李岩在北京的活动，认为李岩确有其人。但最近新编《清史》在涉及某些重要史事时，仍以无李岩其人进行处理，所以有必要对这个问题再行讨论。在此，必须先抛开康熙《杞县志·李公子辨》和郑廉《豫变纪略》说杞县无李岩其人这个前提，从历史事件的源头，即李自成进北京后有关李岩的记载开始进行考察，看看结论如何？

一、李岩记载的出现

根据目前所见，在李自成进北京以前很少见有关李岩的记载。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黎明，崇祯帝在煤山上吊自杀，午后李自成即与刘宗敏、牛金星、宋献策等一班文武由投降太监三百人迎接，由德胜门进入北京，由大明门进入紫禁城。据当时在北京的明官工部主事赵士锦、左谕德杨士聪亲见亲闻，李军进入北京时，命令百姓各家门前必须用黄纸书“顺民”二字贴于门前，并书“大顺皇帝万岁万万岁”。士兵大叫“有骡马者献出，敢藏匿者斩”。随后进入豪门大宅和小宅，插上令箭，表示将要占用。少数明官听到崇祯之死殉节而外，多数明官逃匿在家不出。李自成随即下令，明朝各官必须于二十日持帖投职名（姓名官职），俱于二十一日朝见，“愿为官者量才擢用，不愿者听其回籍，如有隐匿者，歇家邻佑一并正法。自是各官乃往往为人出首矣”。据赵士锦《甲申纪事》：

二十日，各官俱往投职名，为歇家衙役长班所驱也。刘宗敏（住田弘遇宅）、李大亮（住西城大宅）、李岩、郭某（不知其名，住周奎宅），四处分投职名。予以掌库务为库役陈魁、王信所获。时予在田戚畹门首，林增志、杨昌祚、宋之绳、房师杨士聪俱祝发，百官俱青衣小帽，往投职名。……投职名及提到各官，俱发各营看守，在宗敏处者为多。工部尚书陈必谦、兵部侍郎张凤翔，在李大亮处押禁，予在刘宗敏处押禁。

这是李岩名字在史料中的第一次出现。李自成进北京后，住进紫禁城大内（即皇宫），刘宗敏住在崇祯田妃父田弘遇宅（在西城），李大亮（即李友）住在西城大宅（邱字胡同许锦衣宅），李岩和郭某住在崇祯皇帝周皇后父周奎宅（东城白家栅栏）。这些明官到西长安门内投职名后，便被分别押至各营看守。有在李友处者，有在田弘遇处者，赵士锦被押至刘宗敏处，谁被押至周奎处，此处未说，但他明确说李岩和郭某“住周奎宅”，应该是确实的。据当时身在北京礼科给事中申芝芳的记室徐应芬《遇变纪略》云：

二十三日，文武约三四千人，俱亵服持牒，候见伪丞相牛金星，匍伏中道，牛则席地坐，逐名点阅，人材丰伟及知名者，选七十余人，发吏部录用。……不用者，每名着二兵弓刀押出，飞奔至伪国公刘府营房内。达旦，囚服齐集唱名，又分散戈、李二将军严刑考讯，追赃充饷，多者数万，少者数千，涂公赖熊吏部推引得用，然尚羁营房内二昼夜，予乡如刘光禄、李春坊、朱刑科、罗庶常，俱以剪发忤贼意，遂不免于三木囊头矣。……一时夹死者若干人，不死而完赃者若干人。涂公虽获免未受夹，亦助饷三百金。吾乡水部李光傅，当日夹死。御史冯垣登、部属邹逢吉、张世溶，俱夹伤完赃后死。刘光禄、朱刑科、罗庶常等，皆备极痛处，赃完后释放。

这里明确指出二十三日在午门外投职名者三四千人，从中选中70余人（赵士锦云选中96人）任职外，其余发至刘宗敏处，劉宗敏又从中“分散戈、李二将军严刑拷讯，追赃助饷”。戈、郭同音，这戈、李二将即应是居周奎府的李岩与郭某。上述被拷被夹以及致死者，必有在郭、李处被刑拷者。时在北京的陈济生《再生纪略》亦云：“廿二日早，众官仍囚服候于府前，枵腹殆不可忍，日中伪将君始出，唱名坐赃，重者数万，轻亦数千，发李、戈二将严刑追比，有炮烙、脑箍、夹棍诸具，血肉满前，以资笑乐……嘉定伯周奎，家资素厚，尽为贼有，尚疑诸子私殖，不免敲扑，悔不用徐监之言，噫！亦晚矣。”此亦说明明官先拘集于刘宗敏处，然后分发“李、戈二将严刑追比”，这里的“李、戈”也应是指李岩和郭某。由此可证李岩、郭某据周府，并对周奎进行追赃，是没有疑问的。

赵士锦二十一日被押至刘宗敏营中，后被发至陈总兵处拘禁，在平子门（即阜城门）小庵中，同被执者有同年工部员外郎潘同春（浙江余姚人，丁丑进士），看守极严。二十三日复被押至午门五凤楼前，牛金星、刘宗敏执册点用，凡96人，用者立南面，不用者立北面，赵士锦即在点用中，他告以愿归养慈母以终，不愿被用，牛金星点头，仍发禁所。二十六日复被押至五凤楼前，复欲点用，士锦再辞，与行人刘中藻、程玉成复被押回禁所，次日刘宗敏传令，屡用不从者赵士锦罚银三千两，刘中行罚银一千两，发至贼将姚奇英营中，直到四月十三日李自成东征吴三桂，四月十四日乘机始脱，前后被囚禁者二十余日。据赵士锦所记：

贼兵姚奇英为予言，我大顺朝尚未设官，不过以掌家为名，百人之长为小掌家，千人之长为大掌家，万人之长为老掌家，即刘、李诸老爷，不过老掌家而已。

贼为予言，正月初八日西安府起兵，至破京城，才七十日，所过七十余州县，无不开门迎接，惟榆林大战，榆林几屠尽，我兵所杀亦多。予问死难官，贼云只山西巡抚蔡懋德、北直巡抚卫景瑗、宣府巡抚朱一冯而已。

牛金星，河南宝鸡（丰）县人，系丁卯科举人，其人使酒负气，与祥符进士王士俊为儿女姻，最相善。会士俊有闺门之丑，金星酒后扬其丑，士俊衔之，后金星以酗酒笞县吏，邑令亦衔之，士俊遂与令罗织其事，上之巡方，巡方疏劾之，革去举人，囚之狱中，自成破城出之，以为左丞相，此队长姚奇英为予言之也。

贼兵姚奇英为予言，开封府攻一年而不破，惹大京城一日便破。予问有内应乎，曰无之，吾辈俱扒城而入。言每攻城，己必争先扒墙，今右手已去四指，無能为矣。奇英又言，攻开封时，亲自扒城，城将破，时官城中者，恐以破城议罪，将河水灌城，而己逃避之，非真河水决也，时巡按为王燮。

从上述可知，押禁赵士锦的这个姚奇英，至少是在崇祯十五年李自成第二次围开封之前参加了农民军的，围开封时他亲自扒城，连四个手指都没有了，他对李军内部的情况所知甚多，如李军的大小头目俗称掌家，大头目称大掌家，小头目称小掌家。更为重要的是牛金星参加李军的原因与过程，和郑廉《豫变纪略》所说大致相同。李军攻开封时，城将破，明官畏罪私决黄河灌城，揭穿了明廷反诬是李自成决河灌城这一重大事实。由此可证赵士锦关于李自成进北京后李军内部的情况，是得之于姚奇英的，关于李岩的记载是可靠的，李岩的名字和刘宗敏、李大亮、郭某等人同时出现，“刘宗敏住田弘遇宅，李大亮住西城大宅，李岩与郭某不知其名住周奎宅”应是真实的，并非误传或伪造。

二、李自成在北京的追赃活动

李自成进北京后，第一件事就是搜捕明朝各级官吏，从中招降一些低级官吏，为新朝大顺服务。第二件事就是对明朝的勋戚和未被选用的各级官僚进行追赃，因为追赃是李自成的一贯政策，每取一地即对该地官僚富户追取银两财物，名曰助饷。现在进入北京，北京是天下财富的中心，必能追取大量财物。第三件事是筹备登极大典，因为崇祯十七年正月，他在西安只是称大顺王，现在取得北京，崇祯已死，在北京正式称帝，便于号令天下，建立自己李氏的新王朝。三月十九日进入北京之后即令明朝各级官吏从二十一日开始，各持职名帖，到午门外五凤楼前报名，至二十五日、二十六日，分三、四批，点用了少数官吏，总数约二百名左右，由牛金星和宋企郊分派任命，凡未被点用者一律分别押禁至各将领处，进行追赃，由刘宗敏负责，《明季北略》引《甲乙史》云：“凡追赃皆刘敏政（宗敏）、李牟二伪都督主其事。”其次为李友、李岩、李过等大小头目无数。据赵士锦所记，刘宗敏制造了一种夹棍，木皆生棱，中间用铁钉相连，用以夹人，无不骨碎。为了试验夹棍，二十四日在大街上夹两个书役，是从陕西带来的，因误写二字被夹，次日即死。于是命令造夹棍五千副，“至是乃散李、郭诸营”。这里又提起的“李、郭”应即指居周奎府的李岩与郭某。据杨士聪《甲申核真略》记：

二十七日，派饷于在京各官，不论用与不用。用者派少，令其自完;不用者派多，一言不辨即夹。有夹于宗敏处者，有夹于各营兵处官者，有夹于监押健儿处者，有夹于勋戚各官之家者，有夹于路次者，人人皆得用刑，处处皆可施刑。其输饷之数：中堂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或五万、三万;科道吏部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二万、一万;部属而下则各以千计矣。勋戚之家无定数，人财两尽而后已。

可见这次追赃，凡是明官不论大小，均不可免，官越大，追饷数目越多。中堂即内阁大学士，一二品高官;部院京堂即六部尚书和督察院、大理寺、通政司首领，三、四品高官。锦衣卫乃皇宫警卫首领，科道吏部即六科给事中、十三道监察御史，翰林乃翰林院学士等。尤其是对皇亲国戚，没有定额，直到追完为止，故多有被拷死者。例如阳武侯薛廉，其祖薛禄助明成祖靖难有功，世袭侯爵，被夹数日囊中已空，诡言家有窖金，请自回家去取，宅在东城，令李兵二人舁往，至，则家已为李军别将所据，问藏在何处？濂不能对，复被舁回，二日即死。大学士陈演输银五万，锦衣卫都指挥使骆养性输银三万，免夹被拘。大学士魏藻德输银三万，仍被夹，五日而死，复逮其子追银，其子说已无银，若父见在，仍可于门生故旧处措借，今父已死，无处措借，即被挥刀砍死。像杨士聪，官左谕德，仅六品清职，在李军小头目王敦武处押禁，亦派银二万，赖王敦武缓颊，才免于被夹。工部主事赵士锦，七品小官，在姚奇英处拘禁，亦派银三千。凡派银无力交纳者，令其在亲友或商户挪借。据赵士锦所记，从三月二十七日开始大规模追赃，至四月初七日，李自成至刘宗敏处议事，见刘宗敏宅中三院，每院仍押禁数百人，进行夹打拷讯，有哀号者，有不能哀号而垂毙者，惨状不忍听闻，“每日早将已死者用竹筐抬出，每筐三两人，以绳束之，至是五六日矣，至是未死者尚多”。在李大亮处者，又有不同，赵士锦说：“在宗敏处者，每人派过数目不增，在大亮处者，所派虽少，纳完又增，押予队长姚奇英为予言，兵部官大，可痛恨，我辈遣人来买明朝武官做，必要几千金，故今兵部追饷独多。”据囚于李大亮处之光禄寺署丞高弘商记，李大亮即李友，三月二十一日将崇祯帝后灵柩移于东华门席舍，兵部武选司主事刘养贞日侍左右临哭，被执至李友家，“友据邱字胡同许锦衣宅，年五十余，性凶悍，所锢各官，许家人传餐，印其面而入，出即去之。……刘宗敏家论官大小勒限，赃完日释之，李友、张□、葛□等各混拷，不勒限。李友家七十三员，选用二十九人，听其自捐，夹伤十之四。刘养贞再夹再呼‘太祖高皇帝，追四十三金，又银杯二。又征之，不应，曰‘宁死我也。□□□□王都等杖毙”。

关于王都杖毙的惨状，杨士聪《甲申核真略》记：“（四月）初八日，放诸系者，不论输银多寡，一概放之，但于百十人中漫留一二人，不知何谓。……太常寺卿王都，释夹舁至家，是日即死。都即属西李伪都督者也。此营追银与他处颇异，聚五六十缙绅于三间房内，并无饮食，零星取而追之，仍还房内。都初仅追三百，都言一钱亦无，夹之得银三百。逾二日又追五百，都又云无，夹之得银五百。逾数日复追四百，都又云无，夹之得银四百。因是日放诸人，得令舁归，归即毙矣。御史冯垣登并锦衣二人，以祝发为贼所怒，夹于中路，三日俱死。”因李友据邱字胡同，在西城，故称西李伪都督。李友，李自成在襄阳时加左威武将军，大亮可能是其诨号。“高鸿商拘李友家被夹勒四百金，见李友日醉拥妇女，啼号不惜也。詹事张维机、主事萧鸿基，至夹其首。张尚书凤翔前出狱，被拘，勒四百金，不夹。”

在追赃活动中与西李（李友）相对者有东李，这个东李拷赃手段极为残酷，对押禁明官进行追赃，直到李自成东征吴三桂失败逃离北京时，才释放最后一批明官，释放时或给一绳令自缢，或重打五棍，使之窒息。据刘尚友《定思小纪》云，明礼科给事中申芝芳与工部主事申济芳被抓捕，“拘于贼将李姓者邸中。数十人群聚一室，秽恶饥窘，不可名状。每日押往朝门。贼卒乘马，诸人徒步，迟则以马鞭刀背捶而逐之，其亲友童仆旁立而观，不能一语也。……（四月）二十四、五日间，贼怱怱为行计……其被拘未释者刑死过半，至是悉令绞死，冤号之声达于衢路，惟申工部死而复苏，盖有天幸焉”。刘尚友，南直嘉定人，礼科给事中申芝芳的亲戚，甲申之变时适在北京申寓。关于工部主事申济芳死而復生的惨状，杨士聪《甲申核真略》云：“申济芳，在东城贼将处。贼且遁，尚有放后所留数人，济芳与焉。各予一绳，令自缢，与宗敏处又不同，所谓丧乱死多门也。济芳同众既缢，贼许以榇。舁尸入榇时，将尸各加五棍。既归，家人启榇改，济芳复苏。后济芳同众南行，自言如此。”申济芳南直长洲人，国子监官生，工部主事，不投职名被执，李自成败后南归。彭孙贻《平寇志》卷一○：“李过尽绞杀中吉营拷讯各官彭琯、李逢申、申济芳等五十三员……济芳入殓复苏，潜载南归。”由此可知拘禁申芝芳、申济芳者为李过。《平寇志》卷九：“贼帅分据百官第：刘宗敏据都督田弘遇第，李过据都督袁祐第，谷可成据万驸马府，田见秀据曹驸马府，李岩据嘉定伯第，叛将官抚民据勋卫常守经第，黎志陞据长安街仕宦邸，占其妻子，其余多据富民巨室。”据此可知李过据都督袁祐宅，袁祐乃崇祯袁贵妃父。王誉昌《崇祯宫词注》：“袁贵妃父祐，初授锦衣千户，后封崇信伯……上特赐田百顷，其祖茔在永安门外铁匠营，又赐五千金营造。”铁匠营在北京皇城东北方，故李过据袁祐第，被称为东李都督。

前据赵士锦所记，“李岩郭某住周奎宅”，周奎是崇祯周皇后的父亲，官封嘉定伯。刘承幹《京师坊巷志考正》：“嘉定伯周奎第，入国朝为蒙古博尔济吉特氏所居，俗遂呼为白家大门，又曰白家栅栏。”白家栅栏在皇城以东，崇文门大街以西，属中城。关于李岩住周奎宅追赃情况，据弘光元年（1645）冯梦龙刊刻之《绅志略》云：“周奎，顺天籍南直人，以国丈封嘉定伯，性甚吝……城既破，有兵数人到府，奎厚犒之，既去，已而有贼将张姓者至，踞其室。奎夫人卜氏姑媳皆自缢，卜即先后所自出也。诸子皆束缚以去，兵士辱奎特甚。后有权将军李至，张避去。李见奎谦之极，颇怜之，乃以小屋数间拨与，幸免于刑死。子铉，夹未死。……外传奎献太子以求免，都中绝无此语。出自彼亲戚之口，大都以吝招谤耳。”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二《幸免诸臣·周奎》一节所记，大致与此相同，可能是同一资料来源。但又补充两条，说去周府的这个李将军是李牟：“一云：李牟数奎平日鄙吝，督令负薪担水以辱之。《殉难实录》云：周奎正在求死就缢之际，被贼擒去，送伪刑官，三夹，不死，坐赃七十万，府第藏库什物田产俱没入。伪将军李牟据其宅，幽嘉定伯。”这两条都说，先是一个姓张的将军去周奎家，将诸子缚去，后来又来了一个李姓权将军，对周奎比较宽厚，周才免于刑死。又云，李牟据周奎宅，当时传说李牟与李岩为弟兄。周奎是皇亲，是追赃的主要对象，他的儿子周铎被缚至刘宗敏处，杨士聪记：“周嘉定子名铎者，年十九，独肥伟，受夹独甚。余见其自宗敏处负出，半足肿溃，哀号婉转，而车辇金缯，须臾在门矣。名鉴者，闻亦夹死。”

由上述可见，李自成进北京后进行了大规模的追赃活动，手段极其残酷，许多明官被夹死，被拷死，被打死，以刘宗敏、李过、李友为甚，而居周府的李岩相对比较宽假，才使周奎幸免于死。这亦说明李岩确在周府，但否认李岩其人的顾诚先生却说赵士锦说“李岩、郭某不知其名住周奎宅”这个说法很含糊，既可解释为李岩和郭某合住周奎的房子，也可以解释为他对李岩的住处不清楚。他援引杨士聪《甲申申核真略·附录十二则》：“宗敏据田府，四月初九日欲移周府而未果。坊刻称伪李都督据之者，非。又称以小房数间与周者亦非。”以此判定，李岩根本未住周府，以小房拨与周住，也是根本没有的。但事实是李岩据周府是三月十九日入城后事，三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即知吴三桂叛归山海关，四月初七日即下令停止追赃，准备东征吴三桂，至四月初九日已近二十天了，这时李岩可能不在周府。时在军事倥偬之际，李军将领移动居处乃是必然，此时李岩不在周府，并不是无李岩其人。

四月初八日，各追赃助饷的将领，都要把所追取的具体数目，造册登记，所拷取的金银财物交刘宗敏，准备熔解后运往西安。杨士聪《甲申核真略》说：“（四月）初七日，李贼就宗敏寓议事。因见庭中凡三院，每院夹者百余，有哀号者，有不能哀号者，惨状不忍见闻。将去，问宗敏凡得银若干，宗敏以数对。……是日，刘宗敏进所追银若干万。有西伪李都督者，以己所追较之，不及宗敏之半。李恐得罪，又知诸人必无，派本营众将人二百金，凑成一半。此亦贼中之不多得者。”这个西伪都督是谁？赵士锦《甲申纪事》：“是时，宗敏所追银甚多，大亮所追不及其半，大亮惧获罪，派本营将领人出二百金，凑成一半，故人怨刘倍于李焉。”据此，这里追银少者的西李伪都督，应是李友。刘宗敏营中前后押禁拷赃官员多至八百人至千人以上，追银数目，自然很多，李友营中据传73人，自然比刘营追取数目要少，每将领分派二百才凑成一半交了。李过和李岩追银多少，赵士锦和杨士聪均未提及，事实上这仅是传闻，至于李军内部谁追银多少，外人怎么能得知？但对于被追拷的明官来说，谁最残酷，谁比较缓和，还保留一点人性，那是会有口碑传闻的。

据当时在北京的张怡在《謏闻续笔》中说：

贼东西两伪将军，皆姓李，在西者性慈和，凡拘系各官，不苦加刑，所索银两或完或不完，皆善遣去。临行取胡床坐道上，尽发军士，而亲殿其后，曰：在此扰害已极，何忍复加焚掠焉？相传即李公子岩也。其在东者性最惨毒，被禁士绅百有五人，濒行，封刀不用，皆以巨石劲木捶击至毙，惨不可言。惟安庆刘君余，为其长班以计绐脱耳。

张怡，南直应天人，以父登莱总兵张可大死于孔有德之乱，荫锦衣卫镇抚，时在北京寄居金陵会馆，因往东华门吊崇祯灵柩被执，拘于刘宗敏营，发后营张姓处追比。他所说东李“性最惨毒”，指李过;“不苦加刑”乃指居周奎府的李公子李岩而非李友。周府虽在皇城之东，但在李过居袁祐宅之西，故亦称西李，所以《平寇志》和《国榷》则说追银较少不及一半的是李岩和李牟。《平寇志》卷一○：“（四月）乙丑（初八）刘宗敏进考索银一千万两，李岩、李牟刑宽，所进不及其半，以已所有补入之，人皆称焉。”《国榷》卷一○一：“（四月）甲子，宗敏进饷千万，都督李岩、李牟、李友征不及半，派部曲人各二百金，足其额。”《平寇志》和《国榷》的作者彭孙贻（1615-1673）、谈迁（1594-1657），是同时代人，都身经明清易代之变，所记必有所本，不可能是有意编造。

李自成进北京后，居紫禁城大内。他原以为明廷定有大量金银，但搜求后宫，发现没有多少，便命刘宗敏等进行追赃。崇祯十七年春，户部侍郎吴履中曾面奏崇祯“请发内帑，上令近前密谕曰：内库无有矣。遂堕泪”。二月，曾召吴襄面商弃宁远调吴三桂入援北京事，吴襄说需饷百万，“上曰：卿言是，但内库止有七万金，搜一切金银什物补凑得二三十万耳”。于是下捐金之令，要勋戚官僚捐金助饷，先后仅得二十万两而已，可见明末财政之困难。刘宗敏在追赃过程中，犯了一个不经意的大错误。他住进田弘遇宅，听说田府有歌妓陈沅（陈圆圆）和顾寿，声色甲天下，而陈圆圆已被吴襄为其子吴三桂买去，刘宗敏便拷掠吴襄助饷，并追索陈圆圆，这便激怒了已经接受了李自成招降的吴三桂。吴三桂的关宁劲旅，是当时明廷公认一支战斗力较强的军队，驻军守宁远，是为了抵抗清军的。李自成进军山西，明廷为了保卫北京，于三月初下令调吴三桂弃宁远率军入关，保卫京师，可惜明廷的调令发晚了，三月二十日，吴三桂进军至丰润，李自成已于十九日进入北京，吴三桂闻讯便停止了进军，观察形势。李自成派人去招降吴三桂时，吴三桂见崇祯已死，明朝再兴无望，便接受了李自成的招降，但当他得知父亲被拷，爱妾陈圆圆被劫，便愤然改图，反师山海关，发表檄文，声讨李自成。这一下便打乱了李自成原来的计划，暂停登极，率兵东征吴三桂。四月十三日，李自成率刘宗敏、李过等六万人，号称二十万，东征吴三桂，并随带明崇祯帝的太子（朱慈烺）和二王（永王、定王）以及吴三桂的父亲吴襄随行。李自成以为有崇祯帝的太子二王和吴襄，吴三桂就会投降。据赵士锦记：“十三日，李自成以东宫二王出正阳门，自成瞽一目，白帽青布箭衣、黄盖;东宫衣绿，用青盖，在自成前。予时借宿前门，予仆目击之，刘宗敏等俱行，惟留李岩居东城，牛金星居朝中，以为守备。”这里明确说李自成东征，留李岩居东城和牛金星守京城。杨士聪《甲申核真略》亦记：“十三日，李贼以东宫二王出正阳门。李贼乘骡，盖走骡也。东宫衣绿，随李贼之后，马尾相衔，不失寸步。有督押者继其后也。刘宗敏等俱行，惟留一姓李伪都督居东，与牛金星共为守备。相传都督吴襄亦以是胁日而行也。”也明确说惟留李姓伪都督居东与牛金星居守，这个李姓伪都督就是赵士锦所说的李岩，因其住在东城。又云：“十四日，西长安街有示复黏贼宗敏示上，内称明朝天数未尽，人思效忠，的于本月二十日立东宫为皇帝，改元义兴元年等语。李伪都督察访，了无踪迹。”这说明李自成东征后，北京已经人心思乱，将恢复明朝统治的告示，贴在原刘宗敏的告示之上，查访者就是留守的李伪都督李巖。

由上述各端可见，李自成进北京后：（一）李岩确有其人，居周奎府;（二）在进行追赃过程中，李岩也参与其事，又有李牟其人，而李岩、李牟刑宽;（三）李自成东征时留李岩与牛金星居守。其记述者赵士锦，南直常熟人，崇祯丁丑（1637）进士，工部营缮司员外郎。从三月二十日即先被押禁到刘宗敏处，随后被分发押禁在平则门李军姚奇英处，直到四月十三日李自成东征，十四日才乘机出城南下，五月十六日抵家。《甲申纪事》手抄本自序即署“甲申夏五（月）缮部郎赵□□”。杨士聪，山东济宁人，崇祯辛未（1631）进士，官左谕德，从三月二十日即被拘禁在李军王敦武处，直到四月三十日李自成逃出北京始脱，清兵进入北京后五月十五日离京，八月十二日抵家。《甲申核真略》一书序言自署“弘光乙酉（1645）五月五日，题于当湖舟次”。两书作者都是在北京亲见亲闻。但否认有李岩其人者，他们对与李岩有关的记述，或曲解、或否认。例如关于赵士锦所记李岩一条关键性的材料，三月二十日，各官投联名“李岩、郭某不知其名，住在周奎宅”一段文字，栾星先生为了附合顾诚先生的观点，说“这里的文字是否被人窜乱，及如何断句，尚属斟酌，李岩居周奎宅的传说，实由《新编剿闯小史》编造并散播开来，渐被摭拾于史籍”。又如关于李过拷赃情况，刘尚友《定思小纪》和杨士聪《甲申核真略》都有明确记述，工部主事申济芳等五十三人“在东城贼将处。贼且遁，尚有放后所留数人，济芳与焉。各予一绳，令自缢，与宗敏处又不同……”。而栾星先生却将这铁的事实归结为陆应阳的《樵史》所编造的“小说家言”。又如李自成东征吴三桂时，赵士锦《甲申纪事》明确说：“十三日，李自成以东宫二王出正阳门……刘宗敏等俱行，惟留李岩居东城，牛金星居朝中，以为守备。”杨士聪《甲申核真略》亦明确说：“十三日，李自成以东宫二王出正阳门……刘宗敏等俱行，惟留一姓李伪都督居东与牛金星共为守备。”栾星先生为了否认李岩留守北京，将《甲申核真略》中的“惟留一姓李伪都督与牛金星共为守备”的原文窜改为“《甲申核真略》则说，西李都督同牛金星居守”。顾诚的《李岩质疑》也是这样说的“《甲申核真略》说，西李都督同牛金星居守。”将“一姓李伪都督居东”这一句的关键词，“东”改成了“西”。另外，顾诚又说四月十三日赵士锦即从海岱门（今崇文门）出城南下，所以这一记述他是听说的，“难免误传”。这更说明当时在北京确有李岩其人。若无李岩其人，何不误传为“张岩”“王岩”？

关于天启懿安后自尽与护卫刘理顺事

由上列李自成进北京后各方记述，确有李岩其人是客观事实，无法否定。李岩作为李自成部下一员大将，进北京后必然有许多重要活动，如拘禁明官，进行追赃，清査明宫等。这些活动被某些当事者（如被拷明官）和外界所记述，是很自然的。例如关于天启懿安后和护卫刘理顺事，据传李自成进入大内，李岩捜查明宫时，发现一贵妇人自缢未死，询之宫婢，知是天启懿安后，即行护救，派人送归母家太康伯张国纪家，是夕后从容自经。明官右谕德刘理顺，河南杞县人。明代科举，三年一科考，刘理顺连续参加科考十次，最终考得一甲状元，故而在故乡颇为知名，官右谕徳，兼东宫讲官。李自成进入北京崇祯帝自缢而死，部分明官得知后也殉节而死，刘理顺则全家尽节。此前农民军中有河南兵卒，说是奉李将军命，前去刘宅护卫，结果到刘宅后，门内以死对，刘理顺妻妾和四仆皆从死，来者惊愕哭拜而去。

天启懿安后事见龚鼎孳《圣后艰贞记》，刘理顺事见李长祥《天问阁集·甲申廷臣传》，皆与《明史》记载相同。此事故事原委，敝人曾在《李岩在北京史事新考》详加辨明，此不赘述。但顾诚先生却说李岩的这种所谓“义举”本无其事，是地主阶级的文人为了抬髙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和丑化农民军而编造出来，由《剿闯小史》而窜入史籍，是站不住脚的。在封建时代，人们很重乡谊。天启后是河南祥符人，天启皇帝已死，她虽贵为皇后，实际是个寡妇。刘理顺经十次会试成为状元，这在本乡本土是一个很大荣誉，官谕德又是个清职，李岩出身知识分子，身受传统儒家教育，知道尊重知识，厚爱乡里的重要，利用自己在李军中的身份，去关护一下这些人是很自然的。

顾诚先生又说，在当时这些记载中，没有一个人亲眼见过李岩，也无其他人接触过李岩，故而有关李岩的这些记载都是不可靠的，这个判断也是错的。三月十九日李自成进北京后，二十一日即释放了明廷押禁在诏狱的罪臣，有原兵部尚书侯恂、兵部郎中张若麒、兵科给事中杨枝起、都司武进董心葵、原襄阳知府王承曾等。有关李自成在北京时刘宗敏、李岩、李过等人情况，顾丹午所录王承曾《苦海还生记》有一段重要记载：

河南夏邑王承曾以进士守襄阳，城破下诏狱。甲申六月归乡，尝语人曰：读书半生，流落至此，腼颜苟活，辜负七尺，徒为读书辱耳。忍耻偷生，岂敢复言天下事？回想往昔在长安，初出狱，死又不能死，逃又不能逃，每日低头跪承天门外，一时吾乡前辈皆在也。官小力微，势又不能首先劝进。名亦呼不着，饷亦拷不着，甚自得也。踉跄归里，谁知一场恶梦哉？拊心何益，因就事所目击者缕述以传信焉。甲申七月七日记。

初李自成僭位西安，据秦王府，设立官僚，自称奉天倡义大元帅。次权将军，次制将军，次果毅将军，次威武将军。都尉掌旅部总哨。总权将军田见秀、刘宗敏，制将军李岩、贺锦、袁宗第、李过、刘芳亮、刘希尧……甲申正月妄称大顺，僭号永昌……三月十九日，破京城，二十二日，伪天祐阁牛金星出示，命百官报名，次日投递，共八百余人。李贼上座，诸贼左右列座。……牛金星验看，用者送吏政府。翌日再验，下午放榜。共九十二名，第二榜有百余名，第三榜又百余名，俱遵授分职。第四榜五十名，补放各省州牧。……凡三品以上验看不中者，严刑追赃充饷。二十四日，骈斩文武二百余员。其次不用者，俱发刘宗敏、李过，封禁中吉营中，听候处分。刘宗敏管辖者多私自放出，或纳贿即释。李过所管者五十二人，日加榜掠，索贿无厌，或夹腹或夹脑或夹膝，惨酷无所不至。过左目眇，年少嗜杀。刘宗敏、宋献策、李□劝其释放，不从……及贼败西窜，李过用台脚双[XCRA5.TIF，JZ]，将各员打腹三下，尽行处死。内有主事彭琯、申济芳，昌平督治金之俊，死而复苏。嗟乎！死，等耳。死难者荣，死贼者辱。余则不生不死，无荣无辱。然死有余愧，目且不能瞑矣。尚何言哉？

王承曾，河南夏邑人，崇祯七年进士，历官南京户部主事、顺天府照磨、户部员外部、湖广襄阳知府。其人少年佻易，纵酒渔色，崇祯十三年左良玉玛瑙山之役，俘虏了张献忠妻妾敖氏、高氏及其军师潘独鳌，囚于襄阳狱中，王见献妻貌美故意放松防范，崇祯十四年二月，张献忠攻襄阳，献妻与潘独鳌等破械而出，王承曾突围而逃，被明廷問罪，下诏狱，李自成进北京后释放，他自称“每日低头跪承天门外”，希望能被李自成选用。所以他的见闻，自然要被拘禁在刘、李诸营中拷赃的明官广泛得多，他明确记载李自成将官中有“总权将军田见秀、刘宗敏，制将军李岩、贺锦”等。李过对明官拷赃极其惨酷，“刘宗敏、宋献策、李□劝其释放，不从”。这个“李□”中脱一字，按前文也应是李岩。这是目前我们所能见到李自成在北京情况一个“目击者”的自述，写于甲申七月七日。关于王承曾这段忏悔性的记述，郑廉在《豫变纪略》中也曾述及，他批评一些人为自己偷生苟活、百计弥缝、欺世盗名时说：“善乎夏邑王介庵之自道也。王介庵名承曾，以进士守襄阳，城破下诏狱，甲申后归里，尝闭户不通宾客。……若使刑官准从逆定罪，承曾可免议。”王承曾在北京滞留三十余日，每天跪在承天门外，仰面牛金星、宋献策等，希望能被选用，很难说他没有见到过李岩，六月他即回到河南夏邑，至少他是确知李自成军中有个李岩，并来到北京，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恐怕与《剿闯小史》没有什么关系。

四、关于《剿闯小史》

坚持无李岩其人的论证逻辑，一是我们开头所说的《杞县志》无李岩其人，所以凡遇到有关李岩的记述，尽量予以曲解，便于附合无李岩其人的结论;二是无法曲解的就预定说是从“反动小说《剿闯小史》中创作出来”而窜入各种史籍的。先给《剿闯小史》下一个阶级定性，“是反动的”，它是“小说”是故事，而非事实，故而便把一切罪名加在《剿闯小史》的头上。那么让我们看看《剿闯小史》的情况。

《剿闯小史》一书先从李岩参加李自成起义军说起，然后叙述李自成进北京拷掠追赃以及吴三桂兴兵打败李自成诸事，最后到甲申九月南明弘光朝廷，定北京明官降李六等处分条例。按《圣安本纪》，九月“己亥，三法司奏定从逆六等条例”。九月己亥为九月十四日。该书第十卷最后一页附有《刑部一本议定从逆事六等条陈款》，该书作者是南方人，九月份成书，传到北方至少则在十月之后或者次年，前引杨士聪、赵士锦、陈济生、徐应芬等述北京时事，都在甲申五月，试问十月份编造的故事怎么能窜入五月份记述的事呢？论者为了给自己这种假说打掩护，笼统地说“《剿闯小史》出笼较早……成书时间至迟不晚于顺治二年（1645）五月清兵占领南京，距李自成起义军撤退出北京不到一年”，“《小史》出笼不久，有关李岩的情节就开始通过各种渠道渗进史学著作”。据此，我们说断定关于李岩其人其事是由《剿闯小史》编造后窜入历史记载是根本不能成立的。恰恰相反，我们从事实看，《剿闯小史》中关于李岩的记述，是由李自成进北京后三月至四月末，有关李岩的史事的传闻略加铺陈和演绎而写成的。

《剿闯小史》亦名《馘闯小史》，六卷，有《玄览堂丛书》本。今印本杨士聪《甲申核真略（外二种）》中《李闯小史》共10卷，前5卷署名“西吴懒道人口授”，后5卷署名“润州葫芦道人避署笔”。书前作者自序：“余结厦半月泉精舍，遇懒道人从吴下来，口述此事甚详，因及平西剿贼一事，娓娓可听，大快人意，命童子授笔录之。”末署“西吴九十翁无竞氏题于云溪之半月泉”。是说此书他是听懒道人口述而记录的。关于懒道人，本书第四卷曾略述其事，说北京东直门关王庙有一道人，往来不言姓名，但此人善观人气色，并能预言吉凶，事事皆验。锦衣卫张指挥，四川成都人，尝邀道人饮酒，讲论修身养性之功。二月中旬，京城尚未戒严，道人劝张弃官回籍，张不听，及闻昌平兵变，道人又劝其徙家南行，张犹疑不决，及城破，张始遑遑问计，道人曰，前言不听，今不可为也。张急归，李兵已据其宅，数日后，同诸武职被斩于市。《明季北略》卷二二“懒道人善观气色”，文字略同，直书锦衣卫张指挥为张同方，由此可见懒道人，确有其人。他看到明朝气数已尽，必然灭亡，故而为此预言。由此可知《剿闯小史》就是根据当时在北京的人，如懒道人者南归后，将自己的见闻告诉“西吴九十翁无竞氏”而写成的。除了记述当时自成进北京后的情况而外，本书还记述了当时南都的情况。

此书一个特点，一方面叙述事实，一方面夹叙夹议，其中记录了许多塘报、案牍和文移方面的史料，不能完全看作是小说有意编造故事。例如第二卷《重订死臣籍贯姓氏》，第三卷关于死难明臣殉节的记录，第四卷关于投降李自成明官的记录，第六卷录有吴三桂请清兵前最早发布讨李自成的檄文：“钦差镇守辽东等处地方团练总兵官平西伯吴，为兴兵讨贼，克服神京为安宗社事。”第五卷关于被李自成拷打明官记录，第七卷《金坛合邑诸生公讨降臣诸贼檄》，都是当时发生的实在事情，不是作者编造的。例如在第二卷，记述三月十九日李自成进京时：“贼首李自成，年三十有七岁，左眼射瞎，自大明门入，进紫禁城，其党数十人，俱抗衡不相下，如权将军刘宗敏、马岱、谷大成、李岩、李牟、牛金星、白广恩、祖光先、官抚民、梁甫、姜瓖，余李、贺、田、郭、戈、王诸贼，统不知兵，皆在城中招童觅妓，大肆欢呼。”第四卷记：“田府为前营权将军刘宗敏所居，周府为中营制将军李岩所居，更有弘将军、毅将军，皆一品尊职。”“贼将二十余人，皆领兵在京横行惨虐，惟制将军李岩、弘将军李牟兄弟二人，不喜声色，部下兵马三千，俱屯扎城外，只带家丁三四十名跟随，亦不在外生事。”这又补充了其他记载之缺，李岩是和刘宗敏、谷大成、李牟、牛金星、祖光先等一干人一同随李自成进入北京的。刘宗敏居田府，李岩居周府，李牟也确有其人，亦是李军中一个重要将领（弘将军）。

其次第五卷中关于李岩谏李自成四事。四月初九日，制将军李岩上书四事：一、扫清六官，请主上退居公厂，次议登基大典;二、文官追赃，除死难归降者外，宜分三等：有贪名者，发刑官严追，尽产入官;其清廉免刑，听其自输助饷;三、各营兵马仍令退居城外守寨，听候调遣出征;四、对吴三桂，主上不必興师，但遣官招抚，许以封侯，仍以大国封明太子。李自成意外胜利地进入北京，崇祯帝已死，明官纷纷投降，以为天下大势已定，很想在北京风风光光称帝即皇帝位，以号令天下，不料吴三桂原已表示投降，忽而变卦，反师山海关，发檄文声讨，打乱了他的计划，很是扫兴。李岩这四点建议正切中当时要害，非身处其境者不能提出。“闯贼见而恶之，止批‘知道了三字，卒不能行。”结果四月二十二日，山海关一战，大败而归，四月三十日逃出北京，五月三日再败于定州清水河下岸，谷大成被杀，祖光先伤足，五月五日复败于真定。李自成从胜利的顶峰突然跌落下来，这就为李岩被杀埋下了祸根，因为事先李岩已指出了他的错误行为。据边大绶《虎口余生记》述及李自成真定之败后的狼狈状况：“次日初五……出城见贼兵自北而南，尘土蔽天，然皆老幼参差，狼狈伶仃。十贼中夹带妇女三四辈，全无纪律……次日出固关，值闯贼方杀人，死者委积，云关下百姓以塞井故，又将贼卒之不带弓箭者，尽砍断左手，血肉淋滴，惨不可言。”不久李岩与李牟即被李自成杀害，自此，在李军的活动中，再无李岩其人。

该书第十卷叙述了李岩被杀原因，说自成定州之败后，逃出固关，听说河南归德发生叛变，李岩请兵二万前去收复，牛金星乘机进谗言，说这是李岩乘机“脱樊笼而去，为争霸图主之业耳”。李自成信其言，佯为许诺，命牛金星设宴为之饯行，乘间而杀之。至于李岩如何被杀，这是农民军内部自相火并的事，外人不得其详。这说明在崇祯十七年七八月之前，李岩被杀之事已传到南方，若真旡李岩其人，如此重大事件，谁能编造出来！对此，顾诚为之多方辩解，他说李自成退出北京定州之败后，河南还有袁宗第十万大军，何用李岩请军二万前去平乱，即使牛金星乘机进谗，“播弄是非，李自成也不可能相信”等等。我们看看李自成是怎样火并袁时中和罗汝才的。崇祯十五年三月，袁时中、罗汝才合营李自成，袁处处为先锋，李自成攻开封时，又命袁为先锋。袁发现李有谋已之心，乘机率兵逃脱，九月李自成便派白旺追杀袁于杞县之圉城，并其众。李自成原与罗汝才结拜为兄弟，崇祯十六年正月在襄阳称奉天倡义大元帅，自号闯王，怕罗汝才不听号令，于四月诡称罗汝才通左（良玉），设宴商事，乘其酒醉，将罗杀害，事后还素服为之发丧哭哀。《剿闯小史》卷十叙述李自成杀李岩的方法和杀罗汝才一样，对凡有二心怀疑不忠者，都要设法除之。我们不必以为他是所谓的农民军领袖，必定是心怀广阔、以诚待人的英雄。历来的农民起义，大多初起时由于饥寒交迫，被官府压迫，铤而走险聚众起义，但当他们势力发展强大时，为了争当老大，便互相火并，相互残杀，李自成、张献忠也是如此，我们不必为之讳言。

五、李公子是李岩，而非李自成

否认李岩有其人者，设定的第三道防线就是：凡关于李公子的传说，李公子不是李岩而是指李自成。那么让我们看看各方面的具体的记述。赵士锦《甲申纪事·附录·塘报》：

辽东海州卫生员张世珩报称……十九日，闯贼兵马到山海，离城十里，亦在红花店安营。总兵吴三桂出城诱计，闯贼假服，令伏兵于城外十里红花店，大战闯贼，吴三桂得胜，闯贼大败，随将吴骧枭斩。吴三桂率领人马追赶闯贼……闯贼大败，仍回北京。闯贼将北京城外各关厢放火焚烧，将城外军民人等俱收进城。总兵吴三桂分兵三路行，追贼至通州高卑店扎营。世珩因兵马荒荒，南往之急……抄由海边小往南行，止天津南大泥沽李村镇暂住问信，以便南行，不期于四月二十八日，遇闯贼下总兵李公子，率贼兵赶天津金总兵，至李村北首，因金总兵官兵往南回，李公子追赶十余里，将官兵杀死，李公子收兵，到李村下营一晚。二十九日，李公子领兵回天津，天津城门俱闭了，不容李公子进城，内里百姓大炮打李公子，李公子带领兵马星夜往北京。

这是一篇关于山海关之战李自成大败的真实报导。这个海州卫生员，应是随吴三桂从辽东撤兵时一同回关内的，故而他对山海关之战了解非常清楚。这时李自成逃回北京，这个生员南行至天津南大泥沽，碰到李公子追赶天津的金总兵。按天津南大泥沽在今天津南二十余里小南河北，由此可证这个记载是真实的。这个金总兵是李自成进北京后随原天津兵备副使原毓宗一同投降李自成的副总兵金斌。原毓宗，陕西蒲城人，其母为李军所得，作为人质，原已暗中约降，三月十九日李自成进入北京，二十日消息传到天津，原毓宗即派人入京纳款，总兵曹友义不从，率牙兵五百斩关出，原毓宗率兵截之，曹友义单骑出走。二十一日，原毓宗即与副总兵金斌、把总娄光先举城投降。四月二十二日，山海关一战，李自成大败，逃回北京，原先已投降者纷纷反水，天津是最早反水之地，所以二十八日追赶金斌的这个李公子回城时，天津城门俱闭了，不得进城，二十九日急忙赶回北京。至于这个李公子是不是李岩，暂且勿论，但这个李公子确有其人，而绝对不是李自成，因为李自成这时在北京。对此，顾诚先生却说：“如闯贼下总兵李公子的说法，不符合李自成的军制，大顺军不设总兵职务，而且民间流传的李公子一般都是指李自成，天津的金总兵说法也有误，李公子追赶天津金总兵是原毓宗以兵邀之的误传。”这是一种曲解，这个塘报是按明朝的习惯对领兵的大将称总兵，他哪里会详细考察李自成的军制？曹友义率兵斩关出，原毓宗以兵邀之，在三月二十日左右，而李公子追赶金总兵在四月二十八日，相隔一月之久，怎么会是误传？早在李自成进北京之前，由于山河远隔，民间有把李自成误传为李公子者，但在李自成进北京之后，不再可能有人将李自成误认为是李公子了。当时在北京的刘尚友《定思小记》说在崇祯十七年一月，民间确有李公子的传闻，“愚民幸灾乐祸，俱言李公子至，贫人给银五两，往往如望岁焉。盖都人杂甚，莫可稽核，至菜佣酒保，皆为贼遣，故尤难辨云”。是说这种传言是李军暗中派人潜入北京传播的，老百姓分辨不清。

前述《剿闯小史》是根据当时在北京的懒道人口述，此书第一卷《李公子民变聚义，闯塌天兵盛称王》，即明确说李公子就是李岩，河南开封府杞县人;李自成外号闯塌天，陕西延安府米脂县人，李公子和李自成是不同姓名、籍贯的两个人。说李岩为人善良好义，因舍财救济饥民，惹怒了县官，下狱后，被民众救出，无处藏身，投奔了李自成，教李自成尊贤礼士，禁暴恤民，需假托仁义，收拾民心，大兵到处，开门纳降，秋毫无犯，一应钱粮减半。凡用兵先派心腹之人，扮作商贾，四处传布说：“李公子仁义之师，不杀不掠，又编成口号，教导小儿歌唱，歌曰：‘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愚民信以为实，每苦有司苛敛，恨不得李公子早来。民间认李公子就是闯王，不知其为两人也。”这是把李岩的事情附加在李自成的身上了，误认李公子就是李闯王。《明季北略》的编者计六奇，对此辨之其明。他说：“予幼时闻贼信急，咸云李公子乱，而不知有李自成，及自成入京，世犹疑即李公子，而不知李公子乃李巖也。”《明季北略》编成于康熙十年，编者时年50岁，他的幼年应是20岁左右，即崇祯十四、十五年年间，由此可证，误传李公子即李自成，是李自成活动在河南、湖北、陕西，距离京城及南方江浙较远地方，待李自成进入北京后，才知道李公子是李岩，是李自成部下一个将领制将军。

坚持李岩无其人者，认为最有权威性的证明是李自成退出北京后，南京福王朝延已经成立，八月传到日本长崎的《大明兵乱传闻》说：“农民起义大将军李自成，原籍陕西延安府，其祖父曾任兵部尚书之职”，崇祯八年陕西连年灾荒，李自成曾因出银代农民缴租，被米脂县衙逮捕入狱，蒙受其恩之农民，集四五百人，攻打县衙“决然救出李自成，后民人愈聚愈多”，“立李自成为大将军攻陕西之大部分城池，随即占领全陕，乃进军北京”。次年六月三日，另一件从长崎传来的《大明兵乱传闻》中说：“据当时来朝的唐人所述……三月十九日，兵变大将军李公子攻占北京，崇祯自缢而死。”据此，顾诚先生便断定此文“六处提到李公子都明确无误地说明是指李自成的，而不是指李自成部下的一员大将”即李岩。事实上这里所说的大将军李自成，是将传说中的李岩的事迹出身加在李自成的身上了。当时传闻的“李公子”，河南杞县人，乃是兵总部尚书李精白之子，丁卯举人。这也反映了另一种情况，李岩参加农民军之后，由于他的主张和作为，在外界名声很大，甚至压过了李自成。顾诚先生知道，当时众所周知李自成出身驿卒，世代务农，起义后先称闯将，后称闯王，这在明朝的官方是很清楚的，在农民军的内部也是很清楚的。因为“公子”之称，一般是指出身官宦人家或富家大族的知识分子，崇祯十六年李自成在进攻黄州时剿兵安民檄文说“本营十世务农良善，急兴仁义之师，拯民水火”，根本不可能称“公子”的。李自成进北京后与农民军下级军官有接触者如赵士锦的《甲申纪事》、杨士聪的《甲申核真略》，甚至否认杞县有李岩的郑廉《豫变纪略》也没有农民军中把李自成称李公子的记载。所以，说李公子就是李自成这只是外部不知情者的误传。

顾诚先生还引用顾炎武的《明季实灵》中引《酉阳杂记》云“闯贼的名自成，一名李炎，米脂人”，明末曹应昌《上高汇旃先生疏》中谈到李自成时说“且闻其更名兖，以应孩儿兑上之谣”，又如彭时亨《中兴制寇策》“彼所谓李公子者，岂真有古帝王豁达天授之度，神武将将之能哉”，认定李公子就是指李自成，李自成曾改名李炎、李兖，炎、岩同音，所以李岩就是李自成。所谓“十八孩儿兑上生”，这乃是宋献策为奉承李自成编造的谶语，“十八孩儿”为“李”字，预言李姓者得天下，李自成由此而改名兖，“兑”上加点加横，这本是一种无根之谈。而且这些记述，大多是远在江浙地方不明真情者的误传。所可注意者顾诚先生引用顺治二年年夏李自成在湖北通山被乡民程九伯打死，《程氏宗谱》卷三记“剿闯贼李延牛迹岭下”。这里把李闯叫李延，顾诚由此断定李延、李炎、李兖都是指李自成，而那个真实的河南人李岩是不存在的。按读音常识，李岩、李炎、李延、李兖、李岩的yan属于同音韵母，李自成的zi cheng属于声母，不论人们言、谈、听、闻、书写，两者区别很大，根本不可能混淆，把李岩误读成李自成，把李岩听成李自成。这里的根本问题，是论者事先有一个固定的认定李岩本无其人，所以凡遇到有关李岩的记述，就用外界各种混淆的记述进行解释，以符合自己的观点。为什么有些地方人们会把李公子、李岩、李自成会混淆起来，因为在明代官方地区对于李自成的农民军，不论是李自成、李公子、李岩，他们都一概被看作是造反的“贼寇”头目，不会去严格区别他们的姓名。程九伯误杀了李自成（因为他事先不知是李自成），官方有明确记载，但他的家谱仍是根据当时的传闻，记为李延。

六、李岩的真实籍贯与出身

从上所述，李岩确有其人是没有疑问的。但他到底是什么地方人，吴伟业的《绥寇纪略》、计六奇的《明季北略》均说他是河南杞县人，原明兵部尚书李精白之子，丁卯举人。顾诚等已辨之甚明，李精白无李岩其子，李精白也不是杞县人。说崇祯十三年河南大饥，李岩因赈济贫民被宋知县逮捕下狱，被绳妓红娘子救出，参加了李自成的农民军。查考崇祯十三年杞县无宋县令，红娘子事也了无踪迹。这些都可能是传闻之误被窜入史书的。

关于李岩的具体籍贯与出身，近些年来出现两个不同说法，都是从家谱查寻而来。一个是李肖胜《从杞县〈李氏族谱〉看李岩其人》，说河南杞县西寨乡有《李氏族谱》。该族谱始修于明万历年间，为李氏八世孙进士李茂春;续修于清乾隆十四年，为十三世孙李畏三。记李氏始祖李遵实从原籍山西洪洞县喇叭巷，于明初奉命迁至河南杞县，卜居于城北三十里之青龙岗。八世祖李际春于明嘉靖四十一年出使琉球，历官至通政使。九世祖李来庆为明周王府仪宾。至乾隆十四年分列五门。自六世至十二世，有进士11人，太学生5人，举人5人，秀才（即痒生，包括增生、廪生）48人，武举2人。该家谱从十、十一、十二世之后多有“绝”“逃亡”“迷失”达三十余人。其中十二世中有李岩，其父李登云;李沐，其父李永爵。这个李岩是否就是明末农民起义军中的李岩？李沐与李岩为堂兄弟，是否就是农民军中的李牟？无文字说明。

另一个是2004年河南博爱县县志办发现的唐村《李氏家谱》，为第十世李元善修于康熙五十五年，序言称始祖李清江于明洪武四年（1371）从山西平阳府洪洞县凤凰村迁至河内怀庆府唐村（今博爱县唐村），弟李清河徙居李洼村。五世祖李明远在怀庆府（河内）开羽箭行，从事习武事业。六世祖李从谅，中岁贡，辉县教谕，文武皆功。七世祖李政修中万历丙辰（1616）进士，官至礼部员外郎等职。八世祖由于人口众多，分东、西、南、北四院。八世祖北院李春茂，生于隆庆二年（1568），早年从父李政德（庠生，在济源开煤矿）在济源读《四书》《五经》，选贡生后，入千载寺太极宫练无极功十三拳，从事拳术，传拳于晋、鲁、陕、浙、湖广，名声很大。茂春有四子，长李伦、次李仲、三李俊、四李信即李岩。李伦，字山，选中贡生，沁水训导。李仲，字峰，化号大亮，生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天启时河内府学贡生。李信，字岩，号威，生于万历三十四年，娶陈氏、孔氏，早年随父在济源读书，科考贡生，并任训导。后与兄李仲、温县陈家沟姑表陈奏廷在千载寺三圣门拜师习拳，创《太极养生功十三势》。助表兄陈奏廷考举，考官不公，李仲、李岩抱打不平，造成命案革去功名，李岩避居于杞县姨母家传拳，在三叔父李春玉杞县粮油行“主帐银”即管理帐目，粮行破产，再入千载寺传拳。三叔父春玉号精白，字晶白，娶赵氏、汤氏，无子，以堂兄春茂四子李信为嗣，故李岩的嗣父称李精白。崇祯十三年与兄李仲被堂兄弟李沐“诱入闯贼营”，参加了李自成军。堂弟李沐是西院一支，庠生，文武兼修，崇祯七年随父李自奇到陕西、山西传拳，参加了李自成军。崇祯十七年李信、李沐遭贼冤杀。李仲即逃离闯营，赴浙江弟李俊书社武堂传拳为生，并撰《十三势行动心法》《行动心法解》等。李岩生一子元斌，少亡。李岩被李自成冤杀，年三十九。其妻取李仲四子元善为嗣，这个家谱即为元善所修。此前康熙四十二年九世李笈中进士。李元善在家谱序言中特别提到“族长严训，谓明末吾族门九世李公讳仲、讳信、讳牟、讳栋、讳友，皆诱入闯贼，谋主数将，族裔诚祀之所事，避谈籍谱，勿传扬焉”，即告戒后人，对他们族中出现加入“闯贼”的人，祭祀是应该的，但不要宣扬。从此我们可以看出李岩的家族，九世出了两个进士，本人又是贡生，又兼习武，并不是一个文弱书生。在战乱年代，习武的人因其身怀技艺，是最易加入行伍的，故而“被诱”加入李闯军后，能身为制将军。假若这个材料可靠的话，那么有关李岩的若干记述，都可释然而解了。

李岩的籍贯是河南怀庆府博爱县人，但又与杞县有深厚的关系，他的嗣父李春玉号精白，在杞县开粮油行，他在粮油行“主帐银”，实际是少东家，因为是粮行，时值凶年，便编造赈灾歌谣，所以他参加李自成农民军后，便用造歌谣的方法，进行宣传，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的父亲叫李精白，这个信息可能是从农民军中传出来，外界不知底里，便张冠李戴，说他是原兵部尚书李精白的儿子。李精白原系阉党，时人卑视仇恨，又出了个造反加入“闯贼”的李信，为了隐瞒身份，改名李岩。本是诸生，后则误传为举人。所可注意者是《流寇志》卷四与《平寇志》卷三称：崇祯十三年“季岩者，兵部尚书李精白之子，原名李信，杞县诸生也。……岩奔河北投闯，为之谋主，以掳掠散饥民，咸号岩为李公子，所至归附，贼势益甚。”这一记载明确说李岩是诸生，而不是举人，没有《绥寇纪略》诸书所叙红娘子事，而且是从“河北投闯”的，这说明此记来源另有所本。说李岩是从河北怀庆府投奔李自成的，和博爱县《李氏家谱》所记相合。怀庆府在河北，而杞县在河南，这就是为什么《李公子辨》和郑廉均说杞县无李岩其人。此又可证明在《平寇志》《明季北略》《国榷》诸书多次出现的李牟，也确有其人，与李岩是堂兄弟，同为李自成所杀，当是事实。这些有关记载，都有一定的来源，具体情节有所出入，误传者有之，但绝非顾诚先生所说是地主阶级出于对农民军的仇视，故意编造出一个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李岩，用以贬责丑化农民起义军首领李自成的。

结 语

综上所述，李岩确有其人，是没有问题的。从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史而言，李岩仅仅是一个案，并无什么特殊的历史地位。但《李岩质疑》一文，反映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历史研究中一个重要倾向，即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阶级划分是非，把农民起义和他们的领袖人物拔高到不适当的地位。他们是反抗者，无论做什么甚至于某些暴行都是對的，应该肯定甚至歌颂。对立面当政者的王朝官僚或知识分子，无论做什么，都是为统治者服务，都是错误的，反动的。根据这个前提，所有的历史，都是一个固定的阶级矛盾，不同时代、不同客观环境发生的历史事件，便失去了个性和特点，我们从历史中学不到什么有益的东西，正确的行为得不到肯定和发扬，错误的行为得不到批判和抛弃，人们好像不得不不断重复前人的错误，即使遭受重大失败，也无需反省。像李岩参加了李自成的农民军，他提出了一些很好的主张，对李自成农民军的发展曾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在李自成进北京后，他没有顺从李自成、刘宗敏、牛金星等人残酷追赃、草菅人命、滥杀无辜的错误行为，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实行了一些宽假政策，受到当时人们的称道。仅仅因为他出身于所谓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顾诚先生便断言一切有关李岩的记述，都是地主阶级的封建文人，编造出来用以贬责李自成的，给这些记述者也戴上了一顶封建反动文人的帽子，用以否定李岩，为李自成的错误行为辩解。这种以阶级出身为由而颠倒是非的观点和方法，是完全错误的，它歪曲了历史的真相。根据这一经验教训，我们也应该在历史研究中拨乱反正，回归秉笔直书、实事求是的原则，以客观的事实为根据，善恶并陈，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增其恶，这样我们才能从历史中学到真正的知识和智慧。

[责任编辑 孙 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