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湘金

(中国海洋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在晚清以降的女性生活转型过程中，“兴女学”是最为重要的新因素。关于近代女子学校教育的研究，早已是教育史界的热点话题，新时期以来成果迭出，仅专著至少可举出卢燕贞、黄新宪、雷良波、杜学元、阎广芬、谷忠玉、熊贤君诸人数种。①(1)①卢燕贞，《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史》，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版；黄新宪，《中国近现代女子教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雷良波等，《中国女子教育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杜学元，《中国女子教育通史》，贵州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阎广芬，《中国女子与女子教育》，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谷忠玉，《中国近代女性观的演变与女子学校教育》，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熊贤君，《中国女子教育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不过需要反思的是，以上史著大多停留于思想史、制度史层面的考察，宏阔分析有余而细微观照不足，故学者呼唤女子教育史家转换视角，开掘原初史料，贴近近代女学堂的历史图景，在研究中凸显问题意识。[1]在此背景下，关注“兴女学”运动在推进中的日常实践，是一个合理的突破路径。就人事言，晚清“兴女学”又与地方士绅的表现息息相关，本文即试图展现这一群体于女学实践中的贡献。②(2)②本文中的“女学”，乃是使用晚清时人的观念，即国人自办的新式女学堂，不含其时尚存的“女塾”及“改良女塾”，亦不包括教会女学。近代史界对于戊戌之后“地方”的适用范围，尚有一定

(3)争议，本文对此不做赘述，所指为与“中央”相对的行政区划，包括省级及省级以下地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