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莹, 林家惠, 吕垠霏

(1.中山大学 旅游学院, 广东 珠海519082;2.曼彻斯特大学 环境、教育与发展学院,英国 曼彻斯特M139PL)

0 引言

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促进了人口的流动,突出表现为城市移民向经济发达城市的大量涌入,他们尽管在城市中居住和就业,但并未公平地获得公共服务与保障,其中尤以外来务工人员①为代表的流动人口问题最为严重。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自2011年以来,外来务工人员的总量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②。栖居在城市中的外来务工人员,由于文化习俗、经济条件、城乡分治制度等因素,在日常生活中处于边缘化地位,流动和迁移定居过程被隔离,面临难以融入城市社会的突出问题。然而,中国已进入城镇化深入发展阶段,“以人为本”的新兴城镇化战略的提出,意味着城镇化不仅是土地人口的城镇化更是人的城镇化、生活方式及生活空间的城镇化。已有研究从较为宏观的视角围绕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融入问题展开探究,但是近年来,社会融入的研究更为微观和具体,学者们广泛关注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里的日常生活,如住房、社会交往、子女教育、医疗保险[1-4]等,更多地聚焦于外来务工人员的切身利益。

休闲是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外来务工人员也不例外。个体通过参与休闲活动,能够达到身心愉悦、实现自身发展和促进人际关系改善的作用,这一过程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社会融入。然而,受制于主客观的因素,城市中外来务工人员的休闲行为表现出弱势群体的特征。一方面,户籍制度、公共闲暇生活空间的缺乏等结构性障碍导致这部分群体对公共闲暇资源的占有处于劣势地位[5]。另一方面,外来务工人员自身较少涉足城市的娱乐项目,闲暇活动主要是群体内部娱乐或自我消磨工闲时光[6]。而在网络发达的信息时代,外来务工群体的传统休闲方式逐渐转向网络休闲方式,尽管这一方式缓解了他们的休闲需求,但是却进一步加深了社会隔离。此外,除了显性的休闲行为,外来务工人员参与休闲活动的心理意愿也不容忽视,这决定了他们如何开展休闲行为以及社会融入的程度。

因此,为了进一步了解外来务工人员的休闲行为,本文选择使用休闲涉入的概念来衡量。休闲涉入能够衡量个体的休闲态度与行为,对于休闲行为的解读更为科学。那么,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中的休闲涉入情况如何? 休闲涉入对他们的社会融入带来何种影响? 应该如何解读这种影响?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研究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建立概念模型,并采用实证分析加以验证,试图揭示外来务工群体的休闲涉入对社会融入的影响机制,为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融入提供一些新的思考和建议。

1 文献回顾与概念模型

1.1 文献回顾

1.1.1 休闲涉入

涉入的概念最早由Sherif等提出并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最初涉及个人自我或自我关系[7]。20 世纪70 年代后期,学者开始探究将涉入概念应用于体育休闲领域[8]。Selin等将自我涉入与休闲联系起来,运用“自我涉入”变量来解释个体对休闲追求的依恋程度[9]。此后,学者们逐步展开涉入在休闲领域的研究。休闲涉入指的是如何看待休闲和娱乐,以及它如何影响我们的行为[10]。Wiley认为,休闲涉入的程度,即休闲活动带给休闲者的意义、重要性和攸关程度,可以解释休闲者的休闲决策及决策过程[11]。结合外来务工人员现状,本研究将休闲涉入定义为:个体出于自身爱好、需求及价值观等因素,在参与休闲活动时的行为参与程度及自身获得的愉悦感和自我认同程度。

在实证研究中,学者们关注休闲涉入对其他因素的影响并基于特定的休闲和旅游情境对这种影响展开分析。例如,Iwasaki等认为休闲涉入对忠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并将心理承诺作为中介变量探究了健身参与者的休闲涉入及其对娱乐机构的行为忠诚之间的关系[12]。刘静艳等基于游客对旅游住宿产品体验和感知的视角,探究生态住宿体验和个人涉入度对游客环保行为意向的影响[13]。余勇等则探讨了自行车骑乘者休闲涉入、休闲效益与幸福感之间的结构关系[14]。综上,作为一个概念工具,休闲涉入对于了解休闲行为和休闲活动的开展具有较大的意义。

此外,学者们围绕休闲涉入的维度开展探究,并普遍认同休闲涉入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维度的。一般地,休闲涉入分为行为涉入和社会心理涉入两个维度。行为涉入是指个体在行为层面的实际参与频率与花费,以及持续的精力投入,由此可以得出具体行为的涉入程度。社会心理涉入是指个体参与休闲活动所达到的愉悦感受和自我表现的程度[14]。相比较而言,行为涉入比社会心理涉入更能预测参与者的行为意向[15]。学界对于涉入的测量主要采用PII(Personal In-In volvement Profile)[17]两种量表。相较于volvement Inventory)[16]和CIP(Consumer单一维度的PII量表,CIP 量表从多维的视角来解读涉入的概念。但是运用CIP 量表时常出现参与者在社会心理涉入各个向度上涉入程度相同的情况。因此,学者提出了新的适用于休闲领域的社会心理涉入构面的模型,通常由吸引力、自我表达和中心性三个维度组成[10]。Havitz等基于对以往文献的回顾和批判,认为多维量表比单维量表更适合衡量休闲和旅游涉入情况[10];Kim 等在探究人们观鸟行为的社会心理涉入时,主要运用重要性和愉悦度,风险性与意义三个维度作为衡量指标[15]。结合以上分析,本研究主要选用行为涉入及社会心理涉入两个维度,并借鉴Havitz和Kim 等的研究成果设计问卷。

1.1.2 社会融入

社会融入概念源于19世纪末期社会学界对移民现象的理解,早期主要关注文化领域,理论流派多元。

由于研究视角的多样性和研究维度的复杂性,社会融入尚未有统一的定义。Park最早将社会融入定义为群体间互相同化和相互作用的过程,即有着不同文化和种族群体差异较大的人们共享历史经验,相互获得对方的认知记忆、情感体验和态度,最终整合为一个文化共同体[18]。结合中国国情,任远等认为社会融入体现个体与个体间、不同群体或文化间相互配合和适应的过程,共同目标是构筑和谐社会[19]。随着研究深入,社会融入拓展到政治领域、社会权利、空间参与和认同感、归属感等方面,现已成为多维度的概念集合[20]。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将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融入定义为外来务工人员通过自身经济、社会、心理等各方面的再调整与适应,在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上逐步缩小与城市居民的差距,进而实现再社会化的过程。

在对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融入研究中,学者们的视角较为多元,从城市发展、政策制定等视角逐步聚焦于与他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的要素中,多方面展演了他们融入城市的过程与困境。在关于外来务工群体日常生活的研究中,休闲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之一。学者们主要围绕外来务工人员或农民工的日常休闲活动,如活动内容、特点、原因与对策等展开探究。特别地,外来务工人员的休闲涉入对社会融入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尽管他们生活在城市,但是却较少涉足城市里的娱乐项目,其休闲活动呈现出枯燥单调、孤立封闭的特点[6]。而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以手机为主的休闲方式也进一步加深了他们与城市社会隔离的程度[21]。因而,从已有研究来看,外来务工人员较低程度的休闲涉入阻碍了其社会融入的进程。

从研究维度上看,社会融入的测量呈现出多维度、多参数的特点。西方语境下的社会融合研究具有多种流派,因而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对于移民社会融入维度的关注点也有所不同。Gordon最早从文化和结构两个方面构建社会融合指标体系[22]。而后随着多元文化的发展,学者们对于不同族群的社会融合更侧重从教育成就、职业获得等与文化紧密相关的维度上展开研究[23-24]。此后,基于美国多种族移民社会融合的现实背景,Prots等提出社会融合研究的六种衡量指标,补充并推进了传统融合理论的发展[25]。

在中国语境下,学者们更多地聚焦于外来务工人员流动的现实背景来开展社会融入的维度探究。如朱力认为,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性包括经济、社会层面以及文化和心理三个层面[26]。杨菊华则认为社会融入包括经济整合、文化接纳、行为适应和身份认同四个维度,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递进关系[27]。徐延辉则重点探究社区能力对城市外来人口社会融入的影响[28]。综上,学界对于社会融入的测量维度总体上可归为两类:一是主、客观维度,如结构融合与情感融合;二是微观和宏观层面,微观层面关注个体的社会身份认同、归属感等,宏观层面关注社会群体间的融合。在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融入测量中,鉴于学界已经开发了成熟的量表并经过实证检验,同时考虑中外社会背景的特殊性,本研究主要借鉴朱力、杨菊华、徐延辉基于中国本土调查的研究成果来测量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融入。

1.2 研究假设与概念模型

1.2.1 休闲涉入对社会融入的影响

已有研究从生理、心理及社交三个角度证实休闲对健康起到改善作用[29]。休闲主体通过参与休闲活动可以获得身心方面的改善并形成休闲效益,良好的休闲效益能够促进休闲主体融入城市社会[30]。休闲活动作为个体社会化的重要手段,可以打破地缘、亲缘限制,使本外地人员增进社会互动,促进和谐共处与社会融合。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休闲涉入对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融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1.2.2 休闲涉入各因子对社会融入的影响

个体在休闲参与中获得个体需求的满足,相较于浅层次的参与,深度的休闲参与更有助于提升主体的幸福感[31]。当休闲主体从休闲活动中获取较强的幸福感与愉悦感时,则休闲活动对其吸引力增大。当休闲活动带来了休闲效益,休闲主体愈加重视休闲活动,并在未来的闲暇时间中将其作为中心。然而,若休闲主体在休闲活动中感受到风险,风险的负面存在或者畏惧预期中的不良结果可能会使参与者选择放弃休闲活动,从而阻碍其社会融入。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2:外来务工人员行为涉入程度越高,社会融入程度越高。

H3:外来务工人员社会心理涉入程度越高,社会融入程度越高。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构建了休闲涉入影响外来务工人员社会融入的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研究模型

2 数据及研究方法

2.1 问卷设计

本研究基于文献回顾并结合专家咨询设计了初步的问卷,通过预调研对问卷进行修改和完善,最终形成正式问卷。问卷总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休闲涉入量表;其次是社会融入量表;最后是人口统计学信息,包括性别、年龄、籍贯、职业、教育程度等。量表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制,同意程度根据数值的增加而递增(见表1)。

表1 休闲涉入与社会融入量表

2.2 研究区域及数据获取

本研究问卷调查主要采用分层抽样方法。首先,根据广州行政区划,在老城区(越秀、荔湾)、远郊区(白云、黄埔)各抽选1个城中村,在人口增长最快且城乡接合部主要分布区域的新城区(天河、海珠、番禺)各抽选2个城中村,尽量保证城中村的分布基本遍及广州全部区域;其次,通过预调研和可进入性评估,最终确定越秀区王圣堂、荔湾区坑口村、天河区员村、天河区石牌村、海珠区下渡村、海珠区上涌村、番禺区贝岗村、番禺区大山村、白云区棠下村、黄埔区夏园村共10个城中村为调查地;最后,在每个调查地内部随机寻找样本并发放100份问卷,因部分调查地村民组织协助的留置问卷由本地居民填写产生废卷,故在对应调查地补充了少量问卷数量。

问卷调查时间为2017年12月至2018年1月。研究共发放问卷1015份,其中有效问卷1005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9%。问卷样本概况如表2所示:男女比例较为均衡;年龄以36～45岁为主;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集中在大专及以下;户口类型以农业户口为主;约有5%的人有宗教信仰;职业以消耗体力的劳力工作为主;有近半数为广东籍贯,其次为邻近省份如湖南、广西等;租房者高达95.5%;独居者比例为10.9%(见表2)。

3 数据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研究对样本变量休闲涉入、行为涉入、社会心理涉入、社会融入的均值及标准差进行描述性分析(见表3)。从结果可知,社会融入的均值最高,社会心理涉入明显高于行为涉入。行为涉入的离散程度是最高的,其次为社会融入、社会心理涉入。

表2 样本概况

表3 数据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3.2 信度和效度分析

本研究采用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α值)检验数据信度。结果表明,休闲涉入、行为涉入和社会融入变量的Cronbach’sα值均大于0.8,行为涉入变量的Cronbach’sα值大于0.6,表明数据是可靠的。在因子分析之前,需要对休闲涉入和社会融入两个量表进行KMO 和Bartlett球形检验,以确定数据是否适于做因子分析。经过检验,KMO 统计量的值分别为0.809 和0.714,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均拒绝零假设。两项结果均表明,休闲涉入和社会融入适合因子分析。

3.3 因子分析

在休闲涉入因子分析过程中,删除了因子负荷未达到0.4的A14题项,并重新对删减过的量表进行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其KMO 值为0.809,适合因子分析。本研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通过最大方差法进行正交旋转,对休闲涉入和社会融入分别进行因子分析。因子分析结果将休闲涉入分为4个维度:行为涉入、吸引力、重要性、风险感知;将社会融入分为2个维度:经济整合和社会心理适应。每项因子负荷也大于0.4,说明因子分析在共同因素提取上的结果是比较令人满意的。

3.4 假设检验

本研究进行相关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旨在探讨休闲涉入对社会融入的影响,并对上文提出的各项假设进行实证检验。具体操作中,将有关各变量的所有题项汇总后求算数平均值,以此作为该变量的取值。根据本研究概念模型,检验休闲涉入与休闲涉入各因子即行为涉入、社会心理涉入、吸引力、重要性、风险感知对外来务工人员社会融入的影响关系。

3.4.1 相关性分析

在进行正式多元回归分析之前,首先通过相关分析了解休闲涉入及休闲涉入各因子和社会融入之间的关联程度(见表4)。结果表明,在0.01的显著水平下,休闲涉入及休闲涉入各因子对社会融入均呈现不同程度的显著正相关,由高到低依次为社会心理涉入、重要性、行为涉入、风险感知、吸引力。为了保证本研究的一致性,采用一次进入法进行回归分析,以验证休闲涉入及休闲涉入各因子与社会融入之间的影响关系。

表4 休闲涉入及休闲涉入各因子与社会融入的相关分析结果

3.4.2 休闲涉入对社会融入的影响

以休闲涉入为自变量建立回归模型,以了解该模型中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影响方向和程度,以及模型对因变量变异性的解释能力(见表5)。结果表明,回归方程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1%的F检验,且回归系数t检验显著,表明自变量整体休闲涉入对因变量社会融入有显著正向影响,证实了研究假设H1。调整后的R2为0.710,表明该模型可以解释因变量71%的变异性。共线性诊断结果表明,自变量VIF值为1.000,表明该回归模型的多重共线性处于可接受范围。

表5 休闲涉入与社会融入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3.4.3 休闲涉入各因子对社会融入的影响

在检验了休闲涉入对社会融入的影响后,以休闲涉入各因子为因变量建立回归模型,进一步了解休闲涉入各因子对社会融入的影响程度(见表6)。结果表明,回归方程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1%的F检验,表明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确实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调整后的R2为0.713,表示该模型能解释因变量71.3%的变异性。结合标准化回归系数Beta及其显著性检验结果可知,行为涉入和社会心理涉入均在1%的水平上与社会融入显著正相关,证实了研究假设H2和H3,且社会心理涉入影响最大,回归系数为0.797。共线性诊断的结果显示,休闲涉入各因子的VIF 值均小于2,表明本回归模型的多重共线性处于可接受范围。

表6 休闲涉入各因子对社会融入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将社会心理涉入拆分为三个维度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可看出,回归方程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1%的F检验,表明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确实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见表7)。调整后的R2为0.766,表示该模型能解释因变量76.6%的变异性。结合标准化回归系数Beta及其显著性检验结果,可知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自变量社会心理涉入中的三个维度吸引力、重要性、风险感知均对因变量社会融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重要性影响最大,回归系数为0.526。共线性诊断中,休闲涉入各因子的VIF 值均小于2,表明本回归模型的多重共线性处于可接受范围。

表7 休闲涉入各因子对社会融入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3.5 异质性分析

已有研究表明个体要素会对社会融入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32]。事实上,外来务工群体内部并非完全是均质的,不同个体间也存在差异,主要表现为身份特征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差异。因此,为了进一步探索休闲涉入对社会融入影响过程中个体要素的作用,本研究依据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对样本进行异质性分析。

从表8的结果可知,在性别异质性结果中,女性的社会融入程度明显高于男性。这可能是由于女性天生性格比男性更为温和易相处,其休闲活动的参与形式比男性更为丰富,与他人交往的频率更高。在年龄异质性中,不同年龄段的外来务工人员并未有显著差异。新生代的农民工社会融入状况与老一代的农民工相比并没有更多差异[33]。但是从均值上看,18～25岁和31～35岁的外来务工人员休闲涉入、行为涉入和社会融入程度较高,可能是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参与社会组织的比例更高,而稍老农民工参与宗教团体和宗亲会的比例较高[33]。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年龄段的农民工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即固有的社会网络如同乡会、工友等限制了其社交网络的扩展,成为个体融入社会的屏障。在受教育程度异质性中,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外来务工人员并未有显著差异。外来务工人员普遍在人力资本方面存在不足,主要表现为受教育程度较低,专业技能缺乏,就业竞争力低,并且缺乏后续教育培训等,制约了其社会融入的程度。在职业异质性中,不同职业对社会融入没有显著影响。鉴于外来务工人员的工作流动性较强,通常在产生深入交流或融合前流动就已经发生,因而职业对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融入影响不大。

表8 不同性别的独立样本T 检验

4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援引休闲涉入和社会融入的理论,采用问卷调查法,通过构建休闲涉入与社会融入的概念模型,探讨外来务工人员的休闲涉入对社会融入的影响。外来务工人员休闲涉入划分为行为涉入和社会心理涉入两个维度,其中社会心理涉入可进一步划分为吸引力、重要性和风险感知三个维度。社会融入则划分为经济整合和社会心理适应两个维度。研究发现:

(1)外来务工人员的整体融入水平不高。一方面,经济整合是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生活的基础,当拥有相对稳定的工作和住所后,才会继续在城市生存发展[26,34]。外来务工人员来城市受经济诉求驱动,经济能力提高会为其融入提供更大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社会心理适应指外来务工人员在行为方式、社会交往、社区参与等方面对城市生活的适应,并且在心理上对流入地文化价值观念的认同。只有外来人口认同自己的当地人身份,对所在城市、社区产生归属感时,才更容易对其工作和生活产生积极评价[35]。然而,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相对单调,城市社会交往范围狭窄,长期处于由地缘和血缘关系组成的社会网络中,这些原因导致了他们较低的社会融入水平。

(2)休闲涉入对社会融入有正向影响,休闲涉入各因子对社会融入均有正向影响,即H1-H3成立,但程度有所不同。社会心理涉入比行为涉入对社会融入的影响程度更高,社会心理涉入中影响程度从高到低排序分别是重要性、吸引力、风险感知。外来务工人员的时间和精力主要投入在赚钱谋生中,因而其休闲行为涉入程度较低。他们更多的是从心理层面对休闲活动加以关注。而在心理涉入的各维度中,重要性远大于其他两个维度,说明外来务工群体仅是在心理层面将休闲活动当作自己的生活中心。已有研究证实,持续地参与休闲活动将有效缓解生活压力,使心理获得愉悦和幸福的感受,有助于建立人际关系,最终真正促进社会融合的实现[36-37]。因而,外来务工人员的休闲活动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3)在差异性检验中,性别对社会融入有显著影响,表现为女性比男性社会融入程度更高,这主要与女性的性格特点和交往方式有关。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群体对社会融入程度未表现出显著差异性。

在国家推进城镇化的背景下,促进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融入对于城市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已有研究表明,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融入受制于宏观的社会结构变迁和微观层面的个人原因的影响[38]。本研究以广州市外来务工人员为例,构建并验证了休闲涉入对社会融入的影响机制,从微观视角补充和完善了该群体的日常生活实践对其社会融入的影响,同时也推进了城市特殊群体休闲行为的相关研究。在实践层面上,研究认为,提高休闲涉入不仅需要外来务工人员自我的不断调试与适应,更需要多方主体如政府、社区与城市居民的接纳与包容,尤其是应当改善外来务工人员社会心理涉入的现状,这对于城市规划和社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本研究尚存在一些不足,如研究选取广州市为调查地点,无法代表中小城市的情况;休闲涉入更注重从主观情感态度的角度解读休闲行为,未能全面反映个体的休闲行为;研究更侧重解读社会融入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休闲涉入对社会融入影响机制的细化分析。因此,未来的研究可考虑地域分布、客观休闲行为、不同休闲类型和特点以及务工时间长短等因素对外来务工人员社会融入的影响,进一步完善休闲涉入对社会融入的影响机制。

注释

①本研究将外来务工人员定义为因谋生离开居住地来到城市就业、不具有当地户籍、停留时间超三个月以上的人员。

②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官网http://www.stats.gov.cn/。

③职业分类参考低收入群体职业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