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晓娅

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苦难始终如影随行。诗歌，作为语言的最高艺术，在苦难面前，从未缺席。置身苦难中，写作语境与写作限度不断发生变动，诗人们拿起手中的笔，记录、感怀、期冀、讽喻，抗争、警惕、批判……自古及今，在苦难中生成的优秀的诗歌作品从来不是同一的面孔，也不存在协同行为或停滞于对苦难的单纯反映，它们浓缩了诗人捍卫独异生命体验的结晶，成为人类文明演进史上有生命有尊严的活态作品。

布罗茨基曾言：“文学的功绩之一，在于，它有助于使我们生存的时间更加个性化。”诚然，苦难在语言的伦理和个体感悟中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不过，那些流传不衰的经典诗作都藉由苦难表达出创作主体的精神高度、思想力量和人格魅力。“天空之上是我的葬礼”（茨维塔耶娃），真正的诗人，有正视和承担苦难的气魄，有穿行和超越苦难的智慧。正如乔治·布莱所言：“当一个灵魂把它自己的忧伤当作观察和热爱的目标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音箱，整整一生所经历的痛苦经验都在里面以同一种频率震颤。一个人意识到他的痛苦、他的各种各样的痛苦，同时就意识到时间的深度，他的接连不断的痛苦也就随着时间的流逝与生命和命运融为一体。”（《斯达尔夫人》）

“像整个的生命都嵌在/一个框子里，在框子外/没有人生，也没有世界。//我觉得他们好像从古来 /就一任眼泪不住地流/为了一个绝望的宇宙。”（《原野的哭声》）这是冯至《十四行集》中的一首，这首诗最重要的主题，是对一个时代存在的种种苦难的嘲讽与批判，表达了人生的悲哀与生的坚执，“框子”意象使一首诗成为一幅画，一座雕像，诗人对苦难无以言表的情感凝结为生命的哲理和智性的表达。

穆旦的心灵承载着整个民族的忧患，从《赞美》《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哀国难》《不幸的人们》《中国在哪里》等诗作中可以看出， 他敢于直面苦难的中国现实，将个体的不幸凝练为集体的叙事，上升到苦难的经验高度加以再现。他笔下的原野、山川、草木和人生场景，无不承载着悠久旷远的苦难，他将自身的悲情体验推向民族生命与历史的沉积地带，使作品呈现出辽远的气象和厚重的风格。穆旦的诗虽然反映社会现实，但它将人类与生俱来的痛苦所交织成的种种矛盾和冲突当做抒情对象，诗人对生命的表达和独异的生命体验浸润其中。

40年代初，戴望舒被保释出狱后，以狱中生活为题材，写下《等待》《心愿》等诗篇，其中最感人深挚的是《我用残损的手掌》。诗人用属于心灵的“无形的手掌”，在想象中抚摸祖国的版图，战争所带来的残酷景象与记忆中祖国秀丽壮美的山河，都在诗人的笔端与脑海一一展开。他所“摸索”到的首先是战火中的中国现实，是被战争所摧毁的土地，沾满了“血和灰”的深重的苦难。而后是风景如画的家乡与祖国的山川自然，对于记忆中景象的书写，反衬着现实的沉重与艰险，以及诗人对处于灾难中的人民的关切。但是戴望舒并没有简单停留在对于现实苦难的描摹、勾勒之中，而是充满激情地表达了个体的期望。作为串联全诗的重要线索，“我用残损的手掌”一句，既表明诗人在国家危难之时个人命运遭际的悲苦，又成为诗人感受灾难深重的祖国的方式，使个体的“残损”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国家与民族的创伤使诗人感到巨大的心灵疼痛，他满含热血为“永恒的中国”而歌，寄寓着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怀。

牛汉的受难和跋涉与其说是个体反抗，毋宁说是特定历史时期一种群体的再生和救赎。在他大量书写苦难的诗篇中，《一顆早熟的枣子》与诗人个体生命尤为相洽。“早熟的枣子”是牛汉经过几十年艰难的反刍和人生造化后凝结而成的诗歌意象。枣子的提早成熟是非自然的状态，它的遭遇与诗人的经历不谋而合。不甘忍受虫子咬噬的枣子在短暂中完成一生，它用一瞬间的辉煌换取毕生的尊严和美丽。早熟的枣子影射了诗人大半生的生命体验，一个人受伤后突然爆发出一种强劲的生命力，他一瞬间就可以成熟，就如同被虫子噬咬的枣子，几天就红了，不是凋谢，而是成熟，诚如诗人所言，创伤可以让人成长。不过，无论是遭受外界的强制而导致生命的早熟，还是由于心灵的内创带来的成熟，其命运都是悲剧的，所以诗人痛苦地写道：“不要赞美我”！

八十年代重返诗坛的郑玲，她的诗有一种由苦难幻化而来的生命意识与人性关怀，她遵从生命、灵魂深处的真实，追逐、探寻、透视生活表象下蕴藏的生命本相。苦难在诗里密布下一道道醒目的伤口，却引领她穿越历史的困厄与生存的困顿。郑玲对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与体验，她捕捉纤弱柔美的意象承载苦难不堪之重，在强烈的反差中化血为墨，这也增加了其诗歌的震撼美学。她的诗歌看似轻盈明丽、晶莹灵动，带着淡淡的哀伤与忧思，细读之下却又是一番悲歌泣血、跌宕沉浮，于细密处折思历史的风暴，烘托出不屈的人格魅力。

托尔斯泰曾言：诗是人们心里燃起来的火。这种火焰燃烧着，发出热，发出光。真正的诗人都是身不由己怀揣着“痛苦去燃烧自己并点燃别人的人”，他们捍卫的是个体的也是人类的生命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