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长青　周丽萍

摘 要：融合发展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本质要求，高等教育协同发展是湾区融合发展的重要部分，跨境流动既是粤港澳高等教育协同发展的重要推力，也是协同发展的重点内容。研究对大湾区高校师生跨境流动现状及其满意度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师生跨境流动整体满意度较高，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与诉求。学科类型、就业优势、资格证互通、流入地实习经历、政府支援充足程度对学生跨境流动具有显著影响;家人支持、政府支援、孩子就读等因素对教师跨境流动具有显著影响。推进粤港澳三地高等教育协同发展需要加强顶层设计与战略规划、构建资源共享与学术合作新模式、营造价值引领与文化多元并存的学术生态，以流动带动协同。

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流动;协同发展;高等教育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在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下，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教育与人才高地，促进城市群人才资源双向流动，全面推进内地与港澳互利合作，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国际一流湾区。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其本质要求是三地社会经济文化教育融合发展。粤港澳三地高等教育协同发展是湾区融合发展的重要内容，如何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发挥粤港澳三地高等教育比较优势，实现合作共赢，这是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协同发展亟须解决的现实问题。构建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协同发展政策体系显得格外重要。协同发展理念已经广泛渗透于区域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之中，“共生共赢”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重要价值取向。粤港澳三地高等教育需要具有大局意识，承担国家责任。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师生跨境流动是湾区人才流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促进三地高等教育协同发展的重要推力。因此，在大湾区建设背景下，深入开展大湾区高等教育协同发展、构建大湾区高等教育协同发展政策体系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文獻回顾

社会流动①作为一种个体决策模式，其本质是基于成本和收益的资源配置方式。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流动属于人力资本增值的重要渠道，既可以直接影响人力资本，又会通过影响教育培训等方式间接影响人力资本。社会流动是一个简单的再社会化过程，个体差异会导致阶层流动时的文化适应呈现不对称特征。社会流动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又分为自由流动与结构性流动。自由流动是由个人原因造成的地位、职业变化或地区移动;结构性流动是在某些社会结构层面上发生的社会流动， 往往会导致社会结构或人口地区分布上的重大变化。布劳和邓肯（Blau & Duncan）较早地对社会流动进行了研究，运用路径分析方法建立了基于父辈先赋因素和子辈自致因素的共同作用的地位获得模型，发现美国社会代际收入相关性很弱，美国是一块充满机会的大陆。[1]费德曼等（Featherman，et al.）运用分类式流动表和对数线性模型对社会流动问题进行了研究。[2]李普塞特等（Lipset & Bendix）使用职业流动表的定量方法研究社会流动，发现在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社会整体流动模式非常接近。[3]梭伦（Solon）利用美国PSID（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数据，对父代收入对子代收入的影响进行了分析。[4]国内关于社会流动问题的研究主要从社会学和经济学视角展开。社会学主要从研究静态的社会分层深入到动态的社会流动，从代际职业流动反映社会流动;经济学则从研究静态的收入分配扩展到动态的收入流动，从代际收入流动反映社会流动。陆学艺全面系统地描述了1949年以来中国经历的五次社会流动，展现了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总体格局。[5]龚维斌认为合理的社会流动具有积极的社会功能，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6]家庭传承或人力资本对社会流动的影响离不开社会制度，我国社会从刚性体制转向弹性体制必须保持充分的流动性。[7]如果缺乏流动性就会固化社会利益结构，将会造成动态不平等，导致长期经济增长停滞。[8]

协同（Synergy）是围绕创新目标，多主体、多因素共同协助、相互补充、配合协作的行为，其本质为一种管理创新。协同不但有合作之意，而且表达了管理学上“1+1>2”的协同效应。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中心研究员彼得·葛洛（Peter）提出了协同创新（Collaborative Innovation）的概念，他认为协同创新源于参与者基于同一目标的诉求，进而形成虚拟化网络小组，借助通讯网络对彼此的工作状况及时交流，最终通过合作实现共同目标。[9]博纳科西等（Bonaccorsi，et al.）从经济学和组织理论角度列出了六种大学-企业协同合作的组织模式。[10]巴纳德认为组织是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关系，协作系统包含协作意愿、共同目标和信息沟通三要素。[11]协同发展是协调与发展的交集，是系统或系统内要素之间在和谐一致、配合得当、良性循环基础上由无序到有序的演化过程。协同发展具有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通过相互关系作用产生协同效应，从无序变为有序，从混沌中产生某种稳定结构;二是强调不同系统的整体功能大于或者小于各子系统功能的简单总和;三是借助大量子系统之间的协同作用形成新的时空结构或功能结构。[12]

粤港澳高等教育的合作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地高等教育合作的历史脉络、高校合作模式、国际经验借鉴、高校融合发展等方面。在湾区高等教育合作的历史脉络上，粤港澳三地高校之间的合作随着时间推移更加深化，这既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高校自身发展的需要。[13]湾区高校合作存在不同的模式。从合作办学的性质上看，办学模式可归纳为分校区模式、附生式民办二级学院模式和中外合作办学三种模式[14];从高校职能角度来划分，可分为“单独招生”和“联合招生”的学生培养、师资交流与共享、学生交流和学术会议交流、本科交换生计划、课题项目合作和跨境产学研合作等模式。[15]在国际经验借鉴上，大部分学者认为欧盟作为世界上教育一体化程度最高区域，粤港澳高等教育融合发展可以借鉴欧盟经验[16][17]，也有学者从分析纽约、旧金山、东京三大世界一流湾区的发展经验出发，提出发展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的对策。[18]在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合作困境上，主要体现在制度差异、理念差异、发展阶段差异、合作成本和机制缺失等方面。[19]因此，深化粤港澳三地教育合作的重点在于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研攻关和打造信息平台[20][21]，要在更大范围内合理布局、整合资源和合理规划。[22]先行文献主要集中在粤港澳三地高等教育的合作历史、合作模式、国际经验借鉴、合作困境等问题及其对策研究，大多属于理论层面的探讨，从实证层面分析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协同发展的研究较少。

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师生跨境流动②是社会流动在大湾区的重要体现，也是促进三地高校融合发展的重要推力。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流动的师生，既有跨境求学流动，也有跨境就业流动，涵盖了流动提高人力资本的直接和间接路径。当学生跨境求学获得的在就业优势、自身能力和专业知识等方面的增长带来的潜在收益大于跨境求学的成本时，学生倾向于选择跨境流动求学;当教师跨境就业获得的工作机会更多、工作收益更好、幸福感和满意度更高，流动带来的收益高于成本时，教师倾向于做出跨境流动的抉择。根据预期收入差距理论，劳动力流动并不取决于流入-流出地的实际收入差距，而是预期收入差距，需要综合考虑实际收入差异和获得就业概率。[23]香港工资水平高，但就业竞争激烈，与当地人相比，求职不占优势，那么高校教师可能会选择留在内地发展。类似的，粤港澳三地学生在选择求学流动方向时，不仅会考虑三地间高等教育资源的规模和层次，还会考虑被录取的可能性，然后做出选择。流动不仅是纯粹的个体性抉择，而且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根据推拉理论，人口流动是流出地推力和流入地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粤港澳三地在教育、经济、文化、制度和地理环境等方面存在差异，因而形成了不同的推拉力导致粤港澳三地高校師生的流动。香港在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经济发展程度、科研实力、就业机会、收入报酬、生活水平和国际化程度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形成区域性拉力，吸引师生选择流入香港。另一方面，广东在经济、教育和文化等方面具有优势，适应于三地协同发展的政策一旦出台也会产生拉力作用。实现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是重大国家战略，高等教育协同发展是其重要内容之一。如何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发挥粤港澳三地教育的比较优势，实现共赢发展是粤港澳高等教育协同发展亟须解决的现实问题。粤港澳大湾区一个重要的优势就是人才资源，这里拥有全球最密集的世界前100强大学，这里有一大批研发机构和企业。构建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的重点之一就是要形成湾区人才的良性流动。本研究是国内首次对粤港澳大湾区主要高校师生跨境流动状况进行的专门调研，对于了解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才流动，深化大湾区高等教育协同发展，充分发挥大学在湾区建设中的支撑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研究试图在方法与视角上寻求突破，从大湾区高校师生跨境流动的视角来考察高等教育协同发展的政策框架问题。

二、跨境流动发展现状

1.样本说明

为了解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师生跨境流动现状，深入剖析存在的问题与师生诉求，中山大学“高等教育、区域创新与经济增长”课题组在2018年5月至2019年4月对粤港澳三地包括香港大学、中山大学等知名高校在内的15所大学开展了实地调研，进行了问卷发放与回收及其半结构式深度访谈。课题组共发放问卷390份，有效回收354份，其中面向跨境教师的调查问卷75份，跨境学生的调查问卷279份，问卷有效率90.7%，调研整体上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对大湾区高等教育协同发展具有可预测性。样本的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

2.结果分析

（1）粤港澳三地对高校师生跨境流动的吸引力存在差异，当地文化特色已成为高校师生选择跨境流动的重要原因。在跨境求学的动因上，港澳学生选择“体验内地人文生活”和“家人在内地”的占比最大，均为19.9%，其次是“内地教学和科研水平优秀”（12.57%），再次为“内地学习费用、生活费用较低”（12.04%），以上四项合计接近65%;对于内地学生而言，选择“体验港澳人文生活”的占比最大（26.51%），其次是“在港澳发展机会更多”（19.07%），再次为“港澳高校国际化程度较高”（14.46%），以上三项合计占比接近60%。数据表明，体验当地人文生活成为粤港澳三地学生选择跨境求学的最普遍原因。在跨境工作的动因上，调查发现，港澳教师主要是因为内地的文化特色、内地生活成本低以及较高的薪酬水平，而内地教师主要是因为港澳文化特色、就业机会和就业前景等原因。数据分析表明，当地的文化特色成为吸引三地师生流入最重要的吸引力，内地高校对港澳教师的拉力主要是高薪和低消等“物质因素”，港澳高校对内地教师的吸力主要是机会和发展等“职业因素”。

（2）大部分师生对于跨境流动的满意度较高，绝大部分学生选择回流就业，但教师回流可能性较低。若把“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合计为“满意”，把“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合计为“不满意”，55.73%的港澳学生和70%的内地学生表示满意。T检验结果表明，港澳学生与内地学生满意度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近7成学生表示若可再选一次，依然会选择到该地跨境求学。对于教师而言，分别有近七成港澳教师和近八成内地教师感觉满意。进一步考察跨境师生的流动性，发现绝大部分学生在毕业后首选回生源地就业，遵循“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的就业流动模式。而教师则相反，超八成跨境教师在未来五年选择继续留在当地高校工作，就业稳定性较高。

（3）跨境学生均希望高校和当地政府给予更多的实习与就业机会及介绍当地的生活。数据表明粤港澳三地高校在跨境学生的实习和就业指导方面做得非常不足，一定程度阻碍了学生就业流动，固化了学生“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的就业模式，不利于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深度合作和教育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三地教师的需求存在差异，内地教师希望特区政府可以介绍港澳地区的生活情况以及提供就业机会和培训辅导机会，而港澳教师则希望特区政府驻内地办事处或当地政府更好地保障他们的自身权益、提供就业机会以及举办一些联谊活动。

（4）三地师生的跨境生活均体验到了一定的便捷，内地教师主要享受到了香港的国际化资源、港澳特色文化、发展机遇、发达的交通网络等，而港澳教师主要享受到了内地发达高效的电子支付功能、发展机遇、价廉物美、丰富的休闲娱乐设施，建立起了一定的人脉关系等。但调研表明，师生在跨境生活中也面临一些障碍，尤其是由于没有流入地居民身份证无法享受到当地居民所享受到的一些公共服务，如乘坐高铁不能直接刷证件，购买火车票、机票、长途车票等各类交通票据流程复杂，在银行、政府或公共平台上办事受阻等。为解决上述问题，六成的粤港澳三地跨境教师支持升级回乡证，使其具备身份证的功能。

（5）求学期间，跨境学生主要面临奖助金额较低和资助渠道较窄的困难。调查发现，在奖助学金上，不管是港澳生还是内地生，没有获得过奖助学金的比例占据了绝大部分，港澳生没有获得过奖学金的比例达43.46%，85.54%的内地学生没有获得过奖助学金。获得奖助的渠道比较单一，主要是学校奖学金和专项奖学金，来自政府层面的奖助较少。而在获得过奖助学金的学生中，大部分是获得金额较低的奖励，大多在8000元以内。与内地高校相比，港澳高校的生活和学习成本本来就更高，过低的奖助额度和过窄的奖助渠道无疑限制了家境不够富裕的内地生源申请港澳高校的机会。

（6）求职期间，跨境学生主要面临缺乏人脉、对当地的语言文化不熟悉以及用人单位的“歧视”和证书报考限制等困难。在实习和求职困难上，港澳生选择“缺少内地人脉关系”的占比最大（35.08%），其次是“对内地语言、文化不熟悉”（25.65%）和“不得考取内地教师资格证书”（10.47%），以上三项占比合计超过70%。而内地生则主要是面临“对当地语言、文化不熟悉”（45.78%）、“缺少当地人脉关系”（18.07%）和“因留学身份被面试通过的用人单位拒收”（15.66%）的问题，以上三项占比合计接近80%。

（7）竞争激烈、工作强度大和晋升较难较慢是跨境教师职业发展的主要障碍，教师薪资与其学术水平不相符问题比较突出。调查发现，三地跨境教师的职业发展障碍主要体现在晋升空间有限、竞争激烈和工作时间较长等方面。而在同行竞争威胁程度上，在内地高校工作的港澳教师感受到的内地同行竞争威胁程度相对更大，但ANOVA分析结果显示，港澳教师与内地教师在评分上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调研还发现，不管是港澳教师还是内地教师，均有三成左右跨境流动的教师认为收入与学术市场价值不一致，可见跨境教师薪酬与学术水平不相符问题比较突出。

（8）跨境教师在创新创业中均面临人脉缺乏的障碍，港澳教师受政策限制的影响较大，而内地教师则主要受供求信息不对称因素的影响。在跨境教师创新创业阻滞因素上，调查表明，在内地工作的港澳教师受当地政商关系处理的影响最大，其次分别是缺乏人脉、投资领域受限以及工商注册、营商政策、缴税等局限，而在港澳工作的内地教师受缺乏人脉的影响最大，其次分别是对当地行业发展和用户需求不熟悉和把握不准。

（9）短期跨境流动主要以项目交流为主，跨境流动缺乏顶层设计，缺少长效联动机制。从项目执行情况来看，部分协议存在没能执行或中止执行或内容重复等情况。组织机构协调力缺乏，项目进程缺乏有效管控，项目实施缺乏深度，实质性改革推进缓慢。粤港澳高等教育合作虽已开展多年，从整体看，合作水平不高、深度不够，合作形式高于实质，评估机制不够健全，目标实现得不到有效保障。粤港澳高等教育合作设置了多样化的项目，但缺乏一个多层次、多维度、多元参与评价的监管和评估体系，进而导致部分协议推进缓慢，困难重重，阻碍了项目合作向纵深方向发展。

三、跨境流动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

描述性分析结果发现，虽然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师生跨境流动整体满意度较高，但依然面临一些突出问题，跨境学生面临奖助金申请、就业机会和语言文化的障碍，而跨境教师面临职业发展、工作强度、创新创业等诸多困难，还有短期流动缺乏长效机制等。那么影响湾区高校师生跨境流动满意度的影响因素有哪些？影响程度如何？基于此，研究采用逻辑斯特（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和验证。

1.模型设定

为了分析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师生跨境流动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研究采用逻辑斯特（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影响师生跨境流动满意度的因素来源，回归方程如下：

Logit（P）=ln[P/（1-P）]=α+∑βjΧj+∑θjZj+ε                     （1）

因變量为跨境流动满意度，为0、1取值的二元虚拟变量，跨境流动满意取值为1，跨境流动不满意取值为0。P表示跨境流动满意的概率，P/（1-P）表示跨境流动满意的概率之比。自变量包括三部分，分别是师生共同特征变量、学生特征变量和教师特征变量。Χ代表跨境师生流动的共同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师生类型、年龄和跨境生活时长，Z表示跨境学生或教师的特征变量，详见表2和表3，βj表示师生共同特征变量对跨境流动满意度的边际影响，θj表示学生或者教师特征变量对跨境流动满意度的边际影响，ε为随机扰动项。

2.变量说明

基于推拉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和预期收入理论以及跨境学生的人口特征，结合问卷实际设计状况，研究分别选择五类和四类因素来探讨其对于跨境学生和教师流动满意度的影响。学生的满意度影响因素涵盖了学生的基本特征、人力资本、就业因素、外部支援和流动诉求等五方面的因素，详见表2。教师流动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包括教师的基本特征、工作因素、外部支持和跨境生活障碍等四方面的因素，详见表3。

3.跨境学生流动满意度影响因素的Logit回归结果

研究基于Logit模型（1）选择逐步回归法分析粤港澳三地高校师生跨境流动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其基本原理是：按由大到小的顺序挑选对流动满意度贡献最大的自变量引入回归方程，在现有数据的情况下，使得方程预测精度尽可能提高到最大程度。[24]最终进入回归方程的样本观测值有254个，准R2为0.126，LR统计量为42.74，对应的P值为0.005，故整个方程的所有系数（常量除外）的联合显著性很高。最终模型预测的正确率为68.5%，表明实际结果与预测值之间存在着较高的一致性，模型拟合程度较好，可信度较高。如表4所示，研究发现跨境学生的流动满意度与性别、年龄、学历层次以及学生来源等基本特征和跨境流动诉求因素均无关，但是和学生的人力资本变量、就业因素和外部支援等因素存在显著关系。具体地说，跨境学生的流动满意度与学科类型有关，与教育、文学、历史学以及艺术学等学科相比，理工科学生跨境流动满意的概率显著更高，其满意度出现的概率是文史艺等学科的2.338倍。跨境学生流动满意度还受回生源地就业优势、资格证互通情况以及流入地的实习经历等因素的影响，回生源地的就业优势越明显，粤港澳三地的资格证互通情况越好，跨境学生感到满意的概率越高，而缺少流入地的实习经历不会降低跨境学生的满意度，这与跨境学生“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的就业模式有关。以就业优势为例，回生源地具有较大优势学生满意度概率是不具备优势学生的1.695倍。此外，跨境学生的满意度还受政府支援力度的影响，内地政府支援程度越充足，跨境学生感到满意的概率越高。政府提供充足的外部支援能使学生满意度概率提升2.941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政府支援对于提升跨境学生满意度的效果最明显，其次是回生源地就业的比较优势，再者是粤港澳三地的资格证互通情况。

4.跨境教师流动满意度影响因素的Logit回归结果

最终进入跨境教师回归方程的样本观测值有67个，准R2为0.586，LR统计量为41.77，对应的P值为0.002，整个方程的所有系数（常量除外）的联合显著性很高。最终模型预测的正确率为88.06%，表明实际结果与预测值之间存在着较高的一致性，模型拟合程度较好，可信度较高。最终回归结果见表5，跨境教师的流动满意度与性别、年龄、职称级别、跨境时长、教师来源等基本特征不相关，

与外部支持和跨境生活障碍因素存在显著关系。在外部支持上，得到了家人支持的跨境教师感到满意的概率显著更高，与没有获得支持的教师相比，满意度出现的概率会提高9.724倍数;政府支援力度越大，跨境教师越容易感到满意，获得政府支援的教师满意率会提升4.655倍。在购房、退休保险对接、交通、出行和住宿等跨境生活障碍方面，都不会拉低跨境教师的流动满意度，但若孩子上学的问题未得到妥善处理，会显著降低跨境教师的流动满意度。在工作因素方面，拥有国家级课题的跨境教师感到满意的概率更高，虽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但这不代表国家级课题对跨境教师流动满意度没有影响，当模型减少加入的变量数，拥有国家级课题的跨境教师的流动满意概率显著更高，可能的原因是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与跨境教师勾选了国家级课题的样本数过低。研究同时发现，家人的支持以及孩子上学问题对提升跨境教师满意度效果最为明显，其次是来自政府的外部支持，其它的影响因素依次为国家级课题、国家文化交流、酒店入住、平台用户、退休保险等。

四、协同发展的政策构建

粤港澳大湾区协同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的五位一体，教育作为人才培养、科研创新、文化培育的重要渠道，直接决定着粤港澳发展的协同进程。研究旨在透过师生跨境流动，构建湾区高等教育协同发展的初步框架。研究认为粤港澳高等教育协同发展的政策框架包括政策目标、政策手段及政策结果。从政策目标看，三地高等教育需要达成一种默契配合、井然有序的系统，需要改变“资源独享”、“规划独设”的格局，确立“规划联合、资源共享、共生共荣”的协同目标。从政策结果看，通过粤港澳三地法律体系、行政措施、公共政策等的协同，实现教育资源的优化整合，使整个系统形成有序发展的有机结构，促进教育发展共赢，资源要素提质，实现“1+1+1>3”的系统功能。从政策手段看，政府需要借助不同的政策工具，通过系统的制度设计和实施，实现对多元主体的调控，实现方向一致、步伐有序和利益融合。为此研究提出如下几方面的政策框架体系。

1.加强顶层设计与战略规划。加强顶层设计与战略规划是推动大湾区高等教育协同发展的关键。建议在国家“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中下设“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具体负责粤港澳高等教育协同发展的统筹协调工作;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下设“粤港澳高等教育协同发展办公室”，具体负责粤港澳高等教育协同发展规划的落实、制度建设工作;建立以教育、经济、社会、法律、管理等领域专家为主的跨部门、跨组织、跨学科的“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参与粤港澳高等教育协同发展规划的制定、重大事项的协商及协同工作的推进;建立粤港澳高等教育协同发展联络机制，就高等教育协同发展规划、教育资源统筹配置与优势互补、教育布局结构优化等达成合作与促进协议;立足区域功能定位需要，以更高的政治站位科学规划湾区高等教育体系，结合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四个核心城市的功能定位，打造大湾区独具特色、优势互补的高等教育协同发展体系;完善粤港澳三地法律法规体系，保障教育协同政策的有效执行;建立完善区域间合作协议项目的评估与质量保障机制，加强官方评估机构建设和对合作交流项目的事后评估;破除制度障碍，真正实现人才自由流动需要，简化粤港澳三地通关程序，放宽对粤港澳三地人才流动限制，改革税收、社保、医保等方面政策，促進人力资源要素流动。

2.创新资源共享与学术合作模式。资源共享与学术合作的创新模式是湾区高等教育协同发展的载体。建议建立粤港澳大湾区高校联合培养机制，支持学生跨校选修课程，允许学生在不同高校学习经历的转换和更灵活的学位获得方式，推进“交换生”和“游学生”项目计划;完善教育管理平台，共通人才信息库，加快区域教育信息一体化进程;对照国际经验，建立共同的规则和统一的人才培养质量指标体系，建立粤港澳三地高等教育质量与资格证书认证衔接机制;在实习、就业指导、奖助学金申请和求职机会上，减少本地学生和湾区跨境学生的差别对待，为跨境学生创造公平公正的培养、考评、奖励和就业环境;加强高校图书馆、实验室等资源共享，破解各高校图书馆在采购电子图书版权方面的问题和新书资源不足的限制;搭建大湾区教师培训平台、产业发展信息平台、毕业生需求信息平台、科研创新成果信息平台、课程资源平台、人才数据库平台、校际教学与科研资源共享平台等，提升湾区高等教育协同合作能力。创造公平的课题项目申请机会和高效的科研合作平台，实现数据、设备、仪器和图书等科研资源的共用共享，促进科研资金的自由流动，提高科研效率和资金配置效率;参照国际标准，建立科研成果市场化转化机制，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立完善的“产学研”一体化协同创新生态体系;建立教师跨校讲座与授课的配套制度，推进校际合作，促进人才流动;开展跨地区联合办学，组织区域内各级各类学校开展结对互助;鼓励区域内不同层级的高校联盟合作，依托学科优势，与区域内的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等建立深度合作机制，建立起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区域性学术高地和行业企业共性技术的研发基地;创新高等教育协作模式，政府主导的集中模式、市场主导的契约模式以及个人主导的自由模式多模式并存，共同推进三地高等教育协同发展。

3.营造多元文化并存的高等教育学术生态。营造多元文化并存的高等教育学术生态是推动大湾区高等教育协同发展的基础。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协同发展是个性与共性的和谐统一，既要充分利用粤港澳三地价值观、语言、文化和习俗的共通性，也要充分考虑三地文化的差异性，使文化融合成为促进大湾区人才流动的前提和基础。调研发现当地文化的独特性是吸引师生跨境就学和就业的重要原因。因此，粤港澳三地要重视当地文化的塑造和宣传，使得文化成为促进人才流动的重要推力。另外也要客观面对粤港澳三地语言、价值观念等差异带来的合作困难，三地政府可以通过组织公益性的语言培训、职业文化讲座、爱国主义教育、提供最新的国家和城市发展咨询和多样化的社交活动等方式帮助跨境师生更好地适应和融入当地生活。要持续推进三地价值认同，实施精英治理，加强文化引领，实现文化融通，真正实现人心回归和人才自由流动。建立高等教育协同发展多元参与机制，引入社会共同参与的思路，引导和支持区域基层组织与学校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立体化的纵横网络协作，激发学校、教师、学生、民众和社会组织等众多利益主体的积极性。建立相关激励机制，构建起一个涉及政府、市场和社会三个维度的治理框架，通过民主协商方式，进行合理的制度安排和持续的政策改进以保持大湾区高等教育协同发展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