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昊

【摘 要】语义学与语用学的区分是现代语言哲学中的重要主题，而符号学公认的三大主要分支中句法学的理论地位往往较少受到质疑，而关于语义学与语用学的区分何以成立以及这种区分是否合理则有较多讨论。俄苏形式主义以降，现代文学研究普遍存在类似于哲学的“语言转向”，这成为作为现代学科体系重要环节的两大人文学科得以在比较结构中加以审视的重要基础。文学理论中内部研究的自觉兴起以及到二十世纪后期的转向超越文学的文学探讨，无疑既代表着现代学科按其内在尺度演进的规律，亦揭示了社会外部因素对现代学术话语的塑造。

【关键词】语义学;语用学;语言哲学;文学理论;语言转向

一、现代哲学与文学研究的语言转向与类同的问题结构

众所周知，哲学研究进入二十世纪后发生了语言转向，哲学经过了认识论转向后的又一次重大研究范式的转变。无论是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解释学探讨中使用的细致周密的词源学，还是弗雷格、罗素、克里普克、卡尔耐普、古德曼等人的分析哲学研究，亦或是索绪尔、罗兰·巴特、列维·斯特劳森等人所作的结构主义反思，都纷纷采用了语言分析的方法，或赋予语言本身作为哲学反思对象的独立地位[1]。如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将自我领会视作此在作为一种特殊存在者本已的存在方式，赋予了解释活动本体论地位，例如规定一般的“在世界之中存在”为“此在的基本建构”，进而对“‘在之中’之为‘在之中’”展开分析[2]，或是像分析哲学家所倡导的将哲学视作“对语言使用方法的检验”[3]。

与此同时，文学理论领域发生了语言转向。从形式主义开始，文学开始以现代学科的面目摆脱了知识层级上对黑格尔式的“艺术哲学”的附庸，同时批判了以传记式批评为代表的外部研究，并纯化出了以對文学语言为核心的内部反思，这使得文学（诗学）研究由中世纪学院中的“修辞学”“语文学”或“艺术哲学”的一个子学科演化为一种“文学学”，或叫“文学科学”（The Theory of Literal）。或可参照王一川教授在《修辞论美学》中的观点，我们应当“放弃在今天看来过于空泛的‘本质’界定，滤除独断性的‘唯一’性痴迷，克服华而不实的‘体系性’奢求”[4]。德国古典美学与德国古典哲学以理性为内核的庄严架构相适配，它精密的体系性以理性在形而上学中的地位为保证。近代以来，人性与理性对神性的反拨代表着人权对神权的一次胜利，而理性主义自身的尺度规定了它在不断发展并走向抽象化的过程中会逐渐暴露出弊端。语言转向恰恰是理性主义弊端的克服路径之一，既往诗学的种种局限也为文艺的探讨向语言转向提供了契机。20世纪以来，在欧洲的多个国家都产生了这种语言转向，他们或有个别思想家之间的密切来往，或是不约而同地发展出相似的理论，这种语言转向是学科史发展进程中学术方法自觉的客观反映，多罗采尔称之为星座效应[5]。

语言转向并非哲学学科独有，这代表着现代学术基于语言的集体性反思。在学科普遍分化并交叉发展的学术生态中，特别是社会科学仿照自然科学建立自身的现代学科边界的背景下，语言转向与学科间的相互作用密不可分。

二、现代语言哲学中语义学与语用学的区分

语义学涉及符号的所指，语用学研究符号与语境的关系。美国哲学家、符号学的早期创立者莫里斯曾探讨这一问题，此后卡尔纳普等逻辑实证主义者也就曾对这个问题予以关注。此前，学者们约定俗成地认为句法学（syntax）涉及表达形式，语义学（semantics）涉及符号的所指，语用学（pragmatics）涉及说话者。然而，这一区分在赛沃德看来这种划分是可以商榷的[6]。莫里斯将符号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符号载体（符形），指示物（符义）和解释符（符用）。如果区分为四个因素，第四个因素即为解释者。相互关联的三者（符号载体、指示物、解释者）间的三元关系，可以抽象成三组二元关系进行研究。语义学研究适用于对象的符号与对象的关系，语用学研究符号与解释者的关系，句法学研究符号之间的形式关系。卡尔耐普注意到说话者的普遍存在，但仍尝试避免说话者在指称过程中的“在场”，认为一旦通过语用学的方法发现了语言的语义和句法特征，我们就可以把注意力从使用者身上转移到语言的语义和句法特征上，他虽然承认意义产生的交际环境，但其主要工作展开于业已成型的语义关系。

卡尔耐普区分了纯粹语法与描述语法、纯语义与描述性语义，前者关注人工语言，而后者关注自然语言。分析哲学有两大基本的理论站位，一个是理想语言学派，一个是日常语言学派。理想语言学派的理论进路大致是通过现代数理逻辑来构造理想语言，基于理想语言对传统形而上学展开分析。但随着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等现代数学新发现以及日常语言学派种种意见的提出，很多原本持理想语言学派观点的语言哲学家在后期转向日常语言，他们从人工构造一套适用于研究的形式语言转向了澄清及消除日常语言中的含混、歧义等等阻碍因素[7]，正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日常语言学派所做的工作。如果说语义摆脱对语境的依赖，是语言哲学的学科自觉的话，那么再次向语用环境回归的转向则代表了一种新范式，这与当代文艺研究中的文化研究有相通之处[8]。陈波教授依照荀子“约定俗成”的语言观对克里普克可能世界语义学中的同一性问题、本质主义等观点提出质疑，并且倡导一种语言意义的社会建构论。随着研究不断深入，人工语言的局限性不断暴露出来，我们对语言的研究更应转向一种内外调和的新范式，将语义学与语用学统一起来，运用现代逻辑的同时也要注重与其他学科特别是社会科学的双向互动。

笔者认为语义学与语用学的区分在研究上是必要的，但若从实用角度加以考量，种种理想模态下的理论设计更倾向于为了研究方便而做出的构设，因为语义与语用是不可割裂的，而且语义的探讨往往不能脱离语用的探讨。与此同时，由于语用的探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规避对于纯粹语义的讨论，容易以一种还原主义的观点取消语义对语境的相对独立性，即所谓语境决定论。将这种倾向极端化就会导致指称的不确定性，它的结果是意义的不可传达，带有较强的相对主义色彩。在文学理论中，取消形式论中被视作独立知识对象的“文学性”的后果与取消语义语用的界限容易导致的困境有相似之处。若将语义学的研究独立于语用学的探讨，很大程度上可以带来一种研究方便与精密化，在其基础上建立起的一阶、二阶谓词演算系统具有更坚实的理论领地。例如，将一个符号系统视为纯然符合一阶语言结构，便可以根据广义初等类等现代数学方法定义其“可定义性”[9]。

三、现代文学理论中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

古典语境中的美是处于真与善的立法之下的，而步入近代之后，在康德等近代美学家的著作中美逐渐地获得了独立自存的地位，也就是所谓审美自律。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提出了审美四契机，分别对应第一批判中提到的质、量、关系、模态四方面。其中深为人们熟知的是第三契机“无目的的合目的性”[10]，它为后来的布拉格学派所继承，强调纯粹鉴赏判断的对象是审美对象的形式。现今学界一般认为俄国形式主义是现代文学理论的开端，重要原因在于形式主义试图从语言角度确立“文学性”的边界，建立起一门真正的现代学科。什克洛夫斯基从语言的障碍性与扭曲性的角度讨论文学的感受力[11]，通过“陌生化”论证文学语言的特殊性。罗曼·雅各布森则从符号学角度对语言的诗性功能进行了特殊界定，规定了语言的诗性功能，即当语言的系统功能偏向于信息本身时，语言符号实现了自我指涉，文学文本呈现出一种自足的状态。[12]新批评等流派持有一种符号自指的文学语言观，他们所做的工作便是为文学语言找寻到一种行之有效的分析策略，在此基础上形成庞大而精密的文学理论体系。这种方法将“文学性”作为理论内核，并认为文学可以被视作独立的知识对象。随着西方中心权威的降低以及各思想传统的交错发展，形式主义传统下的文学研究一家独大的时代终结了，取而代之的不是一种严格作为知识生产内部运作结果的文学理论，而是更加广义的“理论”，或可称为“批判理论”。这恰恰代表着文学理论由文本内在语义的探讨转向了更加宏阔完整的研究领域。

在文学理论与语言学中，这一区分背后的观念也有相应的理论表征。文学理论中也有侧重于语用环境的外部探讨，例如文学语言的“互文性”问题，互文性在巴特、克里斯蒂娃、德里達等人的理论语境中都有过探讨，他们所属的学术系谱与讨论问题的性质都有差异，但其共同效果在于将文学语言作为封闭自足的语义结构的这一幻象彻底击碎。例如，在罗兰·巴特的讨论之中，“作者之死”的理论后果是起初被认为“无噪音”的文学文本成为了“复数”的敞开领域。独立存在的语义学的探讨的现实前提是存在独立存在的语义要素，而作者或“人”的意志决定了文学作品是一个单数的文本，巴特所倡导的写作是一种复数的文本。单独的文本并不能够独立说明其意义，而是不断的导向下一个文本，在一种语义交往领域中完成获义活动。作者之死的实质是语言学意义上说话者和解释者之间同一关系的打破，去作者化思潮是学界对指称不确定性的认同日益增强的侧面反应。德里达在《声音与现象》《论解构》等书中试图消解自亚里斯多德以来形而上学传统之中的逻格斯中心主义，他沿着现象学以及结构主义运动的道路，最终将语言建立在一套绝对的差异性结构之上，作为规定一切差别的存在则被规定为“延异”。德里达的讨论彻底否定了语义内在论在文学与哲学中的蔓延，但他的解构主义思想在一种普遍的差异性结构中将意义导向绝对虚无：正因为一切都是建立在绝对差异之上的，那么对指称意义的讨论失去了价值，语言成为了彻底的无常之物。

韦勒克对文学理论的研究方式做出了经典的区分：一个是外部研究，一个是内部研究，简言之，内部研究将文学作为文学来研究，具体而言，研究的中心是使文学之为文学的“文学性”;而外部研究则涉及用以确定一个文本是否属于文学文本时的非决定性因素。在韦勒克眼中“文学研究的合情合理的出发点是解释和分析作品自身”[13]，如纳博科夫对《堂吉诃德》的结构分析就属于内部研究，若对应到中国文学的畿域中，以皎然《诗式》为代表的诗法论著中对于诗歌技巧的细节性讨论则属于内部研究。外部研究注重文学的种种外部因素，具体言之，大致可以等同于文学中的非审美要素，例如社会环境历史条件、作家生平、作者情感、作品的版本与流传等等。例如伊格尔顿、本雅明等人都倡导在细读的基础上对文学的生产性地位做出较为公允的评析。内部研究的成果是文学的审美质素，而外部研究的成果常常是“意义”，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二者的对立十分鲜明。无论是内部研究还是外部研究，如果将其极端化都会导致研究的偏颇，只注重针对形式的内部研究即兰瑟姆所说的“本体论批评”，就会在追求共时分析的同时忽视文献版本等基础因素，而过度注重外部研究则会使文学成为其他学科的附赘悬瘤。取其中道，协调内外，才能避免文学批评的失序与失语。

四、基于比较的反思

俄苏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以及法国结构主义是较有代表性的内部研究流派。法国结构主义与符号学在发生过程中属于同一学术谱系，但结构主义更倾向于对深层结构的挖掘，而近年来符号学则从结构主义符号学对文本内部意义的研究转向寻求“超越文学的文学性”，对一种延伸到社会外部环境的“超文本”展开分析，例如巴特对神话、广告等文化现象的符号分析。后现代以来对现代主义的反思波及文学理论的研究，协同对以西方为中心建立起的现代文明的反思，一同将具有鲜明精英色彩的形式论视作保守势力。在语言学意义上，新批评等流派所持的是一种将文学视为自足世界的语言观，“自我指涉”是一种语义内在论的理论表现，“纯诗”的设定使文学研究的边界得到了明确划分。文学不再仅仅是浪漫派“天才游戏之创造”，同时也成为了一种经得起现代学科体系检验的可公度之物。在追求公度的过程中，形式主义传统下的学者对文学语言这个要素进行单独区分，确实带来了研究的方便，但文学语言形式真的能代表具备文学性的全部对象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文学并非孤立而是有一个重要的外部来源，这就是我们面向的广阔世界，在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当中有专门章节讨论一切优秀作品的艺术机理都是现实主义的[14]。文学理论不仅要建立起属于自己的边界，同时也要着眼于现代学科体系之中与其他学科的横向比较关系和纵向继承关系。像姚斯在《文学史作为向文论的挑战》中所说的那样，我们在建立文学史的过程之中要正确区分一般历史与特殊历史[15]，同时，文学研究借鉴了社会科学的基本范式，我们也应当将它视为一般学科之中的一门特殊学科。符号自指是文学研究获得现代性的一个标志，但它并不代表这个学科应有的最高阶段。正如浪漫主义的作者观崇尚无限的自由，将作者视作“天才”与“创造者”[16]，虽然就其历史地位而言值得大书特书，但它的垄断性地位最终还是难逃各路新生理论的历史性褫夺，浪漫主义以唯美主义、表现主义的姿态得以存续，而作者中心主义的地位则被文本中心主义、读者中心主义等流行观点批判并取代。

通过比较我们发现，无论是文学研究还是哲学研究在二十世纪都出现了语言转向，这是学科发生现代性转义的重要标志。对语言的关注与文学、哲学的学科性质有着很大关联：无论将文学视作一种独立审美对象还是一种意识形态生产的特殊产物， 语言都是文学最核心的构成要件，因而对文学语言的特殊性界说是文学研究的重要切口;为了克服近代哲学认识论转向以来的主客二分等倾向，现代哲学对意义的探讨试图规避以往“主体形而上学”的路径，而是关注到以往被压抑的语言世界。语言转向的发生同样与现代学科体系的整体性与普遍分化特点有关，现代文学研究与哲学的语言转向都与语言学的新发展密不可分，它们也存在着互渗，普遍分化的结果是汇通，是兼容性的思想在思想交汇中得到检验：例如现象学家对语言的重视为现象学文论的发展奠定了哲学基础，茵加登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存在方式展开字音与高一级的语音组合、意义单元、多重图式化方面及其方面连续体、再现客体的四重结构分析，杜夫海纳与梅洛-庞蒂也曾对审美经验加以论述。[17]分析哲学的方法运用到了文艺研究中，形成了重要的分析美学传统。分析美学家沃尔海姆注意到了艺术与语言结构间的类比的局限，回归“生活形式”来言说艺术，而艺术品并非“理念的形成”而是“历史的形成”[18]。从分析美学创始之初对“元批评”的构建到九十年代以来对日常生活与自然界的回归，学者们对语言分析这种先进方法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从一开始的自觉使用转向了对方法崇拜的反思。总之，文学与哲学对语言的重视应当带来人文科学研究的精确化而不是狭隘化，语言分析是方法而非真理，方法是必要的，但不能将方法等同于真理，对任何一种方法的垄断使用都值得警惕，文学与哲学都应当面向广阔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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