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九润

摘 要：北宋女性词是中国古代女性词史上的试蕾。北宋特定的历史和文化环境，决定和产生了这一时代的审美心理和艺术情趣。词体的特性、妓乐的盛行以及女性主流文学的迎合，是女性词学发展起来的重要条件。

关键词：北宋;女性词

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9052（2020）02-0198-02

词在宋代取代诗歌成为一代文学的顶峰，处于强势男权社会压制下的女性词也开始抽叶绽蕾，这其中必然有着某些内在的因素和历史必然性因素存在，那么这些因素是什么？它们又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我们试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社会因素

北宋统一后，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封建经济继续发展，城市经济空前繁荣，市井生活丰富。《东京梦华录》中记载北宋都城开封盛况：“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羅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在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的基础上出现了新兴的市民阶层，他们不像小农那样只关心基本的温饱，还要追求精神文化上的享受。说唱艺术因为满足了他们的感官需求和情趣需求而大受欢迎。同时，在统治阶级中，北宋实施重文轻武的政策，宋太祖以一招“杯酒释兵权”削夺了一批开国功臣的权力，解除了王朝的后顾之忧，同时宣传人生如白驹过隙。所谓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帛，厚自娱乐，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1]。鼓励官僚的纵情声色，使整个宋王朝自始至终、从上至下都笼罩在腐化享乐的风气里。

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北宋文人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封建礼教纲常受到了一些冲击，人们肯定人生的享乐，追求幸福。这样，在精神文化领域就出现了表现自我、抒发真情的潮流（这是女性作家的福音），人们需要一种文学形式来表达这种潮流，宋词因此出现在大众的注目下，开始表露思想、映照心灵。孟称舜在《古今词统序》中说道：“盖词与诗、曲，体格虽异，而词本作者之情。……或言之而低徊焉，宛恋焉;或言之而缠绵焉，凄怆焉;又或言之而嘲笑焉，愤怅焉，淋漓痛快焉。作者极情尽态而听者洞心耸耳，如是者皆为当行，皆为本色。”敢于表达真情实感，是宋词的可贵之处，这给千百年来活在男权社会压抑下的女性提供了一个宣泄口，鼓励她们可以大胆地抒发自己的内心。

二、文学因素

由于宋初的文学受晚唐五代影响，风气轻浮靡艳，承继唐朝韩愈、柳宗元领导的古文运动和元稹、白居易领导的新乐府运动，北宋开始了一场诗文革新运动。它要求文道合一，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国之文章，应于风化，风化厚薄，见乎文章[2]。宋仁宗下诏要求文章所宗，必以理实为要，庶有裨于国教，斯增阐于儒风[3]。最后，在文坛领袖欧阳修的领导下，这场运动大获全胜。

这一场文学革命使得诗文更加理性化，让出了情感的地盘，然而情有所感，不能无所寄;意有所郁，不能无所泄[4]，文人们便把抒情的愿望寄托在了词上，以苏轼为代表的文人士大夫逐渐对词进行改革，进一步“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使之雅化，这就使他们被陷于闺阁的妻女也可以近距离接触词，感受词的熏陶。同时，由于起源于民间的小唱艺术，以及最开始的娱乐功能，词与诗相比始终显得卑微，被排斥于正统文学之外，称为“诗余”。这一名称虽然表现出卑微，但也因此获得一种解脱，总算可以在理实的恢恢天网下找到一条出路，可以抒写一些诗文中不屑说、不敢说、不能说的喜怒哀乐和七情六欲。以此类推，文士们自然也会容忍女性这一性别阶级上的被压迫者去进行卑微的词的创作，社会阶级中处于上层的女性词的创作，就这样开始了。

三、审美心理因素

政治上的文人之治、高度的专制集权和对外的妥协退让造成官僚士大夫阶层事功之心的萎缩，整个北宋社会表现出一种伤感幽怨的消极柔弱心态。李泽厚认为，自中唐以后时代精神已不在马上，而在闺房[5]。人们由对建功立业的追求转向对世俗生活的享受，由对大气象的观照转向小世界的情趣，文坛也变得细腻缠绵起来，这种阴柔之气为女性意识的萌发提供了适宜的气候。

另外，与诗相比，词更喜爱娇柔、轻盈、朦胧并带着淡淡哀愁的景象，如“沙上并禽池上暝，云破月来花弄影”（张先《天仙子》）、“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晏几道《临江仙》）、“断肠院落，一帘风絮”（周邦彦《瑞龙吟》），都表现出人们伤感、婉约的审美心理和情趣。词还能抓住人们内心深处那些抽象的以及一闪而过的情感，并把它刻画得丝丝入扣。如“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晏殊《浣溪沙》）、“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贺铸《青玉案》）、“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欧阳修《蝶恋花》）等佳句营造出了美轮美奂的境界。词的款款柔情对于有着细腻温婉心理的宋人来说，拥有莫大的诱惑力和共鸣感，尤其是女性。

由上文可知，词的女性化审美特征符合了北宋的社会文化心理，成为普世的审美。因此，宋代的女性虽然处于强大的男权压制下，但阴柔的社会文化心理滋养了她们的自我意识，抒情的柔美词体又为她们宣泄私密情感提供了最好不过的表现文体，借助这样一双翅膀，北宋的女性在词坛悄无声息地盛开并结出了果实。

四、音乐因素

叶嘉莹认为：词本来是歌筵酒席之间，交给那些美丽的歌妓舞女去传唱的歌词，所写的是男女爱情及相思离别的内容[6]。由此可见，词是一种可以入歌配乐的音乐文学，具有声情合一的特点。这就离不开歌唱者的功劳了，由于时代审美观的变化，宋词在演唱上特重女声。有一首词这样写道：“歌唱须是，玉人檀口，皓齿冰肤。意传心事，语娇声颤，字如贯珠。老翁虽是解歌，无奈雪鬓霜须。大家且道，是伊模样，怎如念奴。”（李焉《品令》）女子柔美曼妙的声音很能使听众形成一种感官上的刺激，获得愉悦和慰藉，这就使歌妓与词结下了不解之缘。

城市经济的发展促使了歌妓行业的繁荣，有加入乐籍、在各种宴席上为官员们歌舞助兴的官妓;有被达官贵人蓄养、供主人闲时品赏娱乐的家妓;有混迹于市井、为各色人等提供声色服务的市妓。正是她们通过一种身心融合的艺术再创造，把词变成歌，大大地增强了词表情的魅力。同时，在演唱文人词作的过程中，一些富有才华的歌妓学会了自己填词表意，《全宋词》收录了23名歌妓的23首词作和5首残篇，数量虽然不多，但也可见当时歌妓作词的兴盛。另外，歌妓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她们的词作一般语言直率、抒情热烈，给宋词注入了新的活力，进一步促进了宋词的繁荣。歌妓写词是女性登上词坛的一个标志，社会底层女性的词创作也发展起来了。

五、性别因素

以谦恭柔顺的姿态依附于强大的男权是女性的主流表达，这在女性词发展交叉进行的北宋也不例外。

对幸福爱情和婚姻的追求是北宋女性词的主旋律。爱情来临时，她们是幸福的，“荷花娇欲语，笑入鸳鸯浦。波上暝烟低，菱歌月下归”（魏夫人《菩萨蛮》）。当爱情不在了，她们又是痛苦的，“绿杨堤下路，早晚溪边去。三见柳绵飞，离人犹未归”（魏夫人《菩萨蛮》）。她们所追求的爱是男性的宠爱，她们只能被动地接受爱，而不能主动地选择和追求，幸福和痛苦全由男子来决定。抒发遇人不淑的悲怨、独守空闺的孤寂和遭受离弃的哀叹成了女性词的基调。

歌妓的词大多表现了对男权的谄媚奉承。“蜀江春色浓如雾，拥双旌归去。海棠也似别君难，一点点、啼红雨。    此去马蹄何处？沙堤新路。禁林赐宴赏花时，还忆著、西楼否？”（陈凤仪《一络索·送蜀守蒋龙图》）被动与卑弱的处境与地位，与缠绵阿媚的感情之间，形成了不协调的效果[7]。词的情感真实性与动人性也被损害了。

男权社会完全主宰了女性的一切，女性词人只能借用他的口吻，承袭他的概念，站在他的立场，用他规定的符号系统所认可的方式发言[8]，女性词中所表现的情感变化都是源自于强势的男性，这使得女性词“展现出了一个深受压抑卑视和封锁改造的性别那穷形尽态的精神痛苦。女性词，就全景来看，是一个腾郁着各种苦闷气息的渊薮[9]。女性词表现出的含蓄内敛、温婉和睦的特征，与男性主权的规训和女性的迎合有着密切关系。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女人都愿意在男权的规训中生活与写作，总有一些抗争者“不徒俯视巾帼，直欲压倒须眉”，独树一帜型文学批评的李清照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她的作品和文论给宋词带来了新质，并开创了南宋以后女性词的新天地。

参考文献：

[1][宋]毕沅.续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7：7.

[2][宋]范仲淹.奏上时务书[A].范文正公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4.

[3][清]徐松.崇儒[A].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1957.

[4][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1.

[5]李澤厚.美的历程[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253.

[6]叶嘉莹.唐宋词十七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7]邓红梅.女性词史[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12+54.

[8]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3.

[9]唐圭璋.全宋词[M].北京：中华书局，1965.

（责任编辑：林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