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我国新闻从业者在发挥建设性新闻原有优势的同时，更进一步进行了在新闻报道、提供方案等方面的创新性实践。各媒体及时提供信息阻击谣言、建构积极的媒介框架、提供解决问题的可行方案，公众则利用新媒体赋权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同时，面对西方媒体的偏见式报道，我国媒体充分发挥舆论引导的作用予以有力回击。本文运用调查法，以官方媒体、市场化媒体、自媒体在疫情中的表现为例，从记者、公众、国际传播的角度浅析建设性新闻是如何融入疫情信息传播中的，并对未来的可行性路径提出建议。

关键词：疫情；建设性新闻；信息传播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0）22-0092-03

建设性新闻作为一种新兴的新闻理论，以其积极乐观的“解困式”报道形式，在社会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官方媒体及时发布权威消息遏制谣言、弥合社会分歧、凝聚抗疫共识；市场化媒体通过深入追踪报道，多元、立体呈现疫情信息；自媒体聚焦情感需求、突破圈层话语限制。各媒体组织各司其职、协同合作，运用建设性新闻的思维开展新闻业务，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建设性新闻的必要性：风险社会中的协调者

按照乌尔里希·贝克的观点，当前的现代性社会是一种风险社会。而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成为了风险聚集的加速器，不仅使得民众的生命健康受到威胁，也使社会舆论非理性增长、经济运行发生动荡[1]。面对这样的局面，媒体成为疫情风险社会中话语权博弈的“场域”，通过媒体及时传递信息、化解社会矛盾显得尤为重要。

建设性新闻作为调和冲突、消除风险的有力措施，不仅仅是呈现问题，更重要的是解决问题。这一概念最早是在2015年由丹麦学者Cathrine Gyldensted（凯瑟琳·吉尔登斯特德）与美国学者Karen McIntyre（凯伦·麦金太尔）明确提出[2]。着眼未来、着眼解决方案、强调积极参与是建设性新闻的主要聚焦点，也就是在通常所说的新闻报道的5W要素之外加上第6个“W”——What now（现在怎样）[3]。这种信息呈现的导向是对情绪化、消极化资讯的反击，旨在为受众提供一种公平、准确和语境化的世界观。通过自下而上的参与式建构，受众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记者与受众的关系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我传你看”，而更像是齐心协力、共同合作的盟友：多元主体拓宽了信源渠道，媒体从业者肩负着把关人的责任，要保证新闻的真实客观性；同时，建设性新闻所传递的以未来为指向的切实方案，给予了民众信心和力量，将处于风险中的不稳定个体连接成一个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想象共同体，一起面对挑战、战胜疫情。

二、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建设性新闻实践

（一）媒体：“是什么”到“怎么做”

1.及时准确提供信息，有效阻击谣言

信息社会，媒介营造的拟态环境成为人们感知世界的重要来源，无论哪种新闻模式，真实性、时效性、客观性等新闻价值都是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因此媒体须发挥“大众传播作为社会雷达”功能，起到“瞭望哨”“导航员”的作用，利用新技术对环境舆情进行监测，帮助人们察知内外环境变化并及时调节行为适应环境。总体来看，疫情期间，官方媒体作为信息发布的主要渠道，发挥出了疫情防控知识科普、舆论引导、整合社会信息、遏制谣言传播的重要作用。比如1月20日，钟南山接受央视《新闻1+1》采访，指出可确定存在人传人的现象，并呼吁大家提高警惕。专家既是权威度高的信源，又是大众传播的意见领袖，按照霍夫兰说服效果的研究，央视邀请权威专家人士能够达到较好的传播效果，使民众及时了解疫情发展动态，为民众提供切实可行的防控措施。

2.关注解决方案，提供可行路径

建设性新闻，记者的身份不单单是超脱事外、绝对中立的观察者，而要逐渐转变为共建者、谏言者。探索解决方案是建设性新闻最为重要的核心，从“是什么”到“怎么做”，不仅是在理论层面上对新闻报道的深入洞察，更是从实践层面对事件发展的前瞻式关照。疫情期间，官方媒体根据自身的特点，通过多种方式为防控出力献策、进行社会动员，借助报网端微传播矩阵，依托5G、大数据等技术，重塑采编发流程，以Vlog、短视频、直播等多种方式传递防疫知识，号召大家遵守疫情防控要求[4]。如人民日报发布的可视化数据新闻《持续关注！全国最新疫情分布图》，用不同颜色区分疫情的严重程度，使读者清晰直观地了解到各省份疫情的危急程度，并开展与之相适应的防护隔离行动。

市场化媒体，如财经、澎湃、三联生活周刊主要以深度調查式报道、监督报道等形式引导人们从多元、理性、客观的角度关注疫情，进一步推动了相关体制机制的完善。以财新为例，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财新跟踪产出千余篇深度、立体化的全记录式报道，聚焦疫区普通百姓，探访医疗领域专家，还原疫情关键节点。财新网从1月9日起对疫情进行连续报道，武汉宣布封城的前一天，财新发稿《湖北省内疫情扩散，防疫物资短缺》，呼吁关注武汉及周边城市形成的“1+8城市圈”疫情扩散情况[5]。

而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平台作为“人流、物流、信息流”的集汇点，通过协调平台上的各种力量，构建新型传播生态，成为社会资源的整合节点。以微博为例，疫情初期，武汉各医院医疗物资紧缺，院方通过微博发布求援信息，通过网民的转发迅速传播，对疫情救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微博还为专业的医疗公众号提供了科普健康知识、帮助公众排疑解惑的平台。如“丁香医生”根据各地公开的疫情数据，推出“肺炎疫情实时动态”，可实时查看疫情地图、辟谣与防护、实时播报、疾病知识等相关信息。

3.充当负面情绪“减压阀”，建构积极框架

有学者指出，建设性新闻并非简单地诉诸积极的情感体验，也不是选择性地屏蔽负面事件，而是以一种乐观的“解困式”媒介框架去涵化影响受众对事件的认知。在社会熵值骤增、民众心理情绪普遍紧张焦虑的情况下，建设性新闻的正面报道和积极的舆论导向能够帮助民众缓解压力、充当社会矛盾的“减压阀”。从报道题材上看，官方媒体在及时报道疫情动态的同时，也注重绘制“抗疫群像”，讲述一幕幕感人的抗疫故事。如3月17日新华网的报道《志愿者：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以主体突出的图片、简洁的段落式文字、直观生动的视频与翔实准确的数据相结合的方式生动立体形象地描绘了全国各地各行业的志愿者们在平凡岗位上的默默付出。这些普通人的在灾难面前表现出的勇敢无畏、无私奉献精神给予人们奋发向上的力量，让人们在困难中看到希望，重拾继续前行的勇气。从报道形式上来看，官方媒体充分利用新技术的赋能创新报道产品，建构积极的媒介框架，影响受众的态度观念。如央视借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平台优势资源，基于5G+4K、8K+AI等前沿技术，自1月28日起全天24小时直播雷神山和火神山的医院建设情况，这种沉浸式的慢直播带给处于无聊、恐慌等不安情绪中的观众以陪伴感和在场感，使受众的焦虑情绪在观看的过程中得以转移或消解。观众还可以通过弹幕实时互动，这种全民参与式的文本解读正是建设性新闻所推崇的新闻范式。

自媒体和市场化媒体通过议程设置来引导公众关注生活中的正能量，营造充满人情味的互动场域，唤起民众积极的情绪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比如2月7日，微博热搜#疫情过后的第一件事#引发网友广泛讨论，13.2万人参与了微博投票，许多网友纷纷表示疫情结束后要“好好欣赏城市的美景”“好好吃一顿大餐”。媒体的议程和民众的议程高度一致，同频共振，让人们的不安感在媒介所勾勒的未来幸福图景中逐渐消解。

4.以人为本，面向未来

建设性新闻要以人民为中心发现问题、报道问题并推动问题解决，既关注社会问题又关注个体，既关注当下的事件又能立足实际面向未来[6]。面对疫情给经济、社会带来的困难，媒体除了真实客观及时地报道事实之外，还将目光投向事件的前因后果以及解决之道[7]。在疫情中涌现出不少优秀报道，既能尽职尽责传递党的方针政策，又能如实反映民众呼声，起到了媒体是党和人民喉舌的作用。如人民日报在4月9日发布评论文章《疫情下的毕业生就业之路，该怎么走？》提出“政策引导：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实现供需双方的精准匹配对接”“拉抬用工需求，拓宽毕业生流出渠道”等针对性措施，为面临就业压力的毕业生提供帮助。

自媒体在促进“宅”经济蓬勃发展、激发市场活力方面也有非常亮眼的表现。抖音、快手等短视频APP为普通民众提供了一个低门槛、大流量的线上销售平台，无须复杂的设备或专业的技术，依靠手机和互联网便可以向众多网友直观地展示自家的商品。这种便利性与亲民性使得短视频平台很快成为带货利器，为线下受到冲击的商家提供了增销创收的新途径。

（二）公众：协同参与、共应风险

在去中心化的互联网，传统媒体点对面的垄断式传播被打破，网络媒介的多功能平台化发展、受众节点化生存的特征以及新技术的赋权使得受众获得更多近用权和更多元的内容表达方式，受众的参与权、知情权、讨论权也得到了更好的保障，使他们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参与到公共领域讨论之中。同时，在新媒体时代，社会网络铺垫了“群氓智慧”的基础，即群体互动会带来群体智慧，多元的认识视角和多种观点的碰撞会产生能量聚合，使群体的协同行动变得更容易。作为分散独立个体的公众在面对疫情风险时凝聚成具有强大向心力的集合，群体不仅能为个人提供信息，以消除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强社会安全感，还能激发利他行为，增强个人的力量，使其达成个人无法完成的目标。

建设性新闻具备参与式新闻时效性强、分众化报道的特点，强调公众的积极参与。公众可以借助微博、B站、抖音等市场化媒体自主发布信息，既拓宽了新闻的来源，也是对专业媒体报道的一种平民视角、草根叙事的补充。以B站抗疫视频为例，在诸多题材的UGC（用户原创内容）作品中，抗疫Vlog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类。这类短视频将Vlog的特征与时代背景相结合，用镜头直击各地应对疫情的措施以及自己的生活状况，以第一人称的视角记录自己或身边人的故事，给人以强烈的代入感、真实感与共鸣之情，既满足了创作者真实记录的需求，又符合受众获取信息、获得情感联系与归属感的渴望[8]。

（三）国际传播：反击偏见，弥合分歧

根据萨米尔·阿明的“依附理论”，利用媒体增强对外传播、提升国家话语权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疫情期间，西方媒体不断出现的“偏见式报道”更是将强化国际传播的重要性提到了新的高度[9]。我国媒体面对西方贴标签、污名化的报道，积极担当舆论斗争的主力军，予以有力回击。通过宣传中国抗疫成就、传播中国抗疫经验，在国内起到聚人心稳民心的作用，在国际上有效化解了新一轮的“中国威胁论”，维护了我国的国际形象。如4月30日，新华社在其推特上发布了一则名为《病毒往事》的视频，以幽默、生动的动画直观地向人们呈现了疫情发生后中美两国对待疫情的态度，视频一经发布，便立刻获得了大量网友的关注和评论。截至发稿，新华社的这则视频在推特上已经获得了152万次观看，1.5万余次转推。

有学者认为，建设性新闻活动是联结抽象的国家或国际社会的参与式实践[1]。建设性报道力图通过日常生活层面的表达，唤醒灾难故事里有关希望、扶助的情感，使人们意识到我们必须继续站在一起，从而形成全国性的“想象社区”，并进一步发展成为更广泛的跨国归属载体。

三、未来可行路径

虽然各媒体组织在疫情期间秉持新闻专业主义协同合作、共同抗疫，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我国建设性新闻刚刚起步的阶段，媒体在报道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有待改进之处。

从专业媒体的角度来看，媒体应当坚持总体真实，客观呈现事件全貌。建设性新闻应该以积极的态度揭露问题、修正错误；提高舆论引导和新闻宣传的艺术，把握时度效。以正面宣传为主，坚持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善于运用群众容易接受的语言形式，打造共通的语意空间，防止对抗式解读。一些不恰当的反面典型，比如《女性医务人员集体剃光头支援前线》《流产10天后她重回一线》等文章或视频就是漠视女性基本需求和权利的作秀式宣传，造成网络围观、网络舆情，这样的现象应该引起新闻业的反思与重视。

此外，媒体还应该加强长尾报道模式[3]，承擔社会责任，努力向全程媒体发展。更进一步来看，这次疫情，使得医护人员的社会美誉度空前提升，受到全社会的尊敬与爱戴，对于这些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医护人员，新闻从业者不仅需要通过报道他们的感人事迹来影响受众对其的态度以改善医患关系，还应该思考如何才能真正了解他们的需求、如何通过媒体的报道客观全面地反映医护群体的生存现状，从而引发大众对医护人员福利待遇、社会地位、职业发展等多维度的关注，推进我国医疗体系的不断完善。

四、结语

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指出，“伟大抗疫精神，同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特质禀赋和文化基因一脉相承，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的传承和发展，是中国精神的生动诠释，丰富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内涵。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神，使之转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我国新闻媒体作为舆论引导的排头兵和党群联系的连心桥，应该加快完善建设性新闻在新闻实践中的应用，为解决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化解社会运行面临的风险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案，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打下坚实的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 绍鹏，叶森.疫情报道中我们需要怎样的新闻与新闻业——兼论中国建设性新闻理论的构建[J].当代传播，2020（03）：46-50.

[2] 李鲤，罗欢.建设性新闻：话语、实践与认知争议[J].当代传播，2019（06）：75-78.

[3] 殷乐.建设性新闻：要素、关系与实践模式[J].当代传播，2020（02）：45-49.

[4] 郁轩，肖涛.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数据新闻的可视化叙事——以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为例[J].新闻研究导刊，2020，11（16）：235-236.

[5] 2286篇肺炎报道观察：谁在新闻里发声？[DB/OL].人民大学新闻系微信官方公众号：RUC 新闻坊，2020-02-14.

[6] 高慧敏.疫情信息传播中建设性新闻的可行性论证[J].当代传播，2020（03） ：42-45+57.

[7] 王妮娜.从疫情报道看建设性新闻在香港的共识性价值[J].当代传播，2020（03）：51-53.

[8] 张昕. Vlog的特点与发展趋势——从视觉说服视角[J].青年记者，2018（18）：98-99.

[9] 陈小燕.疫情报道要重视建设性新闻的发展[J].青年记者，2020（21）：35-36.

作者简介：左丹卉（1998—），女，陕西西安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建设性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