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媒介技术的变迁史中，媒介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匪浅，这是因为作为观念系统的意识形态，只有凭借媒介技术的传播，在表达与交流之中，才最具有说服力、引领力、凝聚力。而媒介技术的变迁永无止境，所以其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联也将永远在路上。基于此，在全媒体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媒介加持须不断升级换代，从而更好地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

关键词：媒介技术变迁；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启示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0）24-0015-03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自媒体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话语表达方式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18YJA71003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提升的话语向度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9BKS119

正如加拿大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言，人类历史就是一部媒介技术变迁的历史。如果从谱系学的视角来追溯媒介变迁的历史，迄今为止，随着人类生产生活的发展，媒介技术变迁史大约经历了口语媒介、文字媒介、电子媒介和数字媒介等几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媒介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匪浅，不仅仅因为媒介本身所带有的意识形态性，而且是因为媒介技术变迁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影响。因此，在不同时代，随着媒介技术的变迁，不同的媒介传播技术会向不同文化背景、社会阶层和年龄阶段的人们传递主流的价值观和思想，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

一、口语媒介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影响

口语媒介是人类媒介变迁史的首发站，时间大约发生在距今的几万年前。相比于文字等符号媒介而言，在远古时代，口语这种非符号媒介的局限性就显而易见了，即使如此，自从有了口语媒介之后，人类文明的“文明”才得以彰显。

（一）口语媒介的源起与形式

从个人的成长史来看，从呱呱坠地到牙牙学语不过短短几个月或者一年左右的时间，但从人类的发展史来看，人类是在经过了几百万年的劳动，经过百折不回的努力之后，在人类大脑器官不断得到完善的过程中，在人类发音器官逐渐形成的基础上，大约在新石器时代，人类才能凭借口语媒介进行简单的沟通与交流。正是这些简单的沟通與交流，或者说正是这些“连比带画”“连蒙带猜”的交流使人类进入一个崭新的传播时代——口语传播时代。口语传播时代的到来对于人类的意义是，它超越了动物本能的呼叫，而是凭借口语媒介实现了相互之间信息的传递。口语作为媒介，在人类传播史上功不可没，口语传播的形式也随着人类生产与生活发展的需要，从简单的信息沟通与交流，从乡间邻里的家长里短，从口耳相传的神话故事，从游吟诗人的吟唱，发展到今天的包括演讲、主持、辩论、宣讲、谈判以及说唱等多样化的口语传播形式。

（二）口语媒介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影响

口语媒介的产生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广度与深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是统治阶级通过“把人的权力上升到神的权力，抬高它的神圣性，从而在对被统治阶级进行劝服或训诫时，就更加具有说服力从而提高意识形态的有效性”[1]方面显示出来的。因为政治权力的运作必须通过主流意识形态信息的有效传播来进行。

在口语传播时代，“语言成为主导优势的媒介形态，也成为最主要的权力媒介，呈现出独特的神圣性和权威性，深刻地影响了口传文化下的话语权力和日常权力运作”[2]，从而显示出口语媒介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影响。口语媒介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影响是通过语言或者话语来进行的，言下之意，谁掌控了话语，谁就掌握了话语权力，进而就掌握了政治权力。而在口语传播时代，对于话语最有掌控权的人物无非就是巫师之类的神职人员，他们借助职业的便利，凭借能传递“神谕”的特权，能让处于蒙昧时代的人们拜伏在他们的脚下，对于他们所传达的信息顶礼膜拜，此其一。其二，在口语传播时代，统治阶级还需要一批有教养、有智慧的人通过口语媒介对自己的先祖进行神圣化，从而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

二、文字媒介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影响

媒介技术变迁史的第二站是文字媒介。文字媒介是一种具有视觉形式的书写媒介。文字媒介的优势除了传递信息的准确性得以大大提高之外，就是能使不在场的信息传递成为可能，因为它可以通过符号的在场代替传播者的不在场。

（一）文字媒介的源起与形式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之中，文字媒介的翩翩出现大约在公元前的4000年左右。其实最初的文字媒介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音、形、义三者统一的符号，而是类似于一种“图画”。文字起源于“图画”的理论，似乎是比较公认的文字起源论，这也在后来世界各地所发掘的岩画得到了实证。最初的文字媒介形式是以表形为主的，即用图画来表情达意的文字媒介。当用图画来表情达意能够在人们之间进行毫无障碍的沟通与交流的时候，或者说是图画具有约定俗成的意义的时候，图画实际上就可以与文字符号画等号了。随着文字媒介的成熟，其形式主要有图像、表音文字、表意文字、数据等符号。文字符号相对于声音符号来说，其优势体现在文字信息的精确性、语言文字的可储存性以及信息传播的有效性等方面。

（二）文字媒介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影响

通过文字，媒介能使意识形态理论合法化，并被人们所认同和接受。但文字媒介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并不以一种显而易见的方式呈现在世人面前，更显示出媒介的意识形态性，当然其内在逻辑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因为社会生活秩序不同于自然秩序，自然秩序是先验的，而社会生活秩序是被符号所中介过的，在用符号表征社会秩序的过程中，文字媒介的意识形态性有助于社会生活秩序的稳定与规范。

文字媒介是一种书写媒介，书写媒介改变了人们沟通与交流过程中的表达方式，不仅如此，当文字媒介与印刷媒介相遇之后，极大地提升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广度和效度。“报纸在政治改革和民族——国家的形成中则扮演着至关重要的物质载体的角色。”[3]报纸与主流意识形态的联姻大约要从“观点纸”的阶段算起。“观点纸”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早在17世纪40年代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就初见成效，一个多世纪后，在18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的独立战争中更是起到了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

三、电子媒介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影响

为大众所熟知的电子媒介主要有电报、广播和电视等，无论是电报，还是广播和电视，都属于大众媒介。大众媒介在传播主流意识形态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也许是因为“大众媒介提升、延展了一些意识形态概念”[4]。

（一）电子媒介的源起与形式

在媒介变迁的发展史中，电子媒介是指在传递信息与存储信息的过程中，所使用的物质载体是电子技术。最早出现的电子媒介是电报，电报是塞缪尔·莫尔斯在19世纪30年代后期发明的，但直到几年之后世界上第一条电报线路才得以开通，从而标志着以电子为媒介的大众传播时代的真正来临。但这不说明广播时代的来临，虽然美国在1906年就建立起世界上第一座广播电台，不过当时的电台被美国海军所拥有，直到1922年美国才建立起第一个商业广播电台。在广播事业接下来的发展过程中，美国、英国和德国都出现了政府集中控制广播电台的发展趋势，虽然其目的各不相同。电视是除了广播之外电子媒介的另一主要形式，其产生是无线电广播与电影在技术上合作后的产物。电影摄影机的发明大约在19世纪70至90年代，而20世纪无线电广播的应用无疑加速了电视的产生。相对于广播而言，电视的优势在于，它不仅有声音，而且有图像，它能将现实生活中的场景直接搬到电视屏幕上，能让远在万里之外的观众，通过电视屏幕感受到“现场”发生的一切。

（二）电子媒介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影响

电子媒介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具有巨大的影响。广播对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影响，相对于报纸来说，优势在于把无声话语变成了有声话语。这种声音的优势能使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充满主流意识形态的声音，从而使人们受到主流意识形态无所不在的影响而浑然不自知。

相对于广播而言，电视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成本与技术来说，电视自诞生之日起，就因其昂贵的成本与复杂的技术成为被集中控制的电子媒介。正是这种便于掌控的一对多的传播模式，使其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影响更加有利。二是缘于电视文本传递信息的独特方式，通过这种方式，电视媒介并不是通过改变或者添加新的传播内容来实现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影响，而是把主流意识形态的信息融入电视新闻、专题、综艺、影视剧等电视节目内容之中，甚至是电视广告内容之中，使主流意识形态的信息与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从而能入脑入心，影响的面广而且有效。三是电视媒介是广大民众尤其是儿童和青少年社会化的重要途径。政治社会化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项重要功能，系统化、理论化的主流意识形态理论凭借电视媒介的各类节目与频道，能使其通俗化和大众化，从而对普通民众产生广泛影响。

四、数字媒介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影响

数字媒介是一个十分专业的概念，主要是指以数的形式对信息进行获取和记录、加工和处理、传播和储存的媒介。这里的数字媒介主要是相对于传统的报纸、广播、电视媒介而言的，主要是指网络、手机和数字电视等媒介形式。

（一）数字媒介的源起与形式

20世纪60年代初互联网初见端倪，PC机的出现以及PC机在20世纪80年代的迅速发展，加上随之而来发生在电子信息技术领域的革命性变革——数字化，为互联网的普及提供了技术准备。而能把超文本连接起来的万维网协议，才使互联网成为一种日常。互联网的出现，使信息的传播与交流出现了极大的改变，由原来的一对多模式变成多对多模式，由原来的由上到下的垂直模式变成一种扁平的传播模式。這是因为数字媒介既能将文本、图像、声音整合于原先的电子媒介与面对面既有的表达类型之中，又能产生一些新的表达类型，这种新的表达类型主要体现在交流的交互性上。所以有人戏称，传统媒介时代是精英文化流行的时代，而数字媒介时代是草根文化流行的时代。数字媒介的主要形式是一些能接入互联网络的终端设备，如个人计算机、手机、数字电视以及其他便携式设备。

（二）数字媒介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影响

虽然媒介技术的巨大进步给我们带来了惊喜，“但技术‘制造神话’的悠久历史应该使我们态度谨慎”[5]。所以，数字媒介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影响也是惊喜与惆怅的比翼。一是数字媒介在传播信息方面的碎片化、生活化和及时化，从而影响了大量受众，如今的时代是一个媒介化的时代。所以，意识形态的传播离不开媒介逻辑的实践，主流意识形态对人们的引领力、凝聚力、吸引力也必须依靠媒介来争夺。二是在传统媒介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大多属于一对多的传播模式，这种垂直模式的优势是可以通过议程设置使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变得可控。而在数字媒介时代，由于它的即时性，以及多对多的扁平传播模式，使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出现了不可控的因素，从而影响到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效度。三是数字媒介时代，“数字鸿沟”的存在加大了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信息沟通与交流的不平衡，从而使话语权问题更加凸显。

五、启示

从媒介技术变迁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影响可以发现，每出现一种新的媒介技术平台，其传播方式实际上都囊括了旧的媒介技术平台所能提供的传播方式。以广播、电视为例，今天的广播与电视借助数字媒介技术提供的平台，不但仍然保持原先一对多的传播形态，而且也使多对多的传播成为可能。所以，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更应该在发挥原有大众传播媒介优势的同时，利用数字媒介技术所提供的新平台不断升级换代。

（一）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媒介加持必须不断升级换代

因为媒介与意识形态的深刻关联，所以，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进步，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媒介加持必须不断升级换代。这不仅是因为媒介话语在日常生活中具有普遍化的力量，影响了人们的思想、情感、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更是因为政治媒介化的趋势随着媒介技术的变迁越来越明显。

尤其在全媒体时代，全媒体改变了全球意识形态传播的图谱，对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方式和话语表达方式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就今天的形势来看，全球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话语仍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话语，其表层话语的背后往往掩盖了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实质，及其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持有的敌意与打压的态势。所以，提升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有效方式之一，就是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媒介加持必须不断升级换代。

（二）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话语必须更加具有中国特色

在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媒介加持不断升级换代的同时，还需要使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话语表达更加具有中国特色。全媒体时代是一个媒介化的社会，媒介不仅介入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而且也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换句话说，无媒介不生活。被媒介所介入的生活，必然涉及媒介话语对日常生活的影响，所以，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话语必须具有中国特色，这些话语不仅是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引领和规范人们的日常生活，还必须突破西方话语体系的藩篱，让世界人民更多了解真实的中国。

21世纪以来，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但这种优势并没有显现在话语权中。如果说经济的崛起是硬实力，那么话语权就是软实力。在全媒体时代，话语权与经济的崛起同等重要。因此，需要“构建‘话语中国’，将被西方话语歪曲的中国形象重新矫正过来，塑造真实的中国图像，关键是对‘中国性’的揭示和对‘西方性’的祛魔”[6]。这就需要打破西方话语在全媒体时代的霸权地位，提升中国的话语权，打破中国话语的劣势地位，努力构建中国话语体系，重塑中国图像，传递中国声音，实现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话语的中国化表达。

六、结语

随着媒介技术的变迁，媒介对意识形态这种复杂的社会现象的影响会越来越深入，尤其是在全媒体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更需要媒介力量来加持，不仅如此，通过媒介传播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其话语风格的中国特色需更加鲜明，从而才能在以西方为主导的媒介话语的进路中提升和争取更多的国际话语权。

参考文献：

[1] 刘世衡.日常生活视域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网络传播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84.

[2] 李军.传媒文化史——一部大众话语表达的变奏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49.

[3] [丹麥]克劳斯·布鲁恩·延森.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M].刘君，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72.

[4] [美]詹姆斯·罗尔.媒介、传播、文化：一个全球性的途径[M].董洪川，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22.

[5] [英]尼克·库尔得利.媒介、社会与世界：社会理论与数字媒介实践[M].何道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8.

[6] 陈曙光.中国话语：说什么？怎么说？[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7：242.

作者简介：刘世衡（1972—），女，湖北竹山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