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针对谢天振《翻译研究新视野》中介绍并引用的西方 “解构主义”理论，首先就其概念进一步界定，再讨论其在翻译研究中的适用性和该理论在翻译哲学上仍需验证的问题，以期为今后解构概念的相关应用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关键词】解构主义;翻译意义;德里达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27-0082-02

一、解构意义是翻译过程中的常态吗

“解构”非常具有颠覆性，字面上通常解读为“分解结构”，因此引进之初被视为一种“破坏性”的批评方法。解构并非单纯的“拆砖解瓦”，而是必然伴随着“重建”的，即现代解释学是作为解构学派的基础而存在的，因而解构的翻译观主张翻译不可能复制原文的意义。

据谢天振在《翻译研究新视野》（2013）中介绍，解构主义对意义的理解有两重含义：“作者死了”，无法左右文本在读者心中的理解，文本存在的意义即是读者不断的解读;“作者意图迷误”，本身意图与最终文本可能并不一致。置于翻译中，作者隐身，译者现身。

解构观对语言学派长久以来围绕的“对等”（equivalence）问题进行了一场颠覆，语言各层面上的“转换”（shifts）实质上就是一种重建语项（reconstructing items）的过程，而这样的重建因人因时因地产生差异，这就是解构的“去中心化”。解构主义代表人物德里达认为以“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alism）为核心的结构主义属于核桃式，外层是桃，中间有核，而解构主义属于葱头式，层层打开，无核无心，或由一层层葱皮组成。就作家的作品而言，结构文本与解构文本的对比如下（刘军平 2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