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一

引言

近年来，中国儿童文学领域佳作频出，引发了广泛的关注。2016年4月4日，北京大学教授、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荣获有“儿童文学界诺贝尔奖”之称的国际安徒生奖，这是该奖项自1956年创立以来首次颁发给华人作者，实现了零的突破。事实上，曹文轩并非“一个人在战斗”，有越来越多业已成名、享誉海内外的成人文学作家开始涉足儿童文学创作，例如虹影的《奥当女孩》（2014）、马原的《湾格花原》（2015）、赵丽宏的《渔童》（2015）等。在他们的儿童文学跨界实践中，宏大的想象、充沛的情感，加之丰富的人生际遇与成熟的创作能力，为中国儿童文学的画布添上了色彩斑斓又颇具深度的一笔。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得主张炜，也是大作家转战“小童书”中的一员。从1975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以来，张炜一直笔耕不辍，保持着自觉的创新意识与源源不绝的活力。创作领域的多元化，是他区别于其他一些当代著名作家的重要原因。

他的《古船》《你在高原》等长篇小说立足于伟大的时代记忆，以深沉、稳健的笔法，真实还原了一代人的“个人英雄主义、理想和幻觉、自尊与自卑、表演的欲望和牺牲的勇气、自私自利和献身精神、精英主义和五分之一的无赖流氓气、自省力和综合力、文过饰非和突然的懊悔痛哭流涕、大言不惭和敢作敢为”。（《你在高原》自序）他的《融入野地》《梭罗木屋》等散文呼应辽远的个人经历，用隽永、细腻的文字，以理想主义和浪漫情怀反思现代功利社会，希望“我们今后，还有过去，一直要为获得类似的权力而斗争，那就是走进诗意的人生，并有能力保持这诗意”。（《我跋涉的莽野》）

2012年，张炜开始出版儿童文学作品，截至2016年，已完成《半岛哈里哈气》《少年与海》《寻找鱼王》系列三部曲近60萬字。在谈到自己的文学创作时，“童心、诗心与自然”是张炜反复使用的关键词。他是如何坚守这样的美学准则，并将其延续到儿童文学的书写中的呢？作为一位有着悲悯情怀和高远觉悟的作家，他秉承“一部所谓的少年书籍，如果成年人看了觉得肤浅无趣，那就不仅不算是好的‘儿童文学，而且很可能根本就不算什么‘文学”。（《寻找鱼王》）既然不止步于儿童为受众对象，除了儿童文学基本的乐趣、想象力与启发力之外，他还希望向读者传递哪些道德推理与替代性经验，体现出怎样的生态意识与人文关怀呢？本文将以张炜的儿童文学三部曲为研究对象，在生态美学的视域下，解读其创作特色的同时，着力分析作者在儿童文学作品中所呈现的“绿色化”理念，并结合哲学思考与伦理批判勾勒出儿童文学在作家的笔下，如何发挥出生态警示的作用。

一、“童心”

1970年在伦敦的一次座谈会上，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1899—1986）曾表示一切伟大的文学终将变成儿童文学。张炜无疑是其跨越国界与时间的知音。在他看来“拥有一颗不变的童心，这才是一个好作家的基本条件。写儿童喜欢的作品，在作家那里应该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张炜：《诗心和童心——关于儿童文学及〈半岛哈里哈气〉》，《文艺争鸣》2012年第6期。

也许正是因为对文学的真诚热爱、对儿童文学作家的由衷钦佩，以及对丢失童心的时刻警惕，使得张炜在成人世界中仍然保持着一份质朴与坚韧，其创作风格也得以在现实深刻的宏大命题和天真单纯的孩童视角间娴熟地辗转挪移。

成人作家在进行儿童文学创作时，比较容易用现实社会的价值标准来衡量判断儿童世界，以至于充满匠气，陷入说教与劝惩的循环，这一点曾遭到美国儿童教育家卡罗尔·布朗（Carol Lynuch Brown）的激烈批评：“许多时候，大人为儿童写书时，通常只带有单一的教育或训示意图，如此一来，故事只是一个披着拙劣、单薄伪装外衣的道德教训。”〔美〕卡罗尔·布朗、卡尔·汤姆林森：《儿童文学理论与运用》，第171页，林文韵、施沛妤译，台北，台北心理出版社，2009。反观张炜的儿童文学三部曲，他首先拒绝了儿童文学创作中的作家“习气”，主张“儿童文学和其他各种文学一样，不能有太多的‘习气。‘习气总是不好的东西，也总是有害于我们这些专业人士。一方面干一种专业久了，专业技能会强大起来，知道很多业内智慧和诀窍，另一方面也会自觉不自觉地带出一些‘习气。各种‘习气都是有害的，都会伤害专业品质，使自己走向反面”。④王杨：《张炜：“听大象旁边的人讲大象故事”》，《文艺报》2016年2月26日。

因此他主动“放低身段”，蹲下来与儿童对话，愿意贴近儿童的生活经验，而不是以写作为手段，以趾高气扬的态度帮助年幼的读者辨别正误或宣扬惩戒。张炜的三部儿童文学作品《半岛哈里哈气》《少年与海》《寻找鱼王》，均从一个男孩儿的视角出发，聚焦于与其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经历，以第一人称“我”展开叙事。读者和故事中“我”的所见所闻完全一致，同主角一起上学、嬉闹、歌唱、长跑、捉鱼、冒险、结交朋友和拜师学艺。透过人物的活动来观察一切，呈现出仿若身临其境般的真实感。与此同时，这种半自传式的叙述策略，便于在铺排情节的同时夹杂议论，向读者直接展现“我”作为一个性格尚未定型、对世间万物充满好奇的孩子，在经历不同事件时直接的心灵感受和价值判断。小说以儿童的情绪活动，深入角色细致、复杂的内心，重新建立起对外部世界的体验与认知。

张炜同时反对儿童文学书写里的“故作天真”，认为“最好的儿童文学作家都是‘习气最少的，起码是没有故意放大的天真……当代一些成功的儿童文学作品，都是很自然的。让本来就很天真的孩子装得更天真，以博得大人的好感，调动他们的猎奇心，其实是拙劣的”。④

因此在人物塑造与情节发展的架构上，张炜的儿童文学创作不仅反映孩童真实的个性与心态、展现他们成长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烦恼，更尊重他们对人性、生命、自然、时间等深刻命题朴素而郑重的思考，以及不时展现出的超越成人想象的聪明智慧。

例如相比经典童话模式中集合一切美好品质于一身的主角形象，《半岛哈里哈气》中的果孩，淘气、贪玩，甚至有些爱慕虚荣，是我们每个人都很熟悉的、最平凡普通的少年模样。他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几个小小的、不太起眼儿的特长，比如跑得快一点儿、耐力好一点儿、唱歌好一点儿，最重要的是心眼儿比一般人要多那么一点点儿，无论周边园艺场还是村里的孩子，只要相处的时间长了，都要听他的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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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项“心眼儿多”的能力，既被果孩用来带领自己的队伍与其他孩子“打仗”，设计声东击西的方案偷走别人院子里种的蜜杏，又曾帮助他找到隐姓埋名的老中医治好朋友的失语症，并以“他们天天想同一个人，又想的一样厉害。怎么会是仇人”化解掉两位老人间长达几十年的怨恨。“儿童不仅可以涉足向来被认为是成人禁忌的领域，而且还证明了在某些领域拥有的无与伦比的能力。”张梅：《从“儿童的发现”到“童年的消逝”——关于“儿童”的概念及其相关问题的考察》，《文艺争鸣》2016年第3期。

《半岛哈里哈气》中的父辈们有各自不同的人生经历与错综复杂的社會关系，但故事中的孩子们，跨越了阶级、出身与家庭背景，结成了最纯真无垢的友谊。果孩喜欢发表“议论”，他在作文里表示动物比人还好，人在许多方面不如它们;大人比孩子蠢，希望人能够总是长不大;人如果不能有话直说，就是不诚实的人，而人不诚实，就连动物也比不了。以果孩为代表的儿童，作为一块净土，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中保存着忠于内心的人格精神。他们能够以山川自然为伴，从动物精怪身上学习如何明白地辨别是非、真诚地爱善憎恶。如张炜所言：“童心无限深邃，这里就指生命深处的质地”，成为最亮的一束光明。

二、“诗心”

“如果没有童心和诗心，就没有文学，特别是没有所谓的纯文学（雅文学）。”张炜：《诗心和童心——关于儿童文学及〈半岛哈里哈气〉》，《文艺争鸣》2012年第6期。在张炜看来，作为文学的精华，好的艺术作品应当具有诗的特质，不从诗入手，雅文学的根基就难以稳固。基于此种严肃态度，他坚持以写诗的方式来创作儿童文学。

作为作者的第一部长篇儿童文学作品，《半岛哈里哈气》充分体现了张炜的诗化实践倾向。全书以“美少年”“海边歌手”“养兔记”“长跑神童”“抽烟和捉鱼”为二级标题，将小说的整体结构分割为五卷。每一卷内又包含若干段由不同插曲聚合而成的独立情节，通常情况下一组插曲构成一个小章节。尽管存在场景空间的切换，在单独的一卷中，每段情节仍依赖相同的角色完成演绎，同时又拥有各自的矛盾和不同解决方式。整部《半岛哈里哈气》从总体上看有时间的先后顺序，但是深入到每一段插曲式情节的内部，时间关系可以说是模糊甚至是不严谨的。相对于逻辑主线清晰、与事件紧密捆绑的整体叙事，作者更倾向于捕捉儿童生活中瞬间即景的动人片段，表达“当下”的外在环境特征、情节冲突或人物情感，以达到“诗人从人生世相中摄取一刹那、一片段，给它灌注生命，赋予完整的形象，成为一种独立自足的小天地，从而能超越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在无数欣赏者的心灵中显现”的理想效果。朱光潜：《诗论》，第1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在写作技巧的层面上，《半岛哈里哈气》鲜少选取复杂长句进行大段的背景介绍或情节叙述。而是利用短句的排列和多个段落的切换构成特殊的节奏模型。例如卷三《养兔记》的第六节“四月槐花开”，约5千字的文本被拆分为62个段落。该部分本身并无激烈的戏剧冲突，主要作为过渡章节展示人间四月天里，海边的乡村如何在严冬过后迎来万物复苏：

一只大黑蝴蝶缓缓地从眼前飞过，可就是没法去逮，因为它很快越过了边界，飞到果园里去了。

一只长嘴食蚁鸟飞快地沿操场边缘跑动，那模样使人想起演员在台子上跑台步。

蜥蜴多起来，他们在离人一两米处不再往前，只抬头细细观察、嗅着气味——它该有一只多么了不起的鼻子呀。

一只黑猫唰唰爬上场边的杨树，显然是在炫耀自己的身手不凡，以及比我们多得多的自由。

郭沫若曾在《论节奏》一文中强调节奏是诗歌的外形和生命，没有节奏便不成诗。节奏本义是一个音乐学术语，指乐曲中交替出现的，有规律的强弱、长短现象。诗歌通过运用押韵、平仄和句读建构出抑扬顿挫的节奏，是其在语言形式上得以区别于其他文学体裁的主要原因之一。《半岛哈里哈气》在小说的主体之外，创造性地借鉴了诗歌的写作手法，主要表现在有规律地运用断句和分行，构筑出鲜明的节奏。张炜对诗歌节奏的运用，生动地模拟出儿童活泼好动、生气勃勃的天性，作为表达个人情绪直接且有力的媒介，在推动情节发展的同时便于读者，尤其幼龄读者诵读。

作者还善于借助意象来传递情感寄寓、烘托中心或升华主题。“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古诗中的月亮浸润了诗人感情，成为千百年来游子离群托诗以怨的象征;“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定知玉兔十分圆，已作霜风九月寒。”神话传说中月宫捣药的玉兔，也同样成为去国怀乡的代名词。而在西方民间文化中，由于兔子是一种处在食物链低端且非常容易受到惊吓的动物，因此英文谚语中常用“as timid as a rabbit”（胆小如兔）来形容缺乏勇气和怯懦。

张炜花费大量笔墨来重塑这类常见野生动物的形象。《半岛哈里哈气》的第三卷名为“养兔记”，“我们与野物的关系就是这样：再好的心意人家也不买账。比如我们为它们造出漂漂亮亮的窝，再弄来好吃好喝，那些‘哈里哈气的东西非但不喜欢不感谢，还充满厌恶哩！这其中最典型、最不好料理的野物，大概就算野兔了。”它们虽然只有拳头大小，眼睛像小姑娘一样害羞，但个个都是淘气精，向往新奇和自由。如果被人类抓到，会不吃不喝，打定主意绝食到底。以至于少年不得不承认“我们常常在书里看到许多有气节的英雄人物，他们至死不背叛不投降，那么坚强！这曾经让我们多么感动多么敬佩啊！可是小野兔们在这方面真是毫不逊色，它们简直就是近在眼前的，活生生的英雄……”这些“英雄”在《少年与海》第四章《镶牙馆美谈》里，更是彻底颠覆了软弱无力、任人宰割的形象。兔子们在首领老筋的带领下，挖洞，军训，联合鼹鼠扛起起义大旗，挑拨狐狸、黄鼠狼和狼群之间的关系。兔子面对山林中的诸多天敌，勇敢沉着、合纵连横。兔这一意象被赋予了新的含义，代表着看似被宰制的自然万物，在以人类为主轴的世界里，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

三、“野心”

1956年出生于山东省龙口市的张炜，在尚未被工业化、现代化过度侵扰的胶东半岛乡村中度过了难忘的童年时光。龙口市东南部多低山丘陵，西北部为滨海平原，壮阔的海洋、深邃的山林共同滋养了作家的童年回忆，哺育了他亲近野地的思想。即便成年以后背井离乡，亦不改对自然忠诚的眷恋，无论身处何处，渤海之滨被阔叶林包裹的小村庄，才是他永恒不变的归宿和精神家园。

他亲自造访过自然随笔创始人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在瓦尔登湖畔的木屋，推崇梭罗“用行动在大地上写诗”的回归自然的精神。简单、淳朴的自然生活，相比饱受现代病摧残的城市，更有助于我们观察、反思与写作，张炜成为自然的坚定捍卫者。基于这样的理想与情感，他的儿童文學创作也秉持了相同的主张，坚持以乡村为主题，充满“野心”。

从《半岛哈里哈气》的“我们家从此就定居在海边的林子中，没有一户邻居……我们的小屋筑在丛林的边缘地带，不过离最近的人家也有一公里。这儿到处都是吵吵闹闹的动物。”到《寻找鱼王》“我们家在大山深处，那是一幢小石头房子……大家都没有邻居，出门常常见不到人，只有山和树”。相对一些儿童文学作品情境相对模糊化的处理，张炜的少年成长故事具有十分清晰明确的背景，通常把自己虚实相间的童话世界放在远离尘嚣的自然语境中。他以近乎强硬的方式介入文本的空间架构，有意识地主动隔离繁华嗷嘈的现代都市，放弃快节奏的生活学习，让自己的主角被大海与山林包围，遗世独立、深居简出。

在评价《半岛哈里哈气》时，张炜承认：“数字时代伤害了我们的孩子。他们就需要了解这种有距离的生活、另一种生活。大自然是所有生命的背景，如果抽掉了这个背景，会是人生最大的残缺。从这个意义上看，如果孩子们能从这五本书中引起接触大自然的兴趣，将是这次创作的最大成功。”张炜：《诗心和童心——关于儿童文学及〈半岛哈里哈气〉》，《文艺争鸣》2012年第6期。

童年原本应当充满着纯粹的生命力，怀着原初的想象对万物形成自发的理解，然而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束缚了儿童探索自然的本能。因此张炜的儿童文学“野化实验”，杂糅了田园诗的题材选择与“湖畔诗派”的抒情传统，从自然中找寻绚丽的灵感。他以安逸恬淡的笔法描写乡村景物，捕捉季节变换中自然美的无限可能，在幻想和现实的交错地带刻画古灵精怪的动物以及农民、渔夫、守林人的日常劳动，并严格遵循了情境写实的原则，在可辨识的地点内，借由一个情境的精确记录，增强整个情节处理的可信度。当代生活在水泥森林中的儿童乃至成人，可以通过他的文本，辨别柳林、杨树、大橡树、棘窠、紫穗槐丛、鬼针草……这些过去常见的山间植物;结识猫头鹰、蜥蜴、野兔、鼹鼠、狍子、狐狸、黑熊……这些曾经与我们比邻而居的野生动物。人类在自然中过着原始平淡的生活，同时享受着不被现代工业文明挤压和侵扰的轻松愉悦。自然不仅为故事里的孩子提供了一处栖身之所，更赐予了他们生命、活力以及灵魂深处的安宁。文学在重建童年与自然的亲密联系、走向荒野的过程中，对生态、人性乃至未来文明之何去何从进行凝重的审视与反思。

四、“灵性”

在谈及《少年与海》的创作初衷时，张炜则表示自己是要通过这样一部独具特色的作品“谱写一首唱给野生动物的赞歌和一部表现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长篇生态史诗，同时也表达自己对非理想人与自然关系的某种警醒和否定，以警醒在超速发展的全球化、现代化环境中片面追求物质富足而忽视心灵修养的当代社会”。姚伊乐：《让孩童在阅读中领悟自然美》，《中国环境报》2015年6月4日。因此他的儿童文学故事，除了经典的爱与成长等元素以外，更注重考察作品背后的物种、环境和生态。此种对文体定义的重构，除了在形式上延续了田园牧歌式写作风格，同时涉及小说写作核心之一的越界实践，不仅拓宽了儿童文学书写的维度，搭建起儿童文学与生态批评间的桥梁，更可以被视为考察作家生态意识与生态美学，乃至生态批评视域下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素材。

在与自然相接触的过程中，三部曲开卷即是对草木生灵细致入微的观察。《半岛哈里哈气》里玩心大、好奇心重的野物，会抽烟、喝酒、恶作剧;会在万籁俱寂的深夜趴在窗户上，听人打鼾或说悄悄话;懂得辨别险恶与善意，热爱亲近无害的孩子及老人。《少年与海》中的海边村庄更加瑰丽莫测，“我”、小双和虎头在这里遇见过美丽的小鹅妖、教导人类懂礼数的老狍子、被黑熊养大的蘑菇婆婆;见证过狼和兔子的战争、野猫为打败海妖保护丛林所做出的牺牲以及花狸猫球球和小猪春兰跨越种族的知己情深。在童话的世界里，万物皆有灵魂和精神，一片树林或一只猫，都跟人类一样，拥有平等的地位和权利，能够与其他自然现象形成互动，甚至改变人类的个体命运或社会行为。

张炜认为：“大师有一种伟大的能力，能够把那些看似没有生命的泥土、河流、山脉和树木写得那样细腻传神，动人心魄。”张炜：《小说与动物——在香港浸会大学的演讲》，《山花》2011年第5期。他秉持“万物皆灵”的思想，把关怀自然作为神圣的使命，所以他的儿童文学书写不以人类为唯一的尺度，让动物拥有与人类一样，甚至超越人类的天赋价值。《少年与海》中的成年人总是试图给孩子灌输妖怪邪恶恐怖的偏见，以此阻拦他们去海岸边、森林中探索，与自然亲密接触。然而当勇敢的少年们冒险行动后主动改变了原来的看法，这些貌似可怕的妖怪也许和大家一样，拥有各式各样的优点或缺陷，但其实真诚而简单。与之相反“村里的一些人太差劲了，他们屠杀动物、说谎、干了多少坏事。”最后他们发现对其他生灵大快朵颐，以“斗争”和“革命”之名给同类留下满身伤疤的人类，才是真正的妖怪。

美国生态批评学家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在《环境想象》（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一书中提出：“在现代思想中，自然被双重他者化了，作为经验现实的自然环境受人操纵，以服务于人的各种利益，其中之一就是作为象征存在，以强化被剥夺了权利的群体——非白人、妇女及小孩——的臣属地位。”Lawrence Buell，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Thoreau，Nature Writing，and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p.21.作为解决该问题的方案，布伊尔进一步延展出生态文学“放弃美学”（the aesthetics of relinquishment）的概念，主要通过放弃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及赋予自然万物与人同等的地位来表达深切的人文关怀，达到唤起人类生态正义感的目的。《少年与海》可看作文学生态中心主义的具体表现，其中对人与野物妖精关系的颠覆性建构，审慎质疑了人类唯我独尊的中心观的合法性。作者从动物、植物甚至山川、海洋的角度来看世界，以自然拟人化的方式，赋予万物尊严与情感。自然从被排斥、被压抑的地位到重获主体性，人类则从主宰的王位上退出，作为大地共同体中普通的一分子或自然千千万万枝蔓中的一束。

五、“魔性”

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现代环境保护运动的先驱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1907—1964）出版了她的生态文学代表作《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开启了生态文学的毒性话语领域（toxic discourse），即“认识到环境危害的威胁而表达的焦虑”。胡志红：《西方生态批评史》，第2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毒性话语追寻环境问题产生的社会根源，以冷静甚至残酷的方式揭示生态失序的后果，警醒尚且蒙昧的人类，抨击人类中心主义思想。

张炜2015年的小说《寻找鱼王》，在某种程度上改良性地继承了蕾切尔的毒性话语理论。《寻找鱼王》里的“我”，居住在大山深处的石头房子里，人们靠种植土豆地瓜勉强为生。尽管艰苦的环境在孩子稚嫩的眼中为童真所柔化“我们山里太旱了。爸爸妈妈说山里有个妖怪，它的名字叫‘旱魃。自从这家伙把大山选作自己的老窝，山里就不下大雨了。它只到夏天才出去串一次门、走走亲戚，那是山里才会落一场像样的雨。可这妖怪懒得很，一般不愿挪窝”。读者仍然能感受都这里的生存条件异常恶劣，并且还在不断恶化。文中男孩儿的祖辈还曾遇到山洪暴发，男孩儿自己却只能见到一片浅浅的小水洼，连吃一条鱼都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

作为一个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张炜认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要不光能够虚构故事、写写议论的文字，他还必须要能够面对生命的全部复杂问题，发出个人最真挚深刻的声音，以证明自己确实具有跟这个时代对话的能力。他不仅要是一个忠实的记录者、一个浪漫的想象者，还必须对于未来具有强烈的探索精神，并具备对过去完整的、毫不留情的批判和总结的力量”。尹平平：《张炜：真正的作家不光能够虚构故事》，《新华每日电讯》2013年2月22日。因此他不止步于单纯表现现实环境与生存困境，以理性的知识加寓言式的文笔，揭露环境破坏的真相，更深层次追问生态危机的产生及其日益恶化的原因，为自然索取应得的公正。

《寻找鱼王》里曾经的“旱手鱼王”，“从来不逮小鱼，除非是那些长不大的‘老小鱼。有些人用小扣网在溪口汊口、用朱栏围，把刚刚长成小拇指大的鱼捉来吃，是最让人瞧不起的”。他告诫自己的儿子“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用器具，因为鱼也没有器具，它是赤手，你也应该是赤手”。老鱼王曾经放生过一条流泪的红鳍大鱼，结草衔环的大鱼在山洪中救下了老鱼王，报答人类的恩情。老鱼王去世后，他的儿子独自外出闯荡“用各种方法捉鱼，用小围网继而鱼钩，还用过更坏的方法”，结果落入鱼类精心谋划的复仇圈套，在捉到一条二尺多长的大花斑鱼后“觉得它看我的时候恶狠狠的。它先是这样盯了我几眼，后来就冷笑。鱼的笑一般人看不出来，老手才能察觉”，惴惴不安地将大花斑鱼卖给当地的一户高门大户，谁知那竟是一条毒鱼，毒死了买主家两口人。一连好几年，闯下大祸鱼王儿子都在被这家人追杀，不得不背井离乡、外出逃难，隐姓埋名地藏在最遠的山沟里与世隔绝。

张炜故事里的鱼类，不是安徒生的小美人鱼，牺牲自己成全王子，脸颊上还挂着为爱留下的那一滴泪;更不是宫崎骏的金鱼姬，从孩提时代就与人类结下了贮藏于心中的深厚情感，历经变幻不离不弃。它们爱憎分明，在能够与人类和谐共处时，懂得心怀感恩，而当遭到无节制的疯狂捕捞，族群的延续岌岌可危时，也会燃起熊熊的烈焰，不惜奉献出生命以报复人类对自然的伤害与扼杀。

张炜在演讲中表示：“我们伤害了那么多动物，它们在诅咒我们…… 我们人类每天被听不见的、各种各样的大自然中的生命所诅咒，怎么会没有大灾难？我们人类实际上在不断地受到动物的群体诅咒。”②③张炜：《小说与动物——在香港浸会大学的演讲》，《山花》2011年第5期。因为对动态平衡的自然的认识，他笔下的山川河流、飞禽走兽，在具有灵性的同时，也充满魔性。《寻找鱼王》除了是少年成长的童话，也是创生与毁灭同在的反乌托邦主义环境启示录。两代人对自然的不同态度，带来了生死相依吊诡的转换，替作者冷峻地发出“这样的人类，还配活在世界上吗？他们当然要接受诅咒”

②的沉重拷问。

六、“神性”

如何做到诗意地栖居，张炜给出的答案是“不能从文学的坐标和尺度去看待人和大自然的关系，而应该从人和万物的依存、从人性的发展诸方面，在这个世界里重新确立自己的伦理坐标，去考察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领会这样的生存到底意味着什么”。

③

《寻找鱼王》顾名思义，是一部关于少年出走与追寻的小说。在干旱缺水的大山里，鱼是“老族长”这样的特权阶层才能消费的稀缺食物，吃鱼的过程如同宗教仪式般神圣庄严。捕鱼自然便成了一门了不起的技艺，最会捉鱼的人被山里人恭敬地称作“鱼王”。出于对鱼的向往和延续父亲未尽的梦想，“我”背上行囊，踏上了寻找“鱼王”的旅程。在深山里的小石头房里，“我”被“旱手鱼王”的后代收为徒弟，但这位老人至死也不肯承认自己就是鱼王。带着师父的遗嘱，读者随着“我”辗转找到了当年“水手鱼王”的女儿。白发苍苍的老妇人收留了“我”，教“我”游泳和如何在水里抓鱼，但她同样否认自己是鱼王。谁是真正的鱼王，怎样才能找到鱼王？故事的尾声终于揭晓了谜底，老妇人带领“我”到陡崖边的湖里潜水，“我”看到了一个巨大黑影，原来是一条大鱼。老太太告诉我，这才是传说中大山里真正的鱼王。“有它在这儿，大山里的水就不会枯。它是看护水根的，没有它，老天爷就不喜欢这里了，就会把水根拔走，那是这里就干枯了，整个大山里再也不会有一滴水了……”老人自己也不是守护鱼王的卫士，而是花费一生的时间才终于找到了鱼王。

《寻找鱼王》不仅颠覆了自然与人类之间宰制与从属的关系，更以意识、良知、责任三位一体的生态观，怀着谦卑的敬畏之心，承认人类并不具备凌驾于其他生灵之上的资本，强调自然的神性。关于鱼王到底是谁，一个少年执着的探寻、两位老人一生的思索结合成虔诚朴素的思辨。古希腊自然哲学体系中，神性自然观占据重要地位，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公元前322）在《形而上学》（Metaphysics）曾论述“神被认为是万物的理由之一，且在某种意义上是万物的始基”。

①该观点在中国的上古神话中亦有所体现。例如在“开天辟地”的传说中，盘古死去后身体化成高山、江河、草木……天地间的万物自诞生之起，就带有原始的神性。到了18世纪，自然神论（Deism）受到以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派的激烈挑战，自然不再被视为是由神创造出的产物，反之是由人类理性所塑造。

反观张炜的儿童文学创作，他表达了在广袤的宇宙和无尽的时间中，自然是孕育人类生生不息的子宫，是超越人类理解能力的奇迹，天空、大地是内在神性的化身，动物、植物是外在神性的表征。在张炜描绘的图景下，我们足踏的大地是神的皮肤，我们依赖它繁衍、向它索取，甚至不得不与它降下的惩罚抗争。自然被重新推回了神性的维度，不受制于人，尤其是人的主观动机的主宰。所以我们应当对自然界里的一切生命保持高度的敬畏，“由于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我们与宇宙建立了一种精神关系。我们由此而体验到的内心生活，给予我们创造一种精神的、伦理的文化的意志和能力，这种文化将使我们以一种比过去更高的方式生存和活动于世”。②

张炜的儿童文学加入非人类中心环境伦理的意识革命，重塑良性的生态价值观。他告诫我们在面对已经千疮百孔的自然界时，需要收敛起傲慢、虚荣与自我意识的过度膨胀，在感激自然对人类的赐予并接受自然指导的条件性前提下遵循生态规律。

结语

综上所述，“拯救自然的伟大希望存在于深层生态学、生命科學和想象艺术的结合之中”。③张炜在文学旅途中长怀一颗真挚的童心，融合、渗透诗与小说的边界。这位情感丰沛，以创作乡土文学启航的作家，在现实与忧思的催化下，逐步转变为富于思辨的自然主义者。他的文学野心不局限于写一些孩子爱看的故事，而是追随逐渐消逝在城邦都市中的自然倩影，环胶东半岛而行，穿行在人迹罕至的山林海岸之间。他眼里看到不甚乐观的未来，笔下书写生死轮回的诗意，将生动的笔触延伸到哲学思考、伦理批判、审美体验和生态学视域中，呈现出鲜明的绿色化倾向。从2012年的《半岛哈里哈气》到2014年的《少年与海》，再到2015年的《寻找鱼王》，他始终坚持以生态中心主义为道德准则，跨越学科、文体的界限建构生态诗学体系，这与党的十九大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之核心精神相契合。他一方面深刻揭示儿童文学的生态内涵，凸显自然的灵性、魔性与神性，展示人和自然之间不可割裂的亲缘关系;另一方面在多视角透析文学生态的同时揭露人类的无知与野蛮所导致的反生态因素，激励和引导读者与自然交流，以提升生态学视野、培育生态情怀、重建生态伦理。

【作者简介】杨一，博士，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助教。

（责任编辑王宁）

①Aristotle，Metaphysics，London：Penguin Books，1965，p.983.

②〔法〕阿尔贝特·史怀哲：《敬畏生命》，第8页，陈泽环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③胡志红：《西方生态批评史》，第2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