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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主义的风土里深耕小叙事

2020-09-06李林荣

当代作家评论 2020年3期
关键词:小说

套用一句流行语,每一部醒目标示着年份数字的年度文学作品选,都好像在无声地感慨:又一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它。尤其小说的年度精选,满本所载,都是对于虚构的人与事绘声绘色的叙述。这叙述无中生有,却又俨然为真,全靠字字句句砖石砌墙似的堆垒筑造、细针密线似的连缀缝合。在处处喧嚣、时时躁动已成世情常态的当下,还耐得住性子着力于创制、经营虚构的世界和虚构的故事,乍看起来,这简直有点遗世独立、御风而行的奇逸做派。

但细读文本,感觉却往往正相反。包括眼前这一年在内,几近20年间,纯文学期刊上新进的小说作者和新出的小说作品,大多不约而同地采用了贴在地上匍匐前进或离地不远的低空飞行姿态,来施展虚构的本领。此情此景,当然不妨理解成小说创作整体上推移到了一段地心引力急骤加大的历史进程中,顺应或克服这股强力,都同样需要做出向大地靠拢的选择。而更恰切的理解,也许是小说创作本身已经越来越显著地发展起了一种表达和承担作者现实生活际遇中的惶惑感和缺失感的精神补偿或心理治愈功能。

从小说文体变迁的大背景和长时距坐标系上看,当前小说的这种趋近依傍于现实,叙事姿态显得特别谦卑、低调,似乎少了某种天马行空、自成一格的勇气和灵气的情形,远算不上是破题头一遭。唐宋传奇和明代的三言二拍里,就涌动着这种以超然物外的架势来关切和描摹人间烟火、俗世纠葛的叙事潮流。与不以叙事为长、也不以虚构为本的诗和散文相比,小说因叙事而宏阔详备,因虚构而境界自足。宏阔详备,便于盛纳完整细切的世相;境界自足,适合生发系统化和全景式的反照、覆盖、超越现实生活逻辑的观念、价值想象。

美国汉学家浦安迪在明清四大或六大奇书(即我们通常所称的四大古典长篇小说名著,再加上《金瓶梅》《儒林外史》)中所揭示的中国人特有的世界观、价值观,见〔美〕浦安迪:《明清小说四大奇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中国叙事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表面上与在这些作品之外和之前已存的五行之说、阴阳之学同名同理。实际上,在相同的名目和道理之外,表现和保存在这些小说里的,已是跟现实社会中传承的一整套完全不能等同的另一套观念、另一套逻辑。只不过,由于“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言说之难终于造成了辨识之难,说起来和体会起来常常只能混为一谈、归为一气罢了。

简而言之,近年的文坛上,现实主义的套路确实在复活和流行,但与现实主义最初作为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克服力量和超越出路而兴起时的状况迥然有异。如今现实主义的还魂再起,取材和技法的操作照旧,创作过程中的精神驱动、理性支撑却多已空虚,因而所得的作品往往只能徒具现实主义之表,在现实主义文学经典最见长的把握现实和理解、阐释现实方面,却缺少足够充沛的激情和信心。

但即便是冲击现实的力道有所不足,只要真切实在,恰当地借重现实主义传统中存留的精到手法,作品也有可能别具神采,在文学创作技巧和文体建构工艺的进步序列里占得一席之地,以至成为衔接今昔、开启未来的有机一环。这一点,在辛茜所编的这部《中国小说年度精选》辛茜主编:《中国小说年度精选》(上下),五家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2019。里,就能看得很清楚。

全书20余篇中短篇小说,依作品风貌论,清一色走的都是现实主义的路子;而在主题蕴含和精神气象上,这些作品大都徘徊在无意对生活进行哲学式的透视和总体性把握的层次,浮游在个别的和具体的素材表面,拒绝或者无力渗透、沉浸到生活点滴和社会关系的内部,这当然也可以是一种叙事策略。特别是面对一个庸庸碌碌的消极气息过于浓厚、碎片化和原子化的身心状态极为普遍的社会生活场景和文学创作素材库的时候,假如能够恰如其分、精准有力捕获这个平庸、消极的情境所独有的那些足以触动人心之处,无论仅仅是感性层面的一点别致的瞬间体验,还是亘古即有的、在现实的疲态中也仍然保持和散发着温热光亮的精神节律,只要捕获到并且呈现出了,这样的作品,也就是有价值的。换句话讲,这些力度、深度和饱满度较之经典都略显欠缺的作品,很可能正是成色十足的现实主义创作诞生乃至旺发之前的一段序曲。

列于卷首的《海里岸上》,显然在编者辛茜看来,具有可当全书门面的分量和意义。其题材设定在当代小说中较乏杰作名篇的海洋生活,只是主人公老苏一登场,就已然带着祖辈航海的家世背景和本身也是资深渔民的身份,主动退出了“做海”人的行列。伴随着渔业的衰微,南海之滨的小镇已落魄凋敝多时。在小说叙事开端处,小镇重又昂扬活泛起来,走上了旅游开发的大规模建设之路。老苏记忆中和血脉中积淀的出海行船、打鱼谋生的老规矩和老传统,经历了萧条、荒废、淡忘的三部曲式的消磨之后,正要面临连根拔起、万劫不复的彻底灭绝。甚至连自信早已与这些深沉的记忆、熟稔的技能合铸为一体的老苏本人,应人强邀重新出海领航之际,竟然也丧失了老渔民、老船工那种本能似的抗御和化解晕船的體魄。更尴尬的是,作为老苏一向引以为傲的船长世家镇宅之宝,祖传的《更路经》和罗盘,也在老苏父子既不情愿但又确属主动的取舍中,换成了新物件。临到结尾,再次回到海上,迎风掌船的老苏手指前方,以内心独白确认了自己的坟墓必将选在出海途中、大洋深处。这个细节,事实上已成一个凄怆决绝的仪式或典礼。确认了大海作为生命归宿地、人生终止点,也就确认了海洋生活与岸上的陆地生活或乡土生活等价的意义与品质。“海里”就是“岸上”,“岸上”也是一种“海里”的形式。

这么一来,《海里岸上》从老渔民、老船长的沧桑心事中展开的叙述,也就不只是渔民传统生活方式的消逝及一曲咏叹调式的挽歌,更是用渔民生活和海洋文化来击破或者揭穿陆地上的乡土生活长期依赖的那层观念迷障和文化外衣:依赖于波澜不息、广袤无垠的海洋,人同样可以建立起稳定、强固、深厚的生存根基意识和认同情感。而老苏得自祖传的“做海”人本领在他晚年失而复归的一番曲折,则证实了依赖于海上生涯的生命价值认同,点滴都来自主动的习得和艰苦的磨砺,并不存在丝毫的天赋或神奇世袭。《海里岸上》的犀利之处,也许正在这里。尽管它并没有散开视点,引入一个农耕出身的陆地版的老苏的故事,作为衬托和参照,但全篇读罢,可以明显感觉到,从海上生计和渔民世家的叙事中,衍射出一层指涉更广的意味:陆地上的农人以至一切披挂了传统和祖辈印记的古老活法、身份认同,说到底都和老渔民老苏的自我意识一样,终究是得自个人切实的历练。如果不担当这种历练带来的艰辛,就像老苏自己的儿子似的,纵有渔民世家的出身,也会脱落在所谓祖传之业的圈外,甚至反过来有意无意地毁坏这种家世传承。

无独有偶,类似的主题也以另外一种形式表现于洪放的中篇小说《人烟》中。淮河流域豫皖交界地带的一个村庄,建造了大半辈子庙宇祠堂的老匠人庄约之,趁着一息尚存,让年岁也已尽在半百开外的四个儿女用竹床抬着,在冬至时分,游遍村庄四外,却不道明就里,所到之处多为颓塌已久的废墟或遗址。在当初建造过它们的庄约之心目中,这些倾圮得看不出原状原貌的庙与祠,才是神完气足、永远超乎形迹的精神驻地,祖先的魂灵、神祇的暗示,都在此盘桓长存。而庄约之的幸运,则是他的后辈中多少还有能够理解他的情怀所系的人。虽然与《海里岸上》中老苏的儿子一样,祖传的信念和这种信念的证物,终将不免在后人那里被改变或被断送。

一南一北,一海一陆,林强和洪放为逐渐消逝而显得格外宝贵和值得轸念的生活方式、生存信念,谱写了咏叹调式的挽歌,又同样因为以小人物的心事、心迹作为基调,避免了强烈的戏剧性,收敛了抒情和寓意的深广幅度。这种轻拿轻放的处理,恰好为生活场景的刻画和故事氛围的营造留出了余地。凡常人生的感喟,无具体指向、无特定主题的愁绪,恰使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审美意味从容滋长,并且蔓延开来。

在网络小说和自媒体写作支撑起来的轻阅读和浅阅读体验极度普泛的今天,纯文学创作正需要发扬这种既发掘和聚焦日常岁月里无事的悲哀,又放大和定格生活细节层次的完整气脉和感性经验的艺术表现力。在宏大的议题尚未形成,或者暂时轮不到小说来承担的时候,小说把握生活常态和人生体验的技巧理应充分磨砺,尽力趋于完善。反过来讲,能否从日常场景和庸常人生中写出由精细而来的力度,触动人心甚至触动创作技巧经验的边界,即成为此时衡量小说创作手法得失成败的主要标尺。

在这一点上做得相对突出的还有冉正万的短篇小说《一只阔嘴鸟》。似乎已被许多小说反复写过的老年心境、老年人日常生活的特别体验,在这里得到了简约、流畅、自然、细腻、深切的呈现。仿佛是《跑步穿过中关村》的一抹余音或一段续篇,徐则臣的《兄弟》把“北漂”小人物相濡以沫的生活悲喜剧,推到了新的时代布景下,大幅度的背景推移中,都市漂流族中的新一代青年执着寻梦的故事继续上演。简易房坍倒之后形成的废墟里伸出的那只捏着老照片的手,顽强地宣告“花街”来的少年们绝不会轻易从他们儿时梦想升起之地远远撤走,更不会因为阻力和压力的出现而顺势就地倒下。这个作品的题旨虽不新鲜,写法也沉稳平实,一如十多年前的《跑步穿过中关村》,细腻生动的程度虽未达到徐则臣近年小说创作水准的高限,但总体还是以工笔式描写见长之作。

胡学文的《龙门》、朱山坡的《深山来客》、马晓丽的《陈志国的今生》、季宇的《金斗街八号》、石钟山的《机关兵》,都属于以故事或叙述形态总的架构见长的一类小说。《龙门》的推理情节与交迭并置的多线叙述,合力作用,把读者引入了与情节本身同构的悬疑迷局之中。《深山来客》带有笔记与寓言风味。瑶民幽居鹿山,被蛋镇人视为世外桃源的活法。但一对中年夫妇定期来蛋镇,专为妻子看电影缓解病痛和抑郁,这一幕的插入,将蛋镇人的鹿山想象和自我认知通通打破。而那对夫妇戛然而止似的隐身敛迹,又将蛋镇人刚被打破的对人对己的习见,连同鹿山夫妇似真似幻的来与去,一概化为婆娑心影。

《陈志国的今生》以人名唤狗,以记人的神情语态讲述宠物在主人家的“一生”经历。小题大做,庄谐并用,衬底的调子还是一派郑重、满怀凄婉,为故事中的家庭宠物,也为一切生有尽时的生灵、性命。《金斗街八号》依作者写熟了的题材和套路而来,有演义的色彩,更近乎通俗故事,人物脸谱化和情节程式化的痕迹很重,但也展示着话本传统在当代小说中神气活现、续命再生的能力。《机关兵》重述对越自卫还击战中参战军人的青春故事,师机关大院里几名男女兵的朦胧爱情,充当了血与火的历练和牺牲这一短促结尾的舒缓前奏。整体的情节架构犹如回旋曲,从对位变调的柔和慢板中,渐渐烘托出深切、沉重的主题强音。不过,有2017年严歌苓的《你触碰了我》及由其改编的电影《芳华》在前,《机关兵》的故事和格调设定,多少显出些追随仿作之态。

《枪墓》的作者班宇新进文坛,其创作上的锐气和新意已广受瞩目。但《枪墓》在这方面表现并不突出,情节组织和叙述安排,遥接邱华栋1990年代中后期的“城市战车”系列小说的路数,而剪裁的精练、叙事的利落却又远有不及。凌乱杂沓的印迹密集,令人难以给予妥帖的阐释、化解。这或许是一种探索和试验,但也可能仅仅是情节构思和叙事处理失之粗率所致,并无深意可究。赵宏兴的《旅行》和王新军的《悬泉》,分别以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展开讲述,内容上却恰好相反,第一人称讲的是别人做主角的故事;第三人称所述,却属赵毅衡揭示过的那种“隐身的第一人称叙述者”,见赵毅衡:《苦恼的叙述者》,第20-24页,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直陈人物内心感受。两篇小说都触及了现实人生中比较隐蔽和短促的情状:婚前的惊悸或惶惑。因婚事临近,内心莫名忐忑加剧,有的人会在感情和理智两方面,都像电线短路似的发生瞬间的“休克”。而这正和起跑线上凝神屏息、蹲踞静候的预备动作完全同理,表面看来是纹丝不动、身心停摆,实际却是在为凌厉果决的断然一举蓄势发力。

肖勤的《去巴林找一棵树》、姚鄂梅的《旧姑娘》如果放在网络小说平台上,很容易被归类为医疗文。与网络小说中的医疗文多习惯嫁接、穿插异能传奇因素的做法有别,这两篇小说坚守了传统现实题材小说摒除玄虚的底线,在耐心刻画病患和医疗细节的同时,还努力把故事线和人物心理走向引申到见证和感悟个体生命价值的层面。《旧姑娘》的故事核设定在治疗乳房疾病,因此还带上了女性主义身体叙事的某些成分。像这样在选材阶段即已获得占位优势的作品,叙事形式和题旨内涵如何能够安顿得更精心更深切,还有待进一步尝试和开掘。

邱华栋的《鹰的阴影》和武歆的《去圣地亚哥讲故事》,一占登山题材,一占跨国交往题材,也属于从取材环节就已先声夺人之作。对于这些比较新颖的题材,究竟是只着力于观照中產阶层生活样态、生活观念和生活空间的新变,就已足够,还是继续延展到更宽广开阔的视野和景深中,把一个阶层的崛起和挣扎、潇洒和纠结、期许和怨念,跟社会文化肌体的心脏和筋脉关联起来,会愈加精彩呢?同样,也需要再有一系列类似的创作实践来应答和验证。

马金莲的《我的姑姑纳兰花》直面少数民族生活中的家暴现象,选材勇气可嘉。但可能正因为取材特殊,缺乏相应的叙事文本参照,小说的表现手法偏于生硬,没能自如地展现出作者以往小说里常见的那种细腻感和精巧劲。苗秀侠的《扎手的麦芒》和刘烨玮的《透明的翅膀》两篇乡土小说,试图走诗化叙事和诗意造境的路向,但写法并不十分到位,叙述行文多袭用熟词习语,少了些必要的语体细节和文体布局上的陌生化构造,作品面目流于陈旧。

纵览这部56万字的《中国小说年度精选》,赞叹编选者辛茜凭借自己长年从事文学编辑和出版工作的扎实专业积累,网罗佳作,用心遴选,以求尽可能全面完整和多方位多侧面地汇集过去一年小说领域的标志性收获。小说在时下文坛特定的气候下,以何等作为才能适得其所、适当其时地发挥应有的社会作用,实现应有的精神价值?这样的问题,也更因通读这部书稿而变得迫近起来。对此,收在这本书里的《海里岸上》《人烟》等几篇小说,已用它们创作机理上的种种抉择,给出了某种回答。

确实,文学力弱,小说终小。弱小者的能力,总要在它担当得起的分量或重压下,才会显示得最好、最有效。世间有大风云大变幻,文学可以折射,可以遥感,可以远眺,直接介入其中则机会不多,且常无必要。尤其对于小说而言,力所能及的正道,永在作街谈巷议、丛残小语状的倾诉与讲述中。

〔本文系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委托项目“国内外文艺评价机制调查研究”(CLACA-2015-01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林荣,博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基地执行主任。

(责任编辑周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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