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田

“文学应当有力量惊醒生命的生机，弹拨沉睡在我们胸中尚未响起的琴弦;文学更应当有勇气凸显其照亮生命，敲打心扉，呵护美善，勘探世界的本分。”铁凝：《飞行酿酒师》自序，第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自短篇小说《会飞的镰刀》算起，铁凝的文学生涯已超过40载，从纯真到成熟，文学始终是她点亮人生、滋养心灵的生命源泉，她关注社会变迁却又总能逃离时代的罗网。铁凝不易被归类，更难以用理论准确阐释，女性主义与伦理叙事、抒情传统和革命叙事、日常叙事与启蒙叙事、仁义叙事和苦难叙事，关于铁凝的研究不一而足。穿过粉红的玫瑰门，绕过蘑菇似的麦秸垛，透过朦胧的大浴女，看过笨花诡谲波澜的历史，我们试图拨开重重迷雾，以期看到铁凝更真切的文学面貌。

一

铁凝研究者中的男性批评家往往不愿将其归入女性主义的范疇，有学者说不会称铁凝为“著名女作家”，因为“小说中的人性问题、伦理问题是超越性别的”，铁凝、王尧：《文学应当有捍卫人类精神健康和内心真正高贵的能力》，《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6期。也有论者直言“当我准备阐释铁凝的小说时，请给我不谈女性主义的自由”。谢有顺：《铁凝小说的叙事伦理》，《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6期。有趣之处在于，女作家一旦被打上性别烙印，被归入“女性主义”的范畴，似乎就只能在一个特定的、局限的范围内被评价，丧失了角逐文学最高点的资格，这或许便是研究者不愿将铁凝归为女性写作的缘故。与具有鲜明女性写作特质的作家相比，如90年代的林白、陈染，或追溯至40年代的苏青、张爱玲，铁凝并未表现出强烈的女性主义特征。男女情爱并非铁凝书写的主体，她也从未采取性别对立的写作姿态。然而在戴锦华看来，“由于铁凝的温婉、从容与成熟，她是当代文坛女性中绝少被人‘赞誉或‘指斥为‘女性主义的作家;但她的作品序列，尤其是80年代末至今的作品，却比其他女作家更具鲜明的女性写作特征，更为深刻、内在地成为对女性命运的质询、探索”。戴锦华：《铁凝：痛楚的玫瑰门》，《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第261-26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或许应当调整的是研究者的固有观念。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女性写作是否只有我们所熟悉的几种类型？女性写作是否必须符合现有的理论框架？当我们从心灵价值、叙事伦理和文学传统中去探索铁凝的价值时，女性身份是否应当被忽略？

成长于共和国的铁凝自有其国族观念，由冀北平原走出的铁凝亦有其秉持的价值持守，作为女性的铁凝自然有性别带来的独特体验，但这种体验与其说是承接女性文学传统，毋宁说是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自然生发。铁凝自称对女性主义“一直比较淡漠”，但她敏锐地指出“超越性别”其实不仅针对女性，男性作家也同样需要。见铁凝、王尧：《文学应当有捍卫人类精神健康和内心真正高贵的能力》，《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6期。铁凝创作所呈现的是一种既非完全男性化，亦非全盘女性化的，带有某种超越性的思维。这种介于两者之间的“第三态”的视角，使得她首先关注人所共有的命运或生态，在探究过程中又呈现出女性对自身的质询和思考。借由这“第三态”的凝视，我们或许能发现铁凝对于女性写作的超越，亦能够看到在历史叙事下隐伏的女性身影。

铁凝热衷于解读“思想的表情”，重视“关系”在小说中的意义，她在文本中通过“建设性的模糊”来表达关系的意义，此类关系叙事的研究似乎仍未得到充分探索。此外，在铁凝的创作中存在一种重复书写的特点，这一面向或被忽略，或被质询，其建构的匠心与隐含的意义往往被忽略了。我们在“第三态”的视角下解读铁凝在关系叙事方面的特色，探讨复调书写之下的衍生和回旋，既希望能借此梳理铁凝40年来创作的脉络，同时也希望找寻铁凝在中国女性文学史和当代文学史谱系当中的位置。

二

好小说并非只是讲一个故事，“好的文学让我们体恤时光，开掘生命之生机”。铁凝：《飞行酿酒师》自序，第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在狄尔泰的生命哲学观中，体验、表达和理解是精神哲学的认识论基础，三者之间构成一种特有的网络关系。W.Dilthey，Gesammelte Schrigen，Band7，Stuttgart，S.176.在文学中关系是表达体验的重要一环，体验并非经验，关系不是天然存在而是后天培育。借由关系叙事作者能够表达出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历史等的多重关系，向内写心可以质询人与自我的关系，向外写物则可以探索人与天地万物的关系。关系叙事的表达模式与符号体系传递出作者的某种生命体验，对于关系叙事的建构实际也是作者人生观、世界观的呈现。

铁凝小说注重人物的培育，她深知“好的小说提供的是过程而不是结果，对‘关系的不断探究和发现，可能会有益于这过程本身的结实和可靠”。铁凝：《“关系”一词在小说中》，《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6期。通过梳理文本可以观察到，铁凝小说中对于女性关系的探究兴趣远远大于对两性关系的书写。除了《无雨之城》等较少数作品，爱情甚至很难成为铁凝创作的主题。从早期的《哦，香雪》《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到经典长篇《玫瑰门》《大浴女》，铁凝对女性关系的探究由表及内，由浅入深，构建出一个精细缜密的女性世界，在一段段复杂又暧昧的关系中，塑造出一个个无法简单归类的自我，表达了女性最幽微、最隐秘的生命体验。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不以两性关系作为书写主体，铁凝对女性关系的关注点也颇具独到之处。与其他女性关系叙事有所不同，铁凝的视角集中于一些以往常被忽略，让人觉得不具备戏剧性、冲突性的女性关系。譬如许多小说所关注的婆媳对立、情敌相争的关系就为铁凝所不取，与之相比，她更在意具备血缘联系的几代女性之间的关系，《玫瑰门》中的祖孙关系、母女关系，《大浴女》中的母女关系、姊妹关系，《笨花》中的继母女关系和同龄人关系，这些才是铁凝关系叙事的着力点。在建构女性关系时，铁凝更善于发掘女性之间爱与怨，羡与妒，依恋与厌弃并存的复杂关系，例如《玫瑰门》中苏眉对司猗纹的怨怼和怜惜纠缠在一起，《大浴女》里尹小跳对章妩的厌恶和呵护此消彼长，《永远有多远》中白大省对西单小六既羡慕又嫉妒的情愫。

铁凝深知存在张力的关系同时也存在魅力，她通过培育经典人物塑造兼具挑战与诱惑的关系，进而建筑起一个充满生命力量的文学世界。铁凝小说中有三类颇为经典的人物形象，一是司猗纹式的恶妇、疯妇形象;二是大芝娘、大模糊婶式的地母形象;三是章妩、庄晨式漫不经心的妻子和心不在焉的母亲形象。借由这些人物，铁凝构建了具有独特性甚至颠覆性的女性关系，这些关系镜像里映衬出的则是现代女性难以归类的自我。

司猗纹式的女性并非铁凝首创。《简爱》里被罗切斯特禁锢于阁楼上的疯癫妻子，早已成为女性主义经典名著《阁楼上的疯女人》的分析样本，《金锁记》中被黄金枷锁锁住一生的七巧疯狂、扭曲乃至变态，铁凝不避重复仍敢于塑造这样的疯女人，其底气来自于司猗纹的真实性、时代性与独特性。在20世纪启蒙与革命的呼声中，司猗纹展现了极具抗争性，富有蓬勃生命力的一生。18岁时以献身爱情的方式抗争封建礼教，婚后以千里寻夫的行动表达身体欲望，被丈夫抛弃又染上性病后通过引诱公公羞辱夫家，解放后“站出来”努力寻求工作的可能，在半百高龄响应婚姻自由的时代号召而决意离婚……如果改换一种叙事方式，司猗纹摇身一变即可成为投身革命、反抗封建道德的新女性，幸好铁凝选择用日常性而非传奇性塑造她的人物。没有人知道《金锁记》中的七巧如果活到解放后会怎样，司猗纹讲述的就是那未完的故事。作为高门大宅里养尊处优的少奶奶，她们的故事很难进入革命叙事的视野，既不是亟待启蒙的劳动妇女，又不是需要解救的风尘女子，“太太”或“少奶奶”的称呼陈旧而落伍，映衬出她们在新社會中的尴尬地位。司猗纹恰似遭遇解放的七巧，她拼命地想要抓住时代的机遇“站出来”，然而每一次的“站出来”都以失败告终，“从前是一个家庭妇女，现在仍然是一个妇女在家庭中;从前是一个单个儿，现在还是单个儿一个”。②铁凝：《玫瑰门》，第55、373-37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这种渴望融入集体而被社会认可的热切令人吃惊，凭借铁凝的塑造，一个被历史忽略甚至遗忘的女性群体再次浮出历史地表。通过对通常温情脉脉的祖孙关系的改写，铁凝续写了女性“完不了”的故事。当司猗纹为眉眉梳妆，她们从镜像中看到了彼此生命的重叠与延续，司猗纹因此接纳了眉眉，孙女却因相像而想要逃离。司猗纹和眉眉之间从排斥到接纳，既亲近又抗拒的关系实则体现了女性在历史中找寻自我、接受自我的过程。

②

与深宅大院里的司猗纹相比，《麦秸垛》中的大芝娘，《青草垛》里的大模糊婶无疑属于另一个阶级，类似“地母”的形象，天然带有一种与土地相连的从容与宽厚。如果说铁凝对于司猗纹、眉眉的关系叙事着意于女性与自我的对话，那么对于大芝娘、大模糊婶的塑造则致力于探究传统女性与现代女性的关系，在探究中展开对女性命运的追问。戴锦华认为铁凝在创作中“屡屡表达了对‘原始母亲状态的迷恋”，她笔下的“地母”无不拥有硕大的乳房，从大芝娘到大模糊婶，从姨婆到竹西概莫能外。戴锦华：《铁凝：痛楚的玫瑰门》，《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第248-24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然而铁凝却并未将“地母”塑造成慈爱而无所不能的女性，“原始母亲”的命运并未因她们的善良宽厚而得到福报。或因被弃，或因丧偶，大芝娘与大模糊婶都未获得婚姻中应当有的温情，二人又因丧子陷入了家破人亡、孑然一身的境遇，只能把满腔的爱投射到其他孩子的身上。《麦秸垛》中大芝娘“斜大襟衣褂子兜住口袋似的一双肥奶”，铁凝：《麦秸垛》，《青草垛》，第146页，重庆，重庆出版社，2012。而《青草垛》中大模糊婶则是“大布袋奶”，“奶个儿大，可嚼起来空洞”。铁凝：《青草垛》，《青草垛》，第11页，重庆，重庆出版社，2012。“原始母亲”的“大奶”从肥硕丰盈到干瘪空洞，象征着传统女性命运的式微。但认清命运并不代表否定价值，“地母”在新时期变身为《永远有多远》中的白大省，谐音“白大婶”。善良的白大省身上有着“原始母亲”的所有优点，乐于奉献，不懂索取的她在现代社会中仍然保留着农耕文明的淳朴，但却无法避免走上大芝娘、大模糊婶的老路。铁凝既不否定“原始母亲”的善与力，也不回避她们遭遇的苦与痛，这些创造于不同年代的颇具传统意蕴的女性无意中构成了一种穿越时空的互文与对话。同时，有别于20世纪文学中常见的乡村女性与都市女性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铁凝改写了启蒙语境下乡村女性愚昧无知的固有印象，都市女性与乡村女性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二元对立的，也不再是完全阻隔的;与“原始母亲”在悲剧命运中仍然葆有的生命力相比，都市知识女性显得更为脆弱与无助。

漫不经心的妻子和心不在焉的母亲是铁凝笔下独具特色的人物，作者通过勾勒这类女性的内心世界折射出了女性在家庭、社会中所面临的情感与现实的双重困境。为人妻、为人母所担负的重荷使得女性丧失了自我。章妩是铁凝作品关系叙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从来没有一个人物在铁凝小说中如此重要又如此不重要。作为妻子，她背叛了丈夫;作为母亲，她忽视了孩子。仅仅为了稍稍舒适一点的生活，她便放纵欲望勾引未婚的男医生，在情感的麻醉下对两个女儿的日常需求和精神需求视而不见。放置在其他的文学文本中，章妩可以是被人唾弃的放荡女子，也可以是充满心机的坏女人，但在铁凝笔下没有道德批判，没有打入另册，章妩像生活中邻家的阿姨，那样平实又那样家常。与唐医生的偷情对章妩而言与其说是利用，不如说是沉溺，她并未有太多的愧疚，更多的是享受恋爱般的快乐。当章妩出发去幽会的时候，“她就像一根点亮的蜡烛那样热烈起来精神起来而通体放光”。这美丽动人的时刻更衬托出平日里作为丈夫的妻子、孩子的母亲存在时，章妩那贤妻良母的角色是如此空洞而匮乏。如果章妩通过勾引医生达到留城目的之后一心照顾女儿，那么她之前的“勾引”和“放纵”将会变成有意义的“牺牲”与“奉献”，但铁凝不肯让她的人物落入俗套。唯其日常，章妩才显得那样真实;唯其真实，章妩才显得那样残忍。章妩与丈夫彼此折磨而不肯放手，与女儿各有心结却仍然关切。

这种夫妻关系、母女关系显得真实又无奈，铁凝以一种平常的态度在时代脉络中质询和反思我们习以为常的道德观念和伦理价值。类似的人物还有《玫瑰门》里的庄晨，《咳嗽天鹅》里的妻子，甚至包括《笨花》里的大花瓣，在母性、妻性之前，铁凝笔下的她们首先呈现的是人性。

三

在鐵凝的创作中存在一种重复书写的现象，这种复写有时候是关于情节，有时候是针对人物，还有时是一些依稀相似的场景或片段。复写的内容涉及铁凝下乡插队的农民生涯，也包含她年少时的北京记忆，似乎这些时期的生活才能够予以作者强烈的震荡，而这样的记忆才值得一书再书。但目前铁凝的重复书写还未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有些复写甚至招致诘难。如果仅仅将这种重复书写看作是江郎才尽的自我重复，甚至是堂而皇之的自我抄袭，那么研究者也未免太过片面和武断。铁凝对于自身经历的复写不止于小说，散文中亦有涉及，限于本文所讨论的文类，暂将研究范畴限定在小说之内。通过文本细读梳理铁凝重复书写的面向，我们希望从中一窥重复书写作为一种叙事技巧的实现，讨论复写文本之间的联系以及对创作路径的影响，同时进一步明确复写在铁凝文学创作当中的意义。

在铁凝的创作中，重复书写最明显、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棉花垛》和《笨花》。正是这两部作品的相似性引起了论者对铁凝重复书写的讨论。有论者将《笨花》称为“未及盛开便凋零”的花，认为《笨花》不过是“《棉花垛》的花开二度”，等于旧作与“向喜传奇”的结合。程桂婷：《未及盛开便凋零——铁凝的〈笨花〉批判》，《当代文坛》2006年第5期。诚如有些论者所言，只需将这两部文本对照比较便可发现二者在情节铺排、人物设置方面存在诸多相似或重复之处。《棉花垛》的故事在《笨花》中几乎得到复刻，小说人物之间也存在对应关系。那么需要追问的是，作者将1989年的中篇故事腾挪至2006年的长篇小说中再次书写的目的何在？在重复书写中又有哪些变与不变？这样的复写是否具有文学史方面的意义？从《棉花垛》到《笨花》，故事情节的发展基本一致，但有三处改动是比较明显且重要的：第一处是对《棉花垛》中的小臭子和《笨花》里的小袄子死亡缘由、死亡场景安排的改动;第二处是对小臭子和乔、小袄子和取灯关系的改写;第三处是对《棉花垛》中老有和国的人物删改。

小臭子/小袄子是乡村里机灵活泼又不大安分的姑娘。或许是继承了母亲的风流秉性，或许是从小乏人教导，长大后的小臭子/小袄子钻窝棚挣花，与隔壁做了汉奸的有妇之夫相好，但她同时也喜欢上夜校听课，掩护过地下党，帮助过乡亲们，最终在日本人的威逼下出卖了乔/取灯，成为叛徒，被国/西贝时令枪决。早先的研究中已有论者注意到小臭子/小袄子之死的重要意义，认为“铁凝以小臭子之死和发生在棉花地里的一切重新书写了抗日战争中民族国家话语与性别秩序之间的复杂缠绕。无论是在《棉花垛》还是在《笨花》中，男人之于女人之间的另一种不义都没有被掩饰与忽略。事实上，铁凝依凭她作为女性的隐秘立场在民族国家话语之下寻找到了性别秩序与民族国家话语之间的冲突或共谋”。张莉：《仁义叙事的难度与难局》，《南方文坛》2010年第1期。从《棉花垛》到《笨花》，小臭子/小袄子死亡细节的改动体现了铁凝对于女性在民族家国话语之下，在历史夹缝之中艰难求存的生命状态的深刻体验，也使得人物更加丰满，情节越发可信。

同样是被枪决，国先与小臭子做爱，其后才将其击毙。这枪决是预先设计还是临时起意？文章里采用了开放式结局。如果是预先设计，那么与小臭子做爱是国在执行枪决前的放纵天性甚或“废物利用”;如果是临时起意，那这枪决则变成了国的“杀人灭口”。无论是哪一种，这枪决都显得有一点卑鄙或者说不仁义。在《笨花》中铁凝增设了小袄子挑逗西贝时令的内容，删去了做爱的情节，小袄子之死完全变成了临时起意，是她以言辞激怒时令，进而招致祸患。这种激怒不仅仅来自最后一次见面时小袄子对时令的鄙夷和羞辱，早在小袄子掩护时令通关的那一次，她就曾用“‘将军式的发问和揭老底儿式的肯定回答弄得时令很是不自在”。④铁凝：《笨花》，第421、50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有了前情的铺垫，小袄子对时令的触怒变成了夹杂旧怨的羞辱，这种对男性权威的挑衅激得时令恼羞成怒，枪决的实施显得更加顺理成章。这死亡场景的描述中有几个改动的细节值得注意：其一，对小臭子的枪决是正面的，对小袄子的枪决则是背后的;其二，在枪决过后，“国在花垄里躺到太阳下山才走出花地”，铁凝：《棉花垛》，《青草垛》，第136页，重庆，重庆出版社，2012。而时令则是掩盖了小袄子的尸体后“快步出了花地又走上交通沟”。

④与《棉花垛》中的表述相比，从背后枪决隐含着时令男性权威表象下不敢直面小袄子的懦弱一面，也暗示着枪决的非正义性，而快步走出掩藏尸体的花地既符合人物外强中干的性格，也能够表现时令慌乱的心情。在《笨花》中还增加了小袄子死后时令的心理活动，他对男性权威被挑衅的愤恨，对枪决小袄子正义性、合法性的自我解读，都进一步表现了历史中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增强了人物的立体感和历史的可信度。

小臭子/小袄子是出卖朋友的叛徒，但经过改写的《笨花》中小袄子似乎没有那样可憎，原因即在于铁凝对人物关系的改写。在《棉花垛》中乔与小臭子是一同长大的伙伴，后者对乔的出卖显得尤为恶劣，是背信弃义、毫无情感的犯罪;而《笨花》中取灯与小袄子本不相识，更没有从小的情分。虽然小袄子对外来的取灯颇有好感，但这种感情毕竟稀薄，不足以让她冒生命危险去保护。同样，取灯对于小袄子的情谊充其量只能说是一种既有同情又有需要，同时还有鄙夷的关系，在这样的人物设计下，小袄子的背叛显得更加符合现实，也更易被读者接受。

《棉花垛》中的老有与乔、小臭子都有初恋般的情分，他是作为中间人物串联故事的媒介。在《笨花》宏大的历史叙事中，人物关系基本各就其位，便不再需要老有发挥中介作用，删去老有的故事情节反而更为紧凑。而从“国”到“西贝时令”，铁凝对人物性格的改写虽然只有寥寥数笔，却大大丰富了人物的多面性，让后续的故事铺排更为顺畅。例如在《笨花》中增添了时令对向文成的当众冒犯，赠予取灯皮带后对其钢笔的觊觎，这些看似并非原则性的小节恰恰体现出时令心胸狭隘、敏感自卑，以及他为人处世中猥琐不大气的一面。有了这些细节的铺垫，他枪决小袄子便不再突兀，至于这种处决是正义还是意气，相信读者自有判断。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对情节的重复书写，铁凝还喜欢对人物进行改头换面的重复书写。前文提到的大芝娘、大模糊婶和白大省具有内在的相似性，可以说是铁凝在不同时期对同一特质的人物进行的翻版重写。而章妩与《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当中的母亲具有某种共性，即在家庭中容易与配偶、子女发生冲突，在外渴望寻求个体价值和社会认同。当安然妈妈面对女儿的谴责发出“妈妈怎么啦？妈妈就一定得是家庭妇女”铁凝：《没有纽扣的红衬衫》，《铁凝精选集》，第55页，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5。的质疑时，她与《大浴女》中章妩面对丈夫指责时的辩解声，形成了对女性主体性体认的和声回旋。从安然妈妈到章妩，从庄晨到《咳嗽天鹅》中的香改，其实具有某種一致性，她们都不擅长家务，不能承担起所谓女性在家庭内为人妻、为人母的“本职工作”，性格随随便便、马马虎虎，既不具备贤妻良母的温婉贤淑，也不具备职业女性的精明能干。对于这一类型女性的重复书写，显然是铁凝对自我的不断质询，对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位置的不断调整。写于80年代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中女儿对妈妈的不擅家务抱有一种指责的态度，到了《大浴女》中尹小跳看到母亲的不能干、不争气仍有鄙视，而在《咳嗽天鹅》里香改虽然“生性邋遢，手脚都懒”，一度令丈夫想要离婚，然而小说结尾“当他听见后排座上突然响起的咳嗽声时，竟意外地有了几分失而复得般的踏实感”。铁凝：《咳嗽天鹅》，《飞行酿酒师》，第24、3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这一次，铁凝在不断地复写中完成了与自我、与他人的和解。

铁凝重写她以往的故事，重塑她之前的人物，这绝不是无意识的行为，借由这重复书写她一遍遍重温记忆，在新的背景下对旧故事、旧人物、旧情境展开新的想象和再创造。重复书写不仅呈现了复调回旋的叙事美学，也传递出历史进程中社会变迁和观念演进的循环。巴特勒认为主体的建构有赖于表演，在未有已时的行动中找寻角色的过程实则也是建构主体的过程，铁凝的重复书写正是她建构主体，找寻最终角色的不断实践，在此意义上重复书写既是重温也是反思，既是审视也是质询，既是疗愈也是探索。见〔美〕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宋素凤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文学终究是与人为善的事”。铁凝：《飞行酿酒师》自序，第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铁凝的创作始终饱含暖意与善意，这也是《哦，香雪》的底色，同时，“她直面着远非完满的社会与人生，不规避、不逃遁”。戴锦华：《铁凝：痛楚的玫瑰门》，《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第23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铁凝无疑是当代女性作家中的佼佼者，正因优秀，人们更愿将她放置在更为广阔的领域中进行评价，她对于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意义反而被忽略了。所谓“第三态”的思维，不仅仅是不局限于性别视角，同时亦是不抹杀性别特质。铁凝与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并无一脉传承的联结，若论文学渊源，铁凝与孙犁的渊源远远超过与任何一位女性作家，但这并不妨碍她与历史中的她们隔空对话，构成互文，也不妨碍她是推动中国当代女性文学进程的一员。从铁凝的关系叙事中可以得见，女性对自身成长性的关注正在不断增长。而张爱玲所处的时代，“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张爱玲：《有女同车》，《华丽缘》，第108页，台北，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10。沧海变幻，日新又新，文学也必将与时俱进。永远有多远？或许比我们想象得更近。

【作者简介】邱田，文学博士，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李桂玲）

DOI：10.16551/j.cnki.1002-1809.2020.03.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