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梦兰 黄阿敏

摘要：19世纪英国作家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与中国现代作家庐隐的《象牙戒指》，皆为爱情与婚姻题材的女性小说。解析两部小说中女主人公的情感经历及其在19世纪的英国和“五四”时期的中国这两种不同社会背景下的不同的婚恋选择，进而从两位女主人公的婚恋方式、婚戀目的、婚恋责任等方面探求作品中蕴含的婚恋观。

关键词：《傲慢与偏见》 《象牙戒指》 女性小说 婚恋观 比较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20）14-0103-03

英国作家简·奥斯丁与中国作家庐隐皆是擅长爱情与婚姻题材写作的女性作家，她们的小说皆从女性出发，通过描述女性形象的情感体验，从而传达出各自对女性婚恋观的理解。本文将从《傲慢与偏见》和《象牙戒指》这两部作品所描绘的婚恋方式、婚恋目的、婚恋责任等方面来分析其婚恋观，进而探求其在不同社会环境、历史文化背景下的异同。

一、《傲慢与偏见》和《象牙戒指》中描写的婚恋方式之比较

19世纪英国作家简·奥斯丁在其作品《傲慢与偏见》中着力描写恋爱与婚姻，呼吁女性摆脱传统的婚姻模式，倡导以爱为由的恋爱与婚姻。但这并不是说奥斯丁否定金钱对婚姻的作用;相反，她极为肯定金钱在婚恋中的作用。《傲慢与偏见》中反映了作家本人的婚恋观。这部作品中共涉及五对婚恋关系，作者集中笔墨描写了达西与伊丽莎白的婚姻。达西是傲慢的写照，伊丽莎白是偏见的执行者，故事始于二人相互厌恶，彼此误解，后随着误会和偏见逐渐消除，两人相互欣赏并达到精神上的高度契合，最终走向婚姻。

中国女性作家庐隐在“五四”时期创作的女性小说《象牙戒指》描写婚恋的手法与奥斯丁不同，除常用的记述方式外，还用日记、书信的形式记述婚恋。从象牙戒指的来源写起，一步步道出沁珠的爱情经历。沁珠是一名受“五四”影响的女大学生，她思想独立且追求自由，早期和同乡伍念秋相处甚好，因而产生了爱恋的情愫。后来，沁珠的爱情幻想因为伍念秋已婚而破灭，并且伍念秋的发妻还写信告诫她不要破坏他们的婚姻，沁珠选择放弃她与伍念秋之间刚刚萌生的爱情。后来沁珠遇见了曹子卿，也是已婚，不过曹与伍不同的是，曹的妻子是家里强制所娶，无儿女羁绊，因而曹子卿决意休妻娶沁珠。而沁珠因为第一次的恋爱失败，不肯接受已婚的曹子卿，致使曹子卿于重病之际选择自杀。曹子卿死后沁珠才发现自己对他的爱，但一切为时已晚，自此沁珠便一直生活在愧疚中，郁郁寡欢，最终走向死亡。

《象牙戒指》是以石评梅和高君宇的故事为原型写作的，沁珠与曹子卿的恋爱高度还原了高石二人的爱情故事。他们的婚恋与《傲慢与偏见》不同，主人公的爱情从没有与金钱挂钩。爱情中他们表现得更多的是知识女性在面对爱情时的困惑与犹豫。而在《傲慢与偏见》中，身份和地位是本内特太太的首要择婿标准。

在《象牙戒指》中，沁珠是一个情感矛盾的结合体，这从她日记的第一页便可看出——“矛盾而生，矛盾而死”，即沁珠对于婚姻的态度往往囿于时代困境。在新旧观念冲突之中，放弃抗争，被冲突裹挟着，沉溺在抑郁挣扎之中。而《傲慢与偏见》中的伊丽莎白敢爱敢恨，在面对婚恋时有自己的考量。婚恋时，伊丽莎白也敢于承担婚恋责任。可见，她接受了由社会背景而来的婚恋要求，同时进行矫正，使之贴合自己的情感需求。

二、《傲慢与偏见》和《象牙戒指》中主要人物的婚恋动机之比较

《傲慢与偏见》通过主人公伊丽莎白五姐妹的婚恋故事展开叙述，表现出女主人公与众不同的婚恋观。对于英国19世纪初的女性来说，自己的命运离不开男性。女人们到了待嫁的年龄，就会频繁地走亲访友，出席宴会，这是一种变相的相亲模式;有钱有势的年轻男子成了供不应求的“抢手货”，对于有五个女儿的本内特一家更是如此。女性是无法继承家产的，因此本内特太太才会整日操心五个女儿的婚事。她听到新来的邻居是个有钱的单身汉的时候，更是心急如焚，立刻让本内特先生去拜访，唯恐让别人占得先机。本内特太太对本内特先生说道：“哦，单身，我亲爱的，一点儿不错！一个有大笔家产的单身汉;每年四五千镑，这对咱们的几个姑娘是件多好的事呀！”[1]2这句话里没有对于宾利相貌和品性的描述，只是有钱就足以使女人们一股脑儿地向宾利扑去。对此，伊丽莎白表现出不一样的想法，她没有欢喜地在舞会上寻找自己的对象，她将舞会背后潜藏的目的看得十分透彻;她自尊心很强，因此不愿理睬对她品头论足的达西。对伊丽莎白来说，通过婚姻来维护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财富是一种自甘堕落的行为。她曾为好友夏洛蒂的不自重、自贬身价而痛心：“这个人居然会为了世俗的利益而牺牲所有美好的感情。”[1]104由此可以看出，伊丽莎白的婚恋目的绝不是为了获取优越的生活。

伊丽莎白的婚恋动机是那个时代女性独立意识觉醒的缩影，她自信、勇敢、刚烈、聪慧，这些品质与19世纪的主流道德观念格格不入。可见“叛逆”性格是她婚恋目的与众不同的源头。伊丽莎白的婚姻是为了爱，为了灵魂的契合，她希望可以和伴侣并肩而立，不愿依附男人而活。她的姐姐简含蓄、内敛、自卑，是一个活在爱情里的女人，与宾利情投意合却不敢表达心声。其他的姐妹则是完全依附男人，将生活与男人的权势捆绑在一起，所学所为皆是为了寻找好的夫婿。就如伊丽莎白的幼妹，自知容貌上的不足，便以才艺来增加自己吸引男人的魅力。

《象牙戒指》的故事发生在一个思想启蒙、解放的时期，也不乏男权制度对于女性婚恋观的影响。在该小说中，沁珠的内心深处还是将一个家族的掌控权置于男子的手中。在沁珠眼里，年老父亲是家中的唯一光明，倘使有一天这一光明失掉了，家里就将被黑暗愁苦包围，说明民主和平等的想法没有完全占据她的内心，其思想中还掺杂着传统的成分。可是沁珠的思想并不古板迂腐，当她与伍念秋互生情愫之后，主动写信遥寄相思之情。可见此时沁珠并不觉得没有父母之命的男女情爱是大逆不道，这是她婚恋观先进的地方。但她也没有完全舍弃传统观念，在伍念秋告诉她自己已经成家而且有了孩子的时候，她表面镇定自若，内心悲痛万分，她并没有胡搅蛮缠，消沉了一阵子，便将这段伤痛隐藏在心里，可见她的自尊和理性。出身于传统大家族的沁珠，内心有一条源自传统道德观念的婚恋底线，这不允许她拆散别人的家庭。

沁珠是一个接受新教育的新女性，婚恋的目的是寻得一个志同道合的人来共同创造新的生活。伊丽莎白与沁珠的不同在于，前者勇敢果断，婚恋目的不受当时盛行的以拜金主义为先、嫁富娶富的社会风气影响;而后者则是受传统父权与新兴自由主义这两种不同文化的影响。

奥斯丁与庐隐在作品中所体现的婚恋观皆追求真爱，注重精神契合，更青睐有主见的女性角色。伊丽莎白和沁珠的个性便是如此，这从伊丽莎白与达西、沁珠与曹子卿的婚恋过程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婚恋中有爱的存在，并且他们确定爱侣都是源于精神上的契合。当然，奥斯丁与庐隐在小说中传达的婚恋观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奥斯丁的小说中，主张婚姻的本质要拥有爱，达到精神契合，也不否认金钱对婚姻的保障作用。这种婚恋观的产生与19世纪社会环境的影响分不开，女性并不能继承财产，她们保障生活唯一的出路便是婚姻。奥斯丁的处境与这些女性相似，虽其一生未嫁，但也多多少少受当时观念的影响。沿着这条线深挖下去可以发现，虽然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女性的思想解放了，但实际上社会地位并没有变化。仅以英国议会为例，1832年议会改革纳入了新兴资产阶级，却将工人和女性拒之门外。1885年成年男子实现普选，直到1918年，《人民代表法》才允许30岁以上有一定财产的妇女拥有选举权。英国女性经历了意识觉醒后，却没有获得和男人同等的社会保障。因此，女性虽然能够认识到自我价值，但无法摆脱金钱对于婚姻的影响，即仍视金钱为婚姻之必需的婚恋动机。因而在具有更强觉醒意识的女性作家奥斯丁笔下，伊丽莎白的婚恋动机是保证金钱的同时寻求精神的融洽契合。

庐隐则是受“五四”影响的女性。五四运动唤醒了中国女性，并使得女性问题受到关注，从控诉旧婚姻、旧礼教对女性的摧残到女性从家庭婚姻中的解脱，等等。女性在得到了一定的解放，但这样的解放有很大的局限性。在这个阶段，新思想刚刚萌芽，处于激进期;因此，投射到婚恋观之上，便呈现一种激进，甚至有一些形而上。庐隐一类的作家更渴望恋爱婚姻的自由。庐隐认为，中国新女性应该打破家庭的藩篱到社会上去，逃出傀儡家庭，去过人类应过的生活;不仅仅做个女人，还要做个人。她在小说中则着力刻画追求自由平等的爱情的知识女性形象。她笔下的女性更为自主独立，这一类女性往往美丽、有才情，并不会太在意金钱和物质。沁珠便是如此，即便担任小学教员、住破庙改造的教员宿舍她也不介意，依旧沉浸在自己的悲伤世界中。这些都建立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并非作者的浮空想象，而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人物的婚恋动机与《傲慢与偏见》完全迥异：在符合基本传统道德的前提下追求最大限度的自由婚恋，动机内核是为自由解脱。沁珠对父亲死后处境的担忧，并不是出于对物质条件的考虑，她是在担忧自己被并不相熟的哥哥把控，她想脱离父权家庭。她对未来的憧憬是：“我常想象一种富有诗意的生活，有这么一天，我能同一个了解我的异性朋友，住在一所幽雅的房子里同住着，每天读读诗歌和其他文学，有时高兴谁也可以尽量写出来：互相品评研究。就这样过一生”[2]39不难发现，她所要的是爱侣了解她，让她过自己想要的自由自在的生活。这里并不是爱占据主导，而是充盈着对自由解脱的神往。

三、《傲慢与偏见》和《象牙戒指》中主要人物的婚恋责任之比较

在《傲慢与偏见》中，对于家庭的伦理责任有非常明确的分工，男主外女主内，而女主人公伊丽莎白渴望的是一个可以平等交流的灵魂伴侣，而不想受世俗不公平的眼光的对待。在她的眼中，男人和女人是平等的。“而且要不是他伤害了我的这份傲气，我还能很容易就原谅了他的那份傲气呢。”[1]16可见，她不屑于传统观念中的婚恋的责任分配。达西骄傲自负的性格是由他高贵的出身决定的，作为一个家财万贯的上流社会人物，他的傲慢与偏见是合理的。

伊丽莎白在婚姻中更看重两情相悦，她觉得自己会成为老姑娘，因为只有真挚的爱才能让她结婚。在相爱而没有步入婚姻的阶段，伊丽莎白心中的婚恋责任分配平等。只有自己尊敬的丈夫才能让她放下自己高傲的姿态，这种对于伴侣的高要求，可以明显地看出伊丽莎白是希望自己将来的丈夫与自己共同承担婚恋责任的。

在《象牙戒指》中，沁珠受到伍念秋的欺骗，这是沁珠第一次付出真心，心里留下了极大的伤害和阴影;在面对曹子卿的时候，难免会更加小心一些，更加谨慎。其实在自己的母亲身上和伍念秋的妻子身上，沁珠就已经看出婚姻对一个女子的禁锢，她不愿让自己陷入那样枯井一般的生活：“整日做家庭的牛马，一点得不到自由飘逸的生活。这就是爱情买来的结果呵！仅仅就这一点，我也永远做不了任何人的妻。”[2]111此外，沁珠不愿接受曹子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初被伍念秋欺骗的旧伤还在，让她对爱情有所顾忌。沁珠曾对素文说道：“只要是自己明白是伤损了，纵使年光倒流，也不能抹掉这个伤损的痕迹啊！”[2]112可见，曹子卿有妻子这件事情是沁珠心中很大的芥蒂，纵使他们已经分居很久，婚姻早就名存实亡。沁珠对于婚姻责任有些惧怕，她也想过成为曹子卿的妻子，可是那样的思考使她害怕，沁珠不想成为一个平凡的女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对于那个时代的婚恋责任她不能忍受，她厌恶这样的婚恋责任，她也逃避这样的婚恋责任。

《傲慢与偏见》和《象牙戒指》中女主人公在面对“恋”时，都追求平等至上，不同的是那个时期的英国，虽然女性仍未得到完完全全的解放，但是整体的态势已经松动了，并且女性的基于求解放的婚恋行为也更为成熟，仅从女性通过所谓宴会来选择伴侣一事中，就可见一斑。虽然这样的形式免不了在某种意义上把自己物化为商品，但是能够产生互相选择，就足够说明在此时此处女性的婚恋解放已靠近完全。而再看整个社会的面貌，那是一个发展的社会，对于人的禁锢已经越来越松弛，生活水平也有很大提升，因此，伊丽莎白才有资本有底气以一种平等的态度去承担婚恋责任。而聚焦庐隐所写的那个年代的中国不难发现，整个社会像是一把巨锁，国乱为一层，家苦为一层。在那样的重压下，本就被封建道德捆绑的女性，必然渴求解放，也必然畏惧陷入还未解放的中国社会的乱流中;因此，沁珠畏惧也回避婚恋责任。这里的婚恋责任的内涵不同于伊丽莎白所面对的，沁珠的回避其实是一种自我防护。

四、结语

综上，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中女主人公伊丽莎白的婚恋观比之庐隐的《象牙戒指》中沁珠的婚恋观显得更为矛盾、复杂。沁珠是“五四”时期的一个文艺女青年，她优柔，敏感，又无法脱离传统家庭观念。在当时整个中国阴沉压抑的社会环境下，沁珠对婚姻是惧怕的，混乱的，让她有着一分决绝，不愿以自由换取婚姻。她躲避婚恋责任，不愿承担，在婚恋动机上呈现出对自由解脱的追求，以自由解脱为内核。伊丽莎白因身处开放的社会，自身有足够的能量，因此她勇于承担婚恋责任，也能够承担婚恋责任;在自己的婚恋中看中爱的存在，将爱作为婚恋动机的内核。这二两者婚恋观的迥异，与所处的社会环境、国家力量有着紧密的关联。这两个文本都提供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沁珠的拒绝也许是出于对婚恋责任的充分认知，而自己并不明确对于曹子卿的心意，因此不敢随意承担;伊丽莎白在面对选择时能去改變非一不二的选项，在日后的婚姻生活未必会继续这种改变，或许在整个社会倾倒于拜金主义的潮流下，她也会依附享乐。

参考文献：

[1]奥斯丁.傲慢与偏见[M].张玲，张扬，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2]庐隐.象牙戒指[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

[3]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4]李有亮.给男人命名：20世纪女性文学中男权批判意识的流变[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5]张艳梅.文化伦理视阈下的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6]林荣松.五四小说综论[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赵世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