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风险承担是指企业为了获得高利润而承担风险的意愿和倾向，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高指企业比较少放弃预期收益高但风险也高的投资机会。不管从微观层面，还是宏观层面来看，公司承担适当的风险水平非常重要。本文通过梳理企业风险承担影响因素的文献，从外部环境层面与企业层面两个方向，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回顾并评述。

【关键词】 企业风险承担 投资决策 影响因素

1.引言

风险承担是企业决策中重要的环节，是企业在投资决策中对预期收益水平和预期风险水平的选择，反映的是企业为追求高额利润，所愿意承受风险的意愿和倾向，企业高风险承担水平指企业比较少放弃预期收益高但风险也高的投资机会。公司承担适当的风险水平非常重要。从微观层面来看，风险承担有助于企业提高经营绩效，增加股东财富，获得持续竞争优势（毛其淋和许家云，2016）;在宏观层面，风险承担是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动力之一，有助于加快社会资本积累以及促进技术进步，提高社会生产率（John et al.，2008;张敏等，2015;杨瑞龙等，2017）。因此，研究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因素也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在梳理企业风险承担影响因素文献的基础上，按照研究内容分类，从外部环境层面与企业层面两个方向，对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相关因素进行综述。

2.外部环境因素

当宏观经济处于繁荣发展的阶段时，企业容易从外部获得投资，从而具有更高的风险承担水平（Arif和Lee，2014）;在制度因素方面，良好的投资者保护制度能有效约束管理者的风险厌恶倾向，使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得以提升，产权保护制度能提高民营化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但是较强的债权人保护制度，提高了企业的破产成本，使得企业降低了财务杠杆率，更易从事风险较低的投资，使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下降。有学者从政策不确定性角度发现官员变更提升了当地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罗党论等，2016），但社会冲突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存在负向影响。周泽将等（2019）研究发现民营企业由于身份认同不足，导致企业产权和个人财富面临潜在的法律安全风险，因此民营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较低，在国有转制型民营企业中尤为明显，不过民营企业身份认同对风险承担水平的负向影响在《国有资产法》颁布之后明显减弱。张敏等（2015）的研究则发现，企业的社会网络越丰富，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越高。

3.企业层面的影响因素

梳理现有文献可以发现，企业层面对风险承担的影响因素可以分为股权性质、公司治理以及高管特征等几个方面。

3.1 股权性质因素。在股权性质方面，李文贵和余明桂（2012）发现国有性质股权会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国有企业在民营化转型之后，风险承担水平显著提高（余明桂等，2013）。苏坤（2016）研究认为在国有企业中，随着控股结构金字塔层级的增加，政府减少了对企业的干预，显著提高了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股权结构方面，大股东持股越分散，企业越可能积极承担风险，选择更多的风险性投资项目，机构投资者持股会显著影响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夫妻共同持股的家族企业，具有显著更低的风险承担水平。

3.2 公司治理因素。在公司治理因素，现有文献主要从管理层激励、董事会规模以及其他公司激励机制等方面进行研究。由于现代企业普遍存在两权分离现象，当企业内部的管理者拥有企业的经营决策权时，管理层出于对自身财富分散化程度较低、人力资本专用性及職业前景等方面的考虑（Kempf， A.，2009），他们的风险承担意愿会显著低于股东，于是会产生“风险承担代理问题”。根据现有文献，大多学者发现管理层的股权激励和货币薪酬激励能够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王栋和吴德胜，2016），Wang（2012）发现小规模董事会更能促进企业的风险承担行为，胡国柳和胡珺（2017）研究认为企业引入董事高管的责任保险制度能够促进公司的风险承担行为。

3.3 高管特征因素。余明桂等（2013）发现管理者自信程度越高，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也会越高，Faccio 等（2016）和宋建波等（2017）分别发现男性 CEO 管理以及存在海归高管的公司拥有较高的风险承担水平。企业CEO丰富的职业经历可以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而且，跨地域、跨行业的职业经历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正向作用更明显。孟焰和赖建阳（2019）将董事来源分为内部董事、第一大股东派驻董事和其他股东派驻董事，研究发现董事来源异质性越高，董事会决策意见会面临较大分歧，为协调不同方的利益诉求，决策结果会妥协于比较保守的投资项目，因此董事来源异质性会降低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

4.结语

企业选择合适的风险承担水平有助于企业把握成长机会，提升企业价值，对对社会经济发展也非常重要。通过梳理以往文献，我们可以发现，学者们在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因素研究方面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但是不同的影响因素会对企业风险承担会有综合性的影响吗？因此，现有文献缺乏从综合视角考虑，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因素进行系统化和全面化的整合性分析，也忽视了当企业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各种影响因素是否会有动态性的变化。

【参考文献】

[1] 罗党论，廖俊平，王珏.地方官员变更与企业风险——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经济研究，2016，51（05）：130-142.

[2] 周泽将，罗进辉，李雪.民营企业身份认同与风险承担水平[J].管理世界，2019，35 （11）： 193 -208.

[3] 苏坤.国有金字塔层级对公司风险承担的影响——基于政府控制级别差异的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16（06）：127-143.

[4] 王栋，吴德胜.股权激励与风险承担——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J].南开管理评论，2016， 19 （03） ：157-167.

[5] 胡国柳，胡珺.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风险承担：理论路径与经验证据[J].会计研究，2017 （05） ：42-48+98.

[6] 余明桂，李文贵，潘红波.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风险承担[J].金融研究，2013 （01）： 149 - 163.

[7] 孟焰，赖建阳.董事来源异质性对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J].会计研究，2019 （07）： 35 - 42.

作者简介：王利，女，汉族，湖南人，现为湘潭大学商学院会计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