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文杰

摘 要：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典型事例，其体现的党的自我革命精神值得进一步探究。八七会议从党为什么需要自我革命、应该进行什么样的革命、应该怎么样进行自我革命的角度出发，将党的自我革命与党的初心和使命联系起来，形成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精神，为中国革命特别是党的自我革命提供宝贵经验。

关键词：自我革命;八七会议;初心;使命

中图分类号 D23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1-0475（2020）02-017-06

深入研究八七会议，应该重视该会议本身所体现的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精神的研究。这次会议开创了通过召开紧急会议、公开检讨党的工作、承认纠正错误、重新制定新路线的工作方式，也就是如今所说的既有破又有立的自我革命。从八七会议开始，经历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再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共产党完成一次次的自我革命，逐渐从幼稚走向成熟，成为一个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日益强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现在学术界关于八七会议的研究集中在对八七会议的评价、共产国际与八七会议的关系、八七会议在党建方面、党的主要领导人与八七会议、八七会议与中共五大等五个方面。八七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次重要转折，相对于其他会议来说，学术界对它的重视度尚且不够，很多层面需要进一步挖掘。八七会议本身回答党为什么需要自我革命、应该进行什么样的革命、应该怎样进行自我革命等方面问题，为成功进行自我革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而自我革命精神也应是八七会议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党为什么需要进行自我革命

1927年严峻的党内外形势迫使中国共产党召开八七会议，进行自我革命。外部因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蒋介石和汪精卫背叛革命，另一方面是联共（布）和共产国际要求中国共产党贯彻落实其关于中国革命的新政策。内部因素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思想不统一。

八七会议召开的外部因素有两个：一方面，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需要立刻改变原先国共合作的方针。孙中山总理去世后，蒋介石逐渐掌握党政军大权，随着1926年北伐的胜利进军，蒋介石的权力更大。蒋介石为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开始三方面的行动，首先在黄郛、张群帮助下联系日本;其次积极寻求经济支持，将目光投向实力雄厚的江浙财团，在张静江等人的帮助下，蒋介石取得江浙财团的经济支持，蒋介石为此感慨到：“此次革命成功，商界暗中助力，大非浅鲜，伺候仍以协助为期。至劳资问题，在南昌已议，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1]（P.46）最后蒋介石结交帮会，黄金荣、杜月笙等人承担反共“清党”的具体工作。条件成熟后，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开始发动政变，查封或解散革命团体，搜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蒋介石发动政变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和广西等省也借“清党”名义，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量屠杀。中国大革命受到严重的摧残，标志着大革命的部分失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政府分成南京政府和武汉政府。在冯玉祥等军事实力派表态要求“分共”后，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武汉政府由“容共”转为“分共”，于1927年7月15日召开会议，宣布停止与共产党的合作，随后国民党有关部门开始“清党”，此次“分共”标志着国共第一次合作结束，国内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大量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此时中国共产党需要立刻召开会议改变原先国共合作的方针，认清敌我，挽救中国共产党。

另一方面，八七会议的召开与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有直接关系。蒋介石发动政变后，联共（布）发布提纲认为蒋介石背叛革命，中国革命由全民族联合的大革命时期进入工农群众联合的土地革命时期，应把革命中心集中在革命的汪精卫等国民党手中。但在中国的鲍罗廷和陈独秀认为中国当时还不适合实行土地革命政策，且双方意见极不一致。[2]（P.357）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鲍罗廷和陈独秀的态度表示不满，对他们进行了批评，随即汪精卫七一五“分共”，革命形势急转直下。斯大林为纠正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机会主义错误、贯彻共产国际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新政策、统一中国共产党内部思想和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派罗米那兹来中国，指导中国共产党召开这次会议，由此可见联共（布）、共产国际是八七会议召开的直接原因。八七会议上李维汉、罗米那兹的发言和八七会议结束后的中央文件证明了这一原因。李维汉的开幕词中提到，“国际曾有一训令，对中央提出许多错误，指明中国共产党有机会主义，并要中党开一紧急会议。后国际代表到，对此亦谈得很多，并决定召开紧急会议。”罗米那兹开头的报告中直接指出，“国际要中国共产党集此会的原因是因中国共产党的指导错的太远”[3]（P.48-49）。八七会议结束后，8月12日中央通告《八七会议的意义及组织党员讨论该会决议问题》中，开篇便提到“八月七日的中央紧急会议是国际代表根据国际电令所召集的”[4]（P.6）。

内部因素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不仅在人数上大大减少，而且党内思想不统一，严重影响共产党前进的步伐，急需召开一场会议统一思想。蒋介石和汪精卫叛变革命，疯狂屠杀中国共产党人，仅半年时间，共产党人从6万多人锐减到1万多人[5]（P.986），尤其是武汉党组织几乎完全处于崩溃状态。同时1927年5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没有系统总结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所犯的右倾错误，没有起到统一全党思想的作用。在汪精卫叛变革命后，情况更加糟糕。思想混乱的局面要求党立刻召开会议纠正错误，统一思想，全党一起向前看。这时，不进行自我革命、不纠正自己当前工作的错误，就无法逃脱白色恐怖的困境而实现向土地革命的伟大转折。八七会议因而成为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重要开端。

二、党应该进行什么样的自我革命

八七會议在纠正陈独秀右倾错误的同时，勇于承认自身错误，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还总结了大革命时期经验，在此基础上选举产生了新的党中央领导机构、确立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进而开启中国共产党革命工作的新局面。

八七会议表明我们党已经有了敢于揭露和承认自己错误的自觉和自信，并由此开始逐渐结合中国实际，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第一，八七会议上中国共产党有承认自身错误的勇气。八七会议通过了《中共“八七”会议告全体党员书》，针对会议之前的错误，指出“工人阶级的的革命党，要纠正自己的错误，只有公开的批评这些错误，而且要使全党党员都参加这种批评”，而且“我们党公开承认并纠正错误，不含混不隐瞒，这并不是示弱，而正是证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6]（P.252），并指出即使是敌人的批判也不会被吓着，因为共产党是最先进的阶级，且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有勇气和能力承认自己错误。第二，党勇于纠正自身的错误并探讨错误的根源。八七会议指出“我们党的指导机关有机会主义的错误，经常的动摇和犹豫，在紧急关头总是没有坚决行动的决心”“假的非共产主义的不革命的理论，还有更加不革命的行为”，同样，纠正党指导机关的机会主义错误恰恰靠党的群众和正确的革命的布尔什维克的指导。[3]（P.8-9）党犯错误的根源是不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不了解中国社会各个阶级在各个革命阶段的作用，尤其是不能准确把握资产阶级的特点，更重要的是不能把握共产党的作用，因为对这些根本问题不了解，故理论和实践上就陷入“最庸俗的机会主义”陷阱。第三，在讨论问题基础上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就阶级斗争与国民革命、工人问题、农民问题，对国民党的关系问题和对国际的关系问题等五个方面进行发言，接下来李维汉和毛泽东等六个人就这五个问题展开讨论，发表观点，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第四，在纠错和批评的基础上选出临时中央政治局，确立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并决定发动秋收起义。

在组织机构方面，党在紧急的情况下选出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临时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员苏兆征、向忠发和瞿秋白等9人，候补委员是邓中夏、周恩来和毛泽东等7人。8月9日，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和苏兆征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新的领导机关带领党继续前进;在土地革命方面，八七会议第一次科学的分析了中国近代的封建土地制度和社会根本性矛盾，并指出只有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才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明确指出土地革命问题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主要社会经济内容。随后提出具体实行的土地政策，主张用“平民式”的革命手段解决土地问题，“几千百万农民自己自上而下解决土地问题”，而共产党则作为领袖指导运动[3]（P.266）;在武装斗争实践方面，罗米那兹肯定南昌起义是对的，《告全体党员书》中提到对国民党这种军队，需要注重下层的士兵，而不是上层的反革命领袖，注重在士兵中开展活动，才能树起反抗反革命的支柱。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以后要非常注重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瞿秋白的报告中也提到“农民要求暴动，各地还有许多的武装”“这样多的力量，我们必须要燃着这爆发的火线，造成土地革命”。[3]（P.71）为了开展独立的工农阶级斗争，共产党人随后发动湘鄂粤赣四省的农民秋收暴动，在斗争中开始创立人民军队的伟大实践。毛泽东在领导秋收起义失败后，在实践中积极积累经验，率领队伍来到井冈山，开创全国第一个农村土地革命根据地。

八七会议是一次既有破又有立的自我革命会议，正是八七会议打造的这种自我革命精神，从八七会议到遵义会议、延安整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中国共产党通过纠正错误、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总结历史经验、结合中国实际确定新政策等一系列自我革命的方式方法，达到使党不断前进的目的。也就是后来习近平总书记讲到的“深刻把握时代发展大势，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通过“革故鼎新不断开辟未来”。[7]

三、党应该怎样进行自我革命

八七會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中国革命由大革命时期转入土地革命时期。八七会议总结的自我革命经验告诉我们，党要进行正确的自我革命必须坚持：

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八七会议上，首先指出指挥机关错误的根本原因是不了解中国实情和马克思主义;其次分析中国基本国情和各个阶级的作用，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本身的作用，有些代表根据自己的调查报告进行发言汇报，如毛泽东深入湖南农村进行调研考察，实地考察中国的基本情况，他认为中国民主革命的核心问题是土地问题，认为农民在中国革命中有重要的作用，并提出在农村建立革命政权的思想，建议着手发动群众;最后，会议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的与帝国主义发生冲突，“反对中国资产阶级的斗争，正可以掘断帝国主义压迫所依赖的柱子”，故中国工人阶级是“力争中国民族解放最澈底最坚决最不妥协的阶级”[6]（P.257）。

同时八七会议也认清一些国民党军队将领大多都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只是暂时与革命相伴，当双方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会把枪头指向中国共产党，党应该注重与下层士兵加强联系，武装工农，形成一个有组织的坚固力量，发展成革命的真正拥护者，适时发动起义和武装暴动。八七会议后，发动了一些进攻大城市的武装起义，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胜利，一些革命力量退至农村。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坚持八七会议中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启探索中国革命发展的新道路。

二是坚持开展深入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八七会议上，党在总结大革命失败教训的同时，围绕纠正党的错误开展深入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八七会议指出如何总结经验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党要纠正错误，就必须要指出是怎么错的，各个党员都需要总结过去的教训，公开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首先，党要树立勇于承认错误的自信，我们党是最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能在自己错误经验里学习，敢于披露自己的错误并有能力纠正，我们的力量源自优越的党性和群众。中央机关的右倾错误，在历史的关键时刻犹豫不决，没有坚决行动的决心，与党的群众运动相反，没有利用党的群众力量。其次，探明犯错误的原因。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就决定了中国国内工人阶级文化水平低和农民封建思想浓厚等显著弱点，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马克思理论水平不高，只是简单的将苏联模式搬运过来，没有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情况结合，这就导致大革命时期党将工作重心放在工人运动上，忽视农民的作用和军事武装对革命领导权的作用，大革命时期的工人运动在蒋介石和汪精卫的镇压下进入低谷是最好的事实证明。最后，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八七会议上在苏联代表罗米纳兹和瞿秋白作了相关报告之后，中央委员批评了中央在处理国民党问题、农民土地问题、武装斗争问题方面的右倾错误，如毛泽东积极发言指出党在国共合作时不坚持党的政治独立性、党中央不听取下级和群众的意见、压制农民革命、放弃军事武装领导权的右倾错误，进一步提出“枪杆子中出政权”的著名论断;有一些同志还批评了苏联顾问、共产国际的错误。蔡和森代表中共中央进行自我批评，他指出作为过去政治局的一员，不能掩盖自己的错误，他发言表示党的五大以前的错误主要源于退守，五大会议上虽然指出来，但没有贯彻落实。五大后的错误主要源于没有贯彻落实五大的政策，政治局没有看清楚小资产阶级的性质，没有利用群众的力量，“以致中央完全成了普通的政治团体，非阶级的指导”[6]。随后邓中夏、罗亦农和任弼时等人也就中共大革命时期的错误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批评和自我批评确保了党自我革命的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