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凯歌 陈诚 张毅

摘要： 梳理烟台手工棒槌花边的技艺与文化艺术传承现状，借助活态保护理念以烟台本土地缘环境特色、观光旅游资源、本土民间工艺美术技法、非遗乡村振兴与非遗职业教育策略为基本元素，对烟台手工棒槌花边进行再造展开思考。得出導致烟台手工棒槌花边非遗传承和生产经营处于渐趋困境局面的根由，并提出利于其困境破局的合理对策。认为文创化转型、打造“非遗小岛”、规范教育培养后备力量并使其与现代文化产业复合，是促进烟台手工棒槌花边制作技法与文化艺术内涵良性存续和传承发展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 烟台手工棒槌花边;传承困境;活态保护;再造思考;转型发展

Abstract： Inheritance state of skills and culture of Yantai hand-made bobbin lace as a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was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d. Based on ideas of active state protection， reconstruction of Yantai hand-made bobbin lace was studied from the following basic elements：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characteristic of Yantai， sightseeing resource， local folk arts and crafts， revitaliz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village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strategy for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reasons why the inheritance，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of Yantai hand-made bobbin lace is in the plight were obtained， and the rational countermeasures were proposed. It is believed that， cultural and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building an island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tandardizing education to cultivate reserve forces and making them compound with modern cultural industries are effective ways to facilitat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skills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Yantai handmade bobbin lace.

Key words： Yantai handmade bobbin lace; inheritance plight; active state protection; reconstruction analysis;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英国传教士马茂兰夫妇本着耶稣基督救济困苦的教义及为教会开设洋行培养花边从业人员的目的，手工棒槌花边首次在近代烟台地区进行了大面积教授和传播[1-2]。伴随马茂兰夫妇基于仁德洋行已有的营销资本与花边产品对美、日等其他国家的手工业贸易市场进行开拓与营销，加之培真女校的运作模式使得手工棒槌花边的生产经营得到进一步推广，在此期间手工棒槌花边逐步形成了带有浓烈本土民间传统审美元素及艺术风格的改良化产品[3-4]。欧洲传统手工棒槌花边经烟台本土民间技艺改良后摒弃宗教色彩，以更能被东方视角所接受的艺术图样如吉庆花卉、祥瑞动物、和美祈愿作为花边镂空结构基础，并借助鲁绣、草辫等传统技法对花边编织过程进行优化，进而从充斥巴洛克及洛可可风格且追求极致浮华的欧洲花边艺术中分离，最终独立发展成具备鲜明胶东地域特色、兼具欧洲舶来艺术风格与中国式人文美学价值的纺织手工艺品。至此，制作工艺与艺术表现独立而成的烟台手工棒槌花边独具审美格调，虽在线程结构变化上不及欧洲花边繁复、花形设计也未能企及欧洲机械制花边的复杂多样，但烟台手工棒槌花边融入巧妙的胶东民间手工技法与东方图样设计偏好，简化花边构制过程的冗长繁复工艺而汇入灵巧、简约的中国式设计美感，并通过调整胶东民间审美元素穿插与布局增添其有别于机械制花边的纯手工韵味。随着本土化改良演变的继续进行，烟台手工棒槌花边在20世纪初至30年代间已发展成熟，主营花边的商号、洋行遍及烟台各地，且从业人员达数万人之众[5]。

时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由政府牵头首先在栖霞成立城镇、桃村、臧家庄三个具备典型国有经济性质的花边专营供销合作社，另外还在牟平成立了绣花厂专营花边与扣锁拼镶、花边与刁平绣及扣眼结合的“镶拼花边”[6-7]。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叶，烟台手工棒槌花边进入到快速发展的阶段，就栖霞一地专营花边制品的国营艺品厂就达三家、私营花边企业更是达到十余家之多，至此烟台手工棒槌花边呈鼎盛之势。从烟台手工棒槌花边的发展演变历程来看，花边构制技艺从单一到多元，在原有的编织技法基础上复合多种针绣手法以达到花边连接部分与镶拼部分灵动可变的效果;图样艺术设计从民间传统吉祥多福审美到融入时代特色潮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同历史时期向花边图样输送当时审美偏好的时代元素，如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寓意坚韧的梅花图案、国家现代化建设时期象征独立腾飞的海棠图案、改革开放时期代表祖国经济成就辉煌的牡丹图案等[8];艺术表达方式与理念从素雅到雍容，以满足经济环境不断提升后消费群体持续增高的物质需求。然而至21世纪初，烟台手工棒槌花边的制造及营销日渐式微，与此同时直接促使其技艺与文化传承态势趋于窘境、后备传承人员“青黄不接”[9]。从而导致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并极具中西方文化交汇特色的烟台手工棒槌花边传承与发展渐入困境，故系统梳理烟台手工棒槌花边的传承现状及多角度分析问题出现的根由，益于对其非遗传承局面、经营导向、产品定位、活态保护再造提出重塑式与针对性的建议，从而助力烟台手工棒槌花边的保护性传承与抢救性挖掘，进而拓展其非遗活态传承范围、增添多元化再造创新的可行性[10]。

1 烟台手工棒槌花边的传承现状及其诱因

1.1 技艺传承

烟台手工棒槌花边虽源自西方但从晚清而降的百余年在烟台地区（时称芝罘）完成了与胶东民间本土工艺美术及技艺的融合再造，带有典型的中国民间傳统手工艺品特征及当时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生活智慧。因此，经过本土化改良及跃变式再造的烟台手工棒槌花边技艺传承，在近代大时代变迁的背景下逐步由西欧教会组织传授过渡到烟台民间手工艺从业者的口盟亲授，该传承模式演变过程体现了中国民间传统手工业从事者、经营者原始朴素、尚经验而轻规律并兼具生产资料匮乏的必然属性。诞生于普罗大众、劳动人民中的民间手工艺及其工艺美术不可避免地融有民间审美、多神崇拜、希冀吉祥等世俗特质，虽合乎于平民百姓自然供求行为的普遍诉求然而与“为往圣继绝学”的著书立说先决条件相悖，盖因“士农工商”封建等级制度制约以及自“程朱理学”后社会架构各阶层发展失衡所致[11]。

因此，记录与传授烟台手工棒槌花边生产制作技艺与实际构制经验的相关资料，在承袭中国封建时期“唯史、唯心、唯经典、唯圣人言”定向思维的近代，无法实现文字成章、言论成集、所行之经验成规律的传承模式，从而导致近代烟台手工棒槌花边的制造工艺与形制设计从独立成型伊始仅能通过非通用性口诀及特异性经验总结进行教授与继承（图1）。造成近代烟台手工棒槌花边传承受到上述限制的原因主要有传统手工艺从业人员文化掌握度普遍偏低、传授花边制作技艺的各国洋行及教会在教学方式与复刻欧洲传统花边技术层面偏差较大，以及掌握花边构制技术人员的业务能力水平存在参差，从而必然致使近代烟台管辖下不同地区所习手工棒槌花边的工艺习惯与生产技巧差异度较大，出现各地区手工棒槌花边无法得到互通式教授与学习。因此，烟台手工棒槌花边生产构制技法的通识化与普适化是促使其得以有效传承与交流的关键。

1.2 文化艺术传承

传统手工产品的制作凝结了从业手工艺者的设计审美与思想表达，因不同时期的艺术文化特点对其进行影响并加之人文理念的丰富，使得传统手工产品必然呈现出各具特色、兼收交融的文化内涵。由烟台手工棒槌花边的历史溯源演变可知，独具胶东半岛地缘特色的烟台手工棒槌花边的发展成形过程是承袭欧洲、本土改良的过程，其间各个历史时期的审美偏好、艺术表现及市场需求共同对其所承载之文化进行塑造与复合。烟台手工棒槌花边源自文艺复兴时期成形的欧洲传统手工棒槌花边，花边形制设计与艺术特点完全呈现了欧洲古典艺术文化的变迁与当时民众的审美诉求。巴洛克及洛可可风格是中世纪后欧洲地区涌现的最具代表性的艺术表现形式，其反映在手工棒槌花边的艺术形制后逐渐展现出冲破宗教枷锁、追求感官享受的审美“繁复化”倾向，进而促使其文化承载逐步过渡到浮华秀美、高不可攀的贵族特质，然而此种脱离普罗大众的艺术文化则必然导致欧洲传统手工棒槌花边的文化认知与传承受限[12]。

通过殖民贸易进入烟台地区的手工棒槌花边，在本土劳动人民的精巧技艺、奇妙构思并融入胶东半岛民间传统手工技法的基础上完成了对此种舶来品的本土化改良，从而再造与发展了烟台手工棒槌花边独具中西方艺术特色的复合式文化内涵[13]。胶东地区自古以来多聚地缘特色的民间手工艺品，并为之赋予劳动人民承继经验、总结规律的巧思与审美诉求，故而不可避免地发展出各具格调及艺术特点的本土民间工艺文化，例如华美秀丽的鲁绣、朴实多变的胶东剪纸、灵动精致的莱州草辫、吉祥喜庆的烟台面塑等。根据烟台手工棒槌花边传承人邹汉珍女士（图2）集40年从业经验分析总结，认为烟台手工棒槌花边基于胶东地区扎实的民间本土工艺技法、多样的艺术形制设计特点及深厚的民俗文化底蕴，在本土化改良过程中摒弃传统欧洲手工棒槌花边荼蘼浮华、反复冗杂的艺术特色与贵族专享、脱离大众的文化特质，融入多种胶东本土手工技艺与形制图样使之更符合中国传统美学赏析偏好及东方工艺美术文化世俗倾斜。比如，鲁绣中相关针法、绣法的引入替代了传统欧洲手工棒槌花边过于冗长繁复的编织结构，使花边样式趋于简约化、精巧化，并在镶拼花边连接处展现出东方刺绣中清秀爽利的艺术风格与内秀婉约的文化内涵。再者，胶东剪纸与烟台面塑中和美圆满、期许多福的中国式审美图样为烟台手工棒槌花边的结构构制与花形排布提供丰富多彩的设计元素，“喜鹊登梅”“并蒂莲花”“葫芦生子”等植物及动物花形图样（图3、图4），在烟台手工棒槌花边的体现使其升华至“绵绵瓜瓞，民之初生”的东方文化内涵。

至改革开放以后，欧美流行时尚文化的涌入致使烟台手工棒槌花边逐渐偏离主流审美导向，从而导致所具有的独特中西交汇文化出现认知真空，其原因是由于当时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促使部分民众过度“崇洋”进而阻碍对本土文化的接纳与偏好，这便是中国传统民间手工艺品“土”“洋”之争的缩影。近年来，因国际市场影响及本土艺术表达较与外时尚元素的落差，烟台手工棒槌花边的独特胶东地缘民俗文化展现渐入困境，根由在于民间传统工艺美术文化中多福多寿的祈愿之意、中国古代艺术文化中婉约典雅的隽永之气、东方美学文化中温润谦和的内秀之质已难为西化日盛之国人所理解与接受。当前，部分花边从业人员及传承人为改变烟台手工棒槌花边所处的经营劣势打开传承局面，将时下的相关外来流行元素与其他工艺美术热门的花形图样机械式地揉合进花边形制中，虽在一定时期的营销上略有起色然则烟台手工棒槌花边所具有之东方艺术特色被消亡殆尽。目前，烟台手工棒槌花边文化传承现状令人担忧，其蕴藏的厚重胶东民俗文化积淀与本土化改良时碰撞出的中西艺术文化特色呈日趋弱化的态势。鉴于此，固有文化的认知自信与继承坚守、艺术表现手法与美学内涵框架下的创造及革新，是改变烟台手工棒槌花边文化传承裹足不前、渐趋逆境的有效途径。

2 烟台手工棒槌花边的非遗传承人现状

承载烟台手工棒槌花边制作技法与活态文化的非遗传承人是决定此项交汇东西方艺术特色纺织工艺美术产品存续发展的重中之重，然而随着海外文化的冲击与本土文化环境的变化致使烟台手工棒槌花边传承人员的生产经营和传习教学方面受到影响，亟待非遗传承与保护研究工作者对其传承人现状进行探析以求应对不利局面。首先，烟台手工棒槌花边代表性传承人年事已高（图5）且掌握成熟传统工艺技法的高龄传承人已陆续凋零，此外构制花边的部分老艺人孤苦无依、生活艰难对其传习教授大都有心无力，故烟台手工棒槌花边“艺绝人亡”的严峻风险已在所难免。再者，大多数花边传承人分布于烟台农村地区，因时代原因缺乏系统正规教育导致其文化素养普遍偏低，虽具有扎实的花边制作技法与形制图样设计技巧，但在传授过程中缺乏对构制技法与艺术展现的准确阐释表达和传统技艺挖掘。三者，部分烟台手工棒槌花边传承人对其文化内涵与艺术表达理念的授习诉求较弱，仅针对于花边构制技艺进行机械式的传播与展现，导致传习该项技艺的后辈人员但得其形而未得其神且易遗失其所具有的深厚民俗艺术文化积淀。因此，烟台手工棒槌花边传承人及其传承诉求整体堪忧，致使传习该技艺后继乏人、艺绝人亡之困局已然凸显。

3 基于活态保护的烟台手工棒槌花边再造思考

3.1 文创化转型发展

地处渤海湾沿岸的烟台地区具备丰富的旅游观光资源，如烟台山、芝罘岛、蓬莱仙岛、毓璜顶等风景区。然而，伴随旅游业发展衍生并兼具强大市场活力的旅游制品及其相关文创产业却发展缓慢且未形成规模。同时，分布烟台的绝大多数胶东民间传统手工艺品仍作为常规商品参与单一化的自然买卖，既无生产工艺的创造革新、也无艺术表现力的交融升华，此种无生命力的经营行为则必然导致其文创化再造与文创产业市场处于空白阶段，这就为烟台手工棒槌花边向旅游制品相关产业进行文创化转型带来契机与机遇。另外，出于对时下新兴艺术市场蓬勃发展的考虑，以“飞入寻常百姓家”的艺术文创产业为出发点，将烟台手工棒槌花边融入艺术创意概念，进而设计出展现独特文化内涵与特异观感的文创艺术品[14]。例如，极具中国民间本土工艺美术特色的胶东剪纸以其灵动多变的镂空结构与花形图案长久保持着鲜活的艺术生命力，其艺术形制和风格展现在某种程度上与烟台手工棒槌花边存在一定的趋同：镂空花形为主体结构、以二维结构为主要展现方式、大多利用花草纹样构制镂空结构。因此，基于烟台手工棒槌花边与胶东剪纸在形制构成和艺术风格上的异同点，运用拼接、镶嵌等技法将二者创意复合从而可演化出新的观赏用文创艺术品。

作为极具东西方交汇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烟台手工棒槌花边具有多重优势资源。首先，精美多变、典雅大气的镂空结构与线程穿套展现出层次分明、错落有致的设计美感;其次，经本土化改良且融入胶东地区民间传统工艺美术特点后，其艺术表现形式多元、中西合璧特色明显;再者，艺术文化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在保留原有欧洲古典尚繁复、重精巧的文化底蕴基础上，汇入尚秀丽、重婉约的东方艺术哲学思想;另外，镂空结构的构制技法利于对形制图样设计的变化，进而开发出引领时尚风潮、掌控流行趋势的精美花形图案。基于此，以上述多重优势资源为基础进行资源整合，并与旅游制品、艺术文创相关产业进行复合式的文创化再造，从而实现“择其善者而从之、择不善者而改之”的产销行为转变思路和文创业协同发展，为其打开非遗传承困局提供对策、创造条件。

3.2 非遗乡村振兴

近年来，有部分省市陆续通过自身自然环境资源优势并发掘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打造以非遗体验为特色的旅游小镇，旨在以非遗资源为基础进行精准扶贫、对口帮扶进而实现乡村振兴[15]。烟台市栖霞及牟平地区具有丰富的烟台手工棒槌花边制作与经营资源，习得此项技艺的从业人员相比其他地区多。然而随着花边行业运营式微的困局日益凸显，如何促使该产业破局以挽救烟台手工棒槌花边渐趋凋零的传承局面就显得尤为迫切。坐落于烟台外海的长岛县素有“海上仙山”之美誉，拥有极为丰富的旅游资源，但其旅游产业经营过度依赖自然环境、人文底蕴略显单薄，致使长岛县旅游业发展相对滞后、观光体验较为单一。鉴于此，以烟台手工棒槌花边非遗传承人及其从业者为人员基础，借助长岛县的自然风光与海洋风情成为展示花边构制技艺及其非遗文化的媒介与载体，打造非遗项目体验与自然景观游览兼备的特色旅游场所，以合乎当前民众对旅游行业身心双重享受的环境与人文标准。例如，非遗传承人在海岛风光秀丽处向游客展示烟台手工棒槌花边的制作过程，吸引民众对花边艺术的认同感;在海岛景区内开设烟台手工棒槌花边传习所，以兴趣教授的方式让游客体验花边制作技艺及其图样艺术设计;在长岛港口或码头游客出入处创建烟台手工棒槌花边展览馆，向登岛民众传播此项手工技艺的发展史与变迁史，并对外进行经营销售。凭借上述建议与对策，长岛县旅游产业通过汇入烟台手工棒槌花边的技艺与文化向“非遗小岛”转型，有利于旅游资源升级与多元化、有助于刺激和拓宽烟台手工棒槌花边的生产经营及销售市场，进而共同促进长岛旅游繁荣与烟台手工棒槌花边的传承发展，符合当前非遗乡村振兴的策略与趋势。

3.3 非遗职业教育

随着国家经济实力不断增长、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对劳动资源及各领域劳动人才的急切需求致使职业教育处于快速发展及扩张时期。为顺应第三产业经济总量占比日益加大，与文化产业相关的职业教育完善与强化就显得极为必要，同时符合中国人力资源处在变革阶段的发展需求[16]。蘊含劳动智慧与人文积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国文化产业中耀眼的明珠与瑰宝，然而由于市场需求、经营环境、传习条件等诸多因素使其后备人才培养受阻，同时其传统的产销行为已无法满足现代文化产业的经营理念，故非遗类文化产业大多束之高阁且不利于其存续与传承。有部分专家学者建议通过职业教育培养非遗文化产业人才，有利于助力非遗传承、促进文化产业多元复合、强化民族文化自信[17]。基于此，可在烟台地区高职、中职院校中的创意设计、旅游、工艺美术等相关专业培养计划上加入烟台手工棒槌花边的传习课程，聘请非遗传承人向职院师生教授花边构制技艺及其图样艺术设计，并与相关专业教师合作挖掘烟台手工棒槌花边的文化艺术内涵及艺术美学价值，进而有效记录与总结其制作工艺、设计规律、人文底蕴等，以达到规范化教授与培养的目的，同时也为烟台手工棒槌花边的活态保护提高详实、直观的文字资料以供学习与研究。此外，烟台手工棒槌花边引入职业教育有助于相关师生提升非对称优势与专业竞争力，并可为烟台手工棒槌花边的传承选拔后备力量与专门人才，协同促进非遗类文化产业的跃变和发展。

4 结 语

烟台手工棒槌花边经过近百年的本土化改良形成了兼具欧洲手工构制技艺与东方工艺美术特色的民间手工艺品，其欧洲传统艺术特质与东方哲学文化内涵通过数代胶东劳动人民的手工智慧与审美创造进行有机结合，进而形成独具中西方艺术底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然而，烟台手工棒槌花边的技艺与文化传承已日渐式微、渐趋困境，“艺绝人亡”问题已然凸显。针对其面临的存续与传承窘境，烟台手工棒槌花边借助文创业协同发展理念向旅游观光创意产品与艺术创意市场进行转型，并借助非遗乡村振兴与非遗职业教育等发展策略，势必会对其生产营销市场、贸易经营范围及非遗传承状态注入充满生机的活力，从而促使花边从业人员在技艺改良、形制设计提升、艺术文化内涵附加及教授传承等方面的动力与诉求得以焕发，有利于烟台手工棒槌花边的市场开拓与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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