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民政府设立监察院，实现了从议会监督制向监察监督制的转变。在监察权配置上，国民政府时期人们提出了“扩权”与“限权”的不同方案。前者主张依据权威性原理以扩充监察权限来提升监察效能，后者主张根据制约性原理限定监察权限防止其权力滥用。双方各执一词，如何处理监察权的效能性与制约性问题成为一个时代的两难问题。

关键词：国民政府时期;监察权;扩权论;限权论;权威性;制约性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近代中国监督制度资料整理与研究”（18ZDA199）

中图分类号：D26/D6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0）08-0127-08

根据孙中山五权宪法设计，国民政府设立监察院，实现了从议会监督制向监察监督制的转变。以往学界对国民政府监察院的设置、分区监察制度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对监察权问题也所有探讨，但基本上集中于弹劾权的行使及其困境方面①，而对监察权配置问题的研究则相对薄弱，有待深入探讨。本文试图对国民政府时期尤其是《五五宪法草案》、《非常时期监察权行使暂行办法》、《中华民国宪法》等法律法规的制定前后，时人在监察权“弹惩合一”与“弹惩分离”、弹劾权对人对事的客体范围、监察权“全方位监督国事”抑或“限于事后监察”三个不同层面上的思想分歧做一系统的历史考察，由此管窥时人在监察权“权威性”与“制约性”问题上的两难选择。

一、“弹惩合一”抑或“弹惩分离”

近代西方国家实行议会监察制度，由下议院负责弹劾，上议院负责审判，对违法官吏的弹劾权、审判权皆由议会把持，可谓“弹惩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