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悦 严励

【摘要】新主流电影在继承传统主旋律电影宣扬主流价值观的政治使命的同时，走向了更加细腻的情感刻画和个性化诉求，能够更加精准地把握主流话语与商业市场、艺术追求之间的平衡。在全球化和“中国梦”的时代语境下，新主流电影要立足国际视野讲述中国故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象，富有艺术感染力和文化传播力的影视话语，提升和传播中国文化软实力，彰显文化自信、大国实力。

【关键词】新主流电影；话语表达；话语分析；文化自信

“话语”理论最初来源于语言学，福柯首先将话语与权力相关联。福柯认为“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1]。福柯进而将话语分为政治权力话语、知识精英权力话语、大众权力话语三种类型，三者之间彼此联通，共同构成了具有高度复杂性、同一性的社会话语体系。对我国电影而言，其发展也伴随着代表政治权力的官方话语、代表精英知识分子的精英话语和代表普通大众的大众话语，三种话语体系之间彼此冲突和整合。在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这一时期内，代表政治意识形态的官方话语占据着统治地位，中国电影更多的是担当党和政府的喉舌角色，发挥着宣传政治、教化社会的“主旋律”作用。20世纪末，伴随精英知识分子的觉醒、大众文化的崛起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中国传统的主旋律电影在不断探索和发展中完成了向新主流电影的跨越。《建国大业》《战狼2》《流浪地球》等一系列以爱国主义、民族精神为核心的“新主流”电影收获如潮好评，奏响了爱国主义主旋律。特别是2019年国庆档，《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攀登者》三部大片的合计票房达到了50亿元，相比2018年同比增长162%，可谓票房和口碑的双丰收。这是新世纪以来，新主流电影历经曲折探索后，在官方话语、大众话语与精英话语的共同推动下，将中国精神、艺术理念和市场意识充分结合，终于迎来结果期的集中展现，更是向全世界展示中国开放包容、文化自信的国际形象的绝佳艺术注脚。

一、话语轨迹：从“主旋律”到“新主流”

从发轫之初，“文以载道”的中国传统文化重担就压到了我国电影身上，要“教育”群众，要“宣讲”主义，要“表达”思想，“以影宣教”的社会功能伴随政治环境的变化显示出不同的时代气息。

新中国成立后17年间，是电影与政治关系最为密切的一段时期，在“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指导下，电影成为意识形态宣教的载体。《桥》《钢铁战士》《白毛女》等影片在人们心里烙上了深深的政治和时代印记。而后电影取材逐渐向社会生活各方面有所拓展，出现了一大批如《上甘岭》《智取华山》《刘三姐》等优秀影片，但就整体而言依然唯政治马首是瞻，特别是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指导下，表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塑造理想的人民形象、抒发激昂的政治情怀成为主要创作思路，代表政治权力的官方话语占据电影话语表达的绝对统治地位，“歌颂”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电影的美学特征和表达方式，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是达到了极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多元思想和多元文化得到空前解放，为中国电影开拓了更大的市场化、商业化的空间。不过，中国电影政治教化的传统功能并没有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兴起而淹没。在“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思想指导下，主旋律电影逐渐代替政治言说电影，担负起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时代大任，在政治性、艺术性与商业化之间进行多元探索。步入千禧年以后，在中国加入WTO、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经济全球化浪潮、大众文化异军突起等多重社会动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电影产业化改革扬帆起航，电影创作拥有了更为广阔的国际视角和更加浓厚的人间烟火气，传统主旋律电影也开始更多地回应市场经济、大众文化和普通民众的话语诉求。在这种转向过程中，“新主流电影”成为主旋律电影的一个新的探索方向。新主流电影继承了主旋律电影宣扬主流价值观的政治使命，但新主流电影从模式化的政治宣教走向了更加细腻的情感刻画和个性化诉求，能够更加精准地把握主流话语与商业市场之间的平衡，也更加注重电影的艺术性追求。对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影视艺术表达，正在跨越重温中国近代动荡史的战争片等固化模式，转向面对当前国际发展现实的内容，通过一个又一个饱满鲜活的电影角色，塑造当代中国开放包容、文化自信的大国形象。

二、话语分析：全球化语境下的多元交融

英国学者费尔克拉夫认为，任何话语都是一种由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组成的三维概念，其中，文本是话语实践的产物，而文本和话语实践又都是由特定的社会实践条件所决定的，三者同处于一种动态的发展过程。对我国新主流电影的话语分析也可以从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三个向度展开。对新主流电影来说，文本向度分析就是從影片的创作倾向、叙事手法、人物形象建构等影视本体方面进行解读，来揭示其背后的意识形态统治关系；话语实践分析就是从生产、传播、效果等角度对新主流电影的传播过程进行解读，揭示出意识形态因素在新主流电影的传播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和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分析主要是指新主流电影话语产生的社会背景、话语建构，以及对受众意识形态的建构，进而揭示出新主流电影话语和社会权力、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关系。新主流电影可以看作是顺应中国电影市场化、产业化大潮而对主旋律电影的一种改良探索。其内涵是在全球化语境下如何讲好中国故事这一宏大的时代命题。其背后蕴藏的是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的多元交融，是官方话语、精英话语、大众话语的多元互动，也是主旋律电影商业化、艺术化探索的主要成果。

（一）文本分析：题材丰富、叙事多样，人物形象个性化

题材丰富、叙事多样、人物形象个性化是这一时期新主流电影较为显著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电影取材的范围更加广泛，在继承主旋律电影重大历史选题的同时，涌现出一批源于现实生活，又紧扣时代脉搏的现实主义精品，既有表现近代中国抗争史的《集结号》《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建军大业》等影片，又有结合新时代语境的《战狼2》《红海行动》《中国机长》《攀登者》等影片。以往的主旋律电影，多将革命历史和国家重大工程作为创作核心，在主旋律的宏大叙事面前，“人”的主体形象被符号化、工具化，成为集体主义宣教的影像介质，通过电影的艺术形式以实现其话语功能。但充斥屏幕的对时代之愁、生活之愁、个人之愁的苦难刻画，难免会演变成集体价值与个人价值之愁。虽然能得到受众在情感层面的共鸣，但却难以产生意识形态层面的价值认同，削弱了主旋律电影应有的社会说服效果。以《我和我的祖国》为代表的新主流电影改变了这种状况，关注视角逐渐向普通人倾斜，通过情节化、生活化的叙事策略，带领观众在普通的生活场景中见证历史、见证时代。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新主流电影形成了从美玉无瑕到瑕不掩瑜的创作之路。一方面，影片中的主人公身份不再局限于领袖、英雄和模范，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成为新主流电影的核心角色；另一方面，人物形象塑造更加立体、丰满、个性化，逐渐摆脱了“高大全”的固化形象。这种变动在2019年国庆献礼片《我和我的祖国》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在影片中，各个部分的主人公都是大时代下的小人物，更确切地说，是个体局限与生命光辉交织的平凡英雄。这种散点叙事方式和群众视角让观众真正体会到历史不是英雄决定的，而是由人民创造的，是每一个普通民众心之所向、行之所往的共同结果。

（二）话语实践：大片化、商业化、明星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主旋律电影发展主要着眼于宏大叙事，政治教化功能显著，在一定时期内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但在当下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下，其话语模式不再适应社会需求和市场需求。正如尹鸿教授所说，长期以来，中国影视创作的三大块———主旋律、商业片、艺术片之间存在着明显而难以逾越的鸿沟：“主旋律往往不商业、不艺术；商业片往往不主旋律；艺术片往往不商业、不主旋律。”[2]在大众文化的时代背景下，新主流电影“接地气儿”的话语表达背后是大众话语的强势崛起以及官方话语的妥协和整合，这也是主旋律电影商业化、艺术化的改良探索。

2002年，《英雄》开启了中国电影的大片时代，主旋律电影则开始了新一次的创作转型。探索初期，一些主旋律电影较为注重形式上的商业化运作，包括投入高额制作经费、邀请大量明星参演、采用饱和式营销等。被称为“建国三部曲”的《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建军大业》系列影片就以大片化思路贯穿了电影制作和市场投放的整个过程。华丽的商业包装和明星策略能够吸引大量粉丝，提升影片的市场吸引力，不过“数星星”的豪华阵容也容易导致观众注意力过度集中于明星形象而忽略了影片内涵，呈现出后继乏力的市场表现。与《建军大业》同一时期的《战狼2》，在星光上黯淡不少，营销势头也不甚猛烈，但在口碑与票房上一骑绝尘，充分表明新主流电影商业成功的关键在于好的故事本身，而非各类商业资本的堆砌。之后的一系列新主流电影也不再一味追求明星阵容和高额投资，越来越注重影片内涵的打磨。经过艰难曲折的前期探索，新主流大片逐渐实现了中国大片与社会主流价值的创作合意，指引着新主流电影在商业化、产业化的方向上不断探索。市场给予这些叙事流畅、制作精良、立意深刻的新主流电影充分认可：《战狼2》票房将近57亿元，《红海行动》票房达到36.48亿元，2019年国庆档的“献礼三部曲”《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攀登者》分别取得了29.68億元、28.84亿元、10.87亿元的票房成绩。从注重形式包装到坚持以内容取胜，新主流电影实现了电影发展理念的革新，电影产业也在文化经济层面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三）社会实践：国家意识，家国情怀，国际责任

国家意识在新主流电影中被有意强化和突出：《战狼》系列、《空天猎》《红海行动》等得到了军队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这些影片当中“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请记住，在你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我们是中国海军，我们带你们回家”等激荡人心的台词，以及无处不在的五星红旗等中国元素，都旗帜鲜明地彰显了人物形象和电影叙事背后的国家意识。同时，这些影片吸收了好莱坞大片国际主义和人文关怀的价值宣扬，又跳出了好莱坞大片宣扬个人英雄主义的固定模式，将具有集体主义、牺牲精神价值取向的中国话语完美呈现。

虽然新主流电影在很多方面都受到了好莱坞电影工业的启发和影响，但中国正在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讲述中国故事，塑造中国英雄。在电影世界里，同样是面对全球性灾难，中国没有选择西方神话中诺亚方舟的逃亡之旅（《2012》），也没有选择逃离地球去探索新的星球，甚至以牺牲别的生命和种族为代价攫取生存资源（《阿凡达》），而是秉承不抛弃不放弃的家国情怀选择了带着地球去流浪（《流浪地球》）。这是中国五千多年文明积淀下愚公移山、女娲补天式的不屈不挠、保卫家园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根植于血脉中的家国情怀。这些处处浸润着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时代精神的平凡英雄形象，深刻体现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和兼济天下的国际担当，并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高地上，表现了当代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新主流电影从本土化发展，到顺应国际语境，再到立足国际视野讲述中国故事，是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的发展，更是现代中国提升和传播中国文化软实力，彰显大国实力、担当国际责任的外在表现。

三、在文化自信中建构新主流电影

近几年来，我国新主流电影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出现了一大批既叫好又叫座的好作品，将我国电影艺术的发展推向了新的高度。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当下新主流电影在题材、主题、类型上还比较单一、窄化，缺乏“中国故事”全球化的能力，无论是文化影响力还是票房影响力，我国新主流电影还基本局限于国内和华人范围，很难进入全球主流市场，海外票房成绩最好的《流浪地球》，国内票房达到46.54亿元，海外票房只突破500万美元，而好莱坞电影几乎进入世界绝大数国家和地区的主流电影市场，成为传播普世价值和美国文化的重要载体。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梦”的语境下，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任重而道远，而坚定文化自信，则是我国新主流电影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

电影要贴合文化自信的指导思想，就应当“先有自己的文化主张，然后进行文化表达，最终形成精品力作”[3]。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昂扬向上的革命文化和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不竭动力，也是我们文化表达之根本依托。其次，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解读、多元化表达、国际化呈现，实现社会主流价值体系与主流市场的统一，讲好中国故事，并积极“走出去”，为世界所接纳。最后，树立起中国品牌，立足于“构建具有相同世界愿景的整体互动、和谐包容、开放合作、共建共享、共生共荣的新型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生态，造福世界各国”[4]的世界共同体理念，以更加开阔的胸襟拥抱世界。

新主流电影已经有了巨大收获，但中国电影的发展之路上依然鲜花与荆棘同在。文化自信是新主流电影的核心竞争力，新主流电影只有深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同时吸纳现代文明成果，高歌时代精神，传诵家国情怀，才能与观众实现良好互动，讲好中国故事，成为展现“中国精神”“中国智慧”“中国力量”的生动载体。

（本文为河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意识言说与社会建构———当下我国新主流电影的话语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021—ZDJH—065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王治河.福柯[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159.

[2]尹鸿，梁君健.新主流电影：主流价值与主流市场的合流[J].现代传播，2018（7）：82.

[3]赵卫防.文化自信与新时代中国电影发展[N].人民政协报，2018-08-20.

[4]邵鹏，张盈.新世界主义推动华莱坞电影“出海”的新方略[J].新闻爱好者，2018（10）：18.

（张悦为河南大学民生学院讲师；严励为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副院长）

编校：王志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