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清果 王婕

【摘要】庄子所处的战国时期，社会动荡，思想传播却相对自由。为了重构社会秩序，庄子以“道通为一”为原则，来消解交流的隔阂。面对“交流失败”，庄子提出“三言”传播技巧；又通过对符号与意义关系的剖析，指出“得意忘言”的状态；还给出“心斋”等修养方案。研究表明，庄子和彼得斯在解决交流失败的方式认知上存在暗合，但在解决路径上，庄子的取向是求诸己，以自我的精神超越获得个体的自身解放，而彼得斯的取向是求于外，以社会的联合，保障个体的自由。

【关键词】彼得斯；庄子；传播观念史；交流

人类对交流的渴望从未止步。在《对空言说》这本书中，作者彼得斯将“交流”看作传播研究的重点与前提[1]，认为交流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理解。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沟通的渠道越来越灵活便捷，但诸如“群体性孤独”“在场的缺席”等新的交流问题同样层出不穷。

彼得斯通过对西方传播观念史的梳理，指出“交流”问题的根源由来已久。交流面临着年龄、宗教、阶级、国家、语言、种族等各式各样的难题，彼得斯悲观地认为选择性接收、个体化解读、目的性诱导等阻碍导致交流必然走向失败。这里的“交流失败”主要指人际传播的层面，即实现人与人之间心灵的交融。但从大众传播的发展历史看，正是“交流失败”促进了传播效果研究和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交流失败”正是推动交流观念形成的第一力量。面对交流所产生的失败感，彼得斯主张转变交流目的，放弃心灵的融合，追求包容理解，以期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去构建一个公正的社会。

作为研究世界传播观念史的一本书，《对空言说》表达的故事都源自西方，缺乏中国经验和中国文化。“中华文明之中有如此多的智慧，然而整个西方智慧却一直对它那么地一无所知”[2]，彼得斯本人也在《对空言说》一书中两度表达其未能融合中華文明智慧的遗憾。《对空言说》的译者邓建国也在译序中指出：《对空言说》中彼得斯的交流观与中国古代以来普遍存在的交流传播观念存在暗合，尤其是在“交流失败”的成因、障碍、解决方式上。

诚然如斯，本文以《庄子》与彼得斯《对空言说》对话为文本，探讨其背后的“貌合神离”。对照彼得斯对“交流失败”的理解，庄子对交流的态度与彼得斯有相似之处。比如，他们都找到了交流中存在的时间、空间及个体局限性等障碍，都发现了语言符号给交流带来的限制。

与彼得斯不同的是，庄子不仅提出了“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庄子·天下》）的三言传播技巧；而且通过对符号（言）与意义（意）关系的剖析，指出“言不达意”的无奈和“得意忘言”的理想状态；还给出了“心斋”“坐忘”“以明”“吾丧我”等一系列心态修养方案，主张去除是非偏见，以空明之心待人待物。

在解决“交流失败”的路径取向上，不同于彼得斯的向外而求，庄子内求诸己，依托于自然，通过自我精神超越的方式获得个体的身心解放。正是基于他们内向与外求的取向偏向，庄子与彼得斯对交流问题的解决方式产生了方向性的差异。

一、三言观：《庄子》提升传播效果的语言技巧

庄子看到了语言的局限性所在，提出卮言、重言、寓言三重语言传播技巧，以服务于意义的传播。通过对言意关系的考察，庄子提出了“得意忘言”的交流境界，实现了符号和意义的统一。

（一）符号的限制：君之所读古人之糟粕

庄子和彼得斯都发现了语言符号给交流带来的限制。彼得斯看到了符号解读中的误解，而庄子看见了“言不达意”的无奈。

“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庄子·天道》），意为语言的可贵之处在于它的意义，而世俗之人却以承载语言的书籍为贵，以收藏书籍为乐，而忽略了语言背后意义的本真。就像网红书店一样，书籍成了知识的象征符号，手捧书卷，拍几张岁月静好的图片，却未曾领略书中的风景，更别提悟其思想了。另一方面，“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庄子·秋水》），这句话的意思是语言可以表达基础的思想，但思维层面的高深感悟，却无法用语言去传播。

彼得斯在《对空言说》出版的中译版序中也强调了这一观点：“试图将任何东西（无论它是转瞬即逝的还是亘古不变的）固定下来，或试图将思想的鲜活精灵凝固在纸墨之上，都是自不量力和空自徒劳的。”[3]因而苏格拉底、孔子、耶稣这三位先哲均不约而同地放弃书写，而转向了口传身授。

对文字符号充满传播忧虑的庄子与《对空言说》中坚守对话观的苏格拉底颇有相似之处。苏格拉底出生于公元前469年，庄子出生于公元前369年，两人出生的时代相仿。苏格拉底对于对话观的坚持，主要体现在柏拉图所著的《斐德罗篇》中。苏格拉底认为离开了对话，也就使符号脱离了主体，文字、图像、视频等媒介手段的发展“不仅影响信息交换渠道，而且还代替了人体本身”[4]，这使得原作者失去了对信息的占有权，而对话可以弥补这种缺陷。对话信息大都是针对当下的情境而言，一旦离开具体的情境，被文字等符号固化下来的信息很容易受到人们的质疑和攻击。而对话则将意义的解释权和占有权牢牢抓在传播者手中，这里也体现出西方以传者为中心的传播观念。

（二）言意之辨：从“卮言”“重言”“寓言”到得意忘言

虽然语言符号工具存在局限，但庄子与彼得斯又都肯定了语言传播的功能和效果。与彼得斯笔下的霍肯相似[5]，庄子认为中介传播也能富有成效，并创造性地提出了“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庄子·天下》）的三言观：“卮言”指跟随时代步伐的言论；“重言”指引用古代贤人的言论；“寓言”则指借事喻理。

用“卮言”来叙述，随时更新，与时俱进，符合时势的变化；引用古代贤哲的“重言”来讲话，就会使人感觉真实可信；运用有所寄托的“寓言”来讲故事，可以使深奥的学理变得浅显易懂，有助于推广深刻的道理，启迪人的心智。而《庄子》全文本身也是运用三言观进行传播的一个样本。

庄子之所以提出“坐忘”“心斋”等修养方式，正是因为他感知到了名利追求给人类沟通带来的枷锁和阻碍，这也正是庄子主张绝圣弃智，以至于“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庄子·胠箧》）的原因所在。时空与教育的局限固然是阻碍交流的重要因素，但通过开阔视野、提升教育水平等方式就可以打破交流的瓶颈。而人世间是非、生死、大小、贵贱、好坏等偏见以及对名利执着的追求却是人与人之间欺诈的根源所在。

是非、职业、名声、道德、好坏等评判标准充斥着人类社会，人们屈从于由地位尊卑、固定资产、权力名声、工作收入等一系列物质标准划分构成的社会价值链排序，来确定自我的身份、位置和形象。社会资源抢夺白热化，人与人之间的心理竞争随之加剧，致使“喜怒哀乐，虑叹变慹，姚佚启态；乐出虚，蒸成菌”（《庄子·齐物论》）。人们时而欢喜，时而发怒，时而忧虑感伤，时而放纵轻狂，情感就好像菌菇从地下生发出来一样虚无，循环往复，交替出现。在这种情况下，不信任感和冷漠感甚至心计和谋算自然也会增加，交流也就充斥着误解、欺骗、谎言、冷漠和无奈。

进而言之，庄子依托于自然，希望通过“心斋”“安之若命”“养中”的方式，内向修养以明心见性，抛弃、熄灭内心的欲望，在实现“吾丧我”的基础上，与天地大道通融为一。如此，一来以“齐物”之心消除自我与外界的差别，自然也就减少了争夺和展现自我的欲望，也就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感受他者；二来克服内心的偏执固执、自以为是、刻板经验等，实现内心的澄明与平静，与外部的交流自然也就通泰了。由此可见，庄子解决交流问题的特点就在于内向而求。

三、彼得斯与庄子的内外取向差异

詹姆斯·凯瑞是美国《传播》杂志的主编，是美国文化传播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在他看来，生命就是一场场交谈。波音特研究所新闻学荣誉研究员G.斯图尔特·亚当教授结合凯瑞的论述，进一步提出“想要理解社会秩序的来源与特征，就有必要从反思人类如何思考、制造符号并由此建构出共享的符号规则开始。……人类创造符号用来架构、传播思想与意图，用这样的符号来设计实践、事物与组织机构。换言之，他们利用符号以建构一个可以共同生活的文化”[8]。在凯瑞看来，通过符号与社会结构的整合及传播，社会才得以被创造、维系和改造。[9]彼得斯和庄子都认识到了符号的重要意义，并对此进行了论述。符号中介贯穿彼得斯传播观念史的始终，无论是语言、声音、图像，还是身体等，都是传播的符号媒介。

在对语言中介符号的认知上，彼得斯和庄子都赞同中介传播也可以富有成效。彼得斯历数奥古斯丁、黑格尔、霍肯、克尔凯郭尔、马克思等人的中介观，梳理先哲对语言符号观念的观点，并剖析库利彻底抛弃身体中介的观点，表达了对符号中介的赞扬。彼得斯将奥古斯丁称为“现代交流观念的基础”[10]，肯定了“道在肉身”“符号是思想的容器”[11]的观念。

在符号中介的运用上，庄子持有同样的观点，并给出了“三言观”“心斋”“坐忘”“端虚勉一”等具体交流技巧。除此以外，庄子又通过言意之辨对符号的认知进行了拔高，给出“不言”“无言”“忘言”三重境界，指出符号的意义在于传达思想，超越符号本身去寻找意义才是交流的本旨所在，提倡得意而忘言。

除了都对符号有所反思以外，庄子和彼得斯的“貌合”还在于他们都追求宽容和理解。彼得斯看到了交流存在的困境，转而放弃交流的幻想，拥抱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包容。庄子则主张跳出自我的一亩三分地，去除自我的偏见，从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这也是彼得斯的核心观念所在：尊重他者特性，放弃追求灵魂的统一，保持自我与他者的界限，去认识和理解外物，而不是妄图按照自我的喜好和意愿去改造他们。

在解决“交流失败”的理想路径上，彼得斯外向而求，追寻彼此之间的理解关爱：“我们的任务是去认识这些生灵的他者特性，而不是按照我们的喜好和形象去改造他们。”[12]其解决方案指向外部世界，将解决“交流失败”的具体路径落在了“对话”与“撒播”上，以期实现与现代民主相呼应的大众传播。

庄子则与彼得斯显然不同。他将物我的关系拔高为“齐物”———万物齐一。“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庄子·秋水》）。以自然之道来观察，万物都是一样独特而平等的生物，并没有贵贱之分。从万物自身的角度来看，往往以自身为贵，以彼身为贱。用世俗的眼光来看，贵贱的标准由权力和道德等外在事物支配。因而，庄子主张通过“心斋”“坐忘”“以明”等方式，去除仁义、是非、道德之分，清除内心的欲望和牵挂，为道日损以至于“吾丧我”，达到万物齐一的境地。万物齐一，则没有了物我之分，消除了你我之别，交流自然也就通畅了。

面对交流的失败，彼得斯抱着悲观的态度转向交流目的的改变，向外而求，着眼于人为，希翼以社会的联合来保障个体的自由；而庄子则抱着实现“通天下一气耳”的交流通畅的希望，反求诸己，依托于自然，追求在自我和谐的基础上，“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庄子·天下》）。通过自我精神超越的方式获得个体的身心解放。向内而求是庄子区别于彼得斯的特别之处，这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独特而重要的观念：不假外物、反求诸己。庄子的内向传播与彼得斯关注人为的解决路径产生了根本性的“神离”，这也是中西文化传统的差异所在。

[基金资助：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华夏文明传播的观念基础、理论体系与当代实践研究”（编号：19BXW056）]

参考文献：

[1]鲁文禅.从观念转变看传播学的发展：评《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J].中国高校科技，2018（12）：98.

[2]彼得斯.对空言说[M].邓建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3.

[3]彼得斯.对空言说[M].邓建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3.

[4]彼得斯.对空言说[M].邓建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54.

[5]彼得斯.对空言说[M].邓建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268.

[6]谢清果.道家语言传播效果的求美旨趣[J].哲学动态，2008（3）：25-29.

[7]方勇.庄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0：119-120.

[8]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6.

[9]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9.

[10]彼得斯.对空言说[M].邓建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90.

[11]彼得斯.对空言說[M].邓建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105.

[12]彼得斯.对空言说[M].邓建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47.

（谢清果为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婕为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生）

编校：王志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