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跃农

随战斗部队向西南挺进

1949年10月1日深夜，西南服务团跟随刘邓大军，在新中国诞生的隆隆礼炮声中悄然离开南京，踏上进军西南的征途。

10月14日，由陈赓指挥的二野四兵团协同四野十五兵团解放了国民党“临时首都”广州。第二天，国民党政府宣布“迁都”重庆。此时，贺龙率领的十八兵团从陕西方面进军四川，邓小平、刘伯承的二野两个兵团则自湘西直逼四川、贵州。

当部队行军到达湖南常德时，邓小平向西南服务团的干部作形势和新区政策报告，分析面临的困难，强调要做好打硬仗准备。他说：“城乡政权要我们去建立，残破的城乡经济要我们去恢复。总之，开辟接管这场斗争极其复杂艰巨。”

11月1日，解放大西南的战役全面开始。西南服务团各支队按接管地区随各兵团前进。11月9日，二野先头部队解放四川第一个县城秀山（今属重庆）后，邓小平视察了由西南服务团秀山中队建立的第一个县人民政权，并部署立即开展征粮，以供随后入川过境的大部队之需。11月11日，邓小平率前委机关进驻酉阳县城，接见西南服务团酉阳中队和涪陵支队负责人，向他们宣布：“支队不要去涪陵了，大股土匪要暴动，你们就在酉阳建立专区，尽快投入剿匪征粮工作。”邓小平和刘伯承的当机立断，使半月后在当地发生的5万多名土匪武装暴乱中，西南服务团免遭更大损失。

12月3日，在西南服务团向酉阳进发的公路上，邓小平乘坐的吉普车驶过。他探出身子向行进中的同志们问好，并宣布一个好消息：“重庆解放了！”大家闻之纷纷把军帽抛向空中，欢呼雀跃，放怀高唱《到西南去》《解放军进行曲》等歌曲。

西南各省素以封建势力根深蒂固而著称，当地的土匪、民间枪支和烟土之多，冠于全国。西南服务团于1949年11月20日、12月8日和1950年2月20日，分别抵达贵阳、重庆、昆明。每到一地，团员们即被分配到城乡，从事接管、征粮、减租、退押、反霸等工作。

接管工作复杂艰巨

重庆是西南最大工业城市，也是西南军事、政治、文化、交通中心，是西南重中之重。1949年11月30日，重庆宣告解放。12月1日，人民解放军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12月8日，邓小平、刘伯承率领二野指挥机关进驻重庆。与此同时，西南服务团克服艰难险阻，于12月8日、16日、28日分三批抵达重庆。

蒋介石逃离重庆前，有预谋地把一批恶匪惯犯从监狱释放出来，还布置特务匪徒四处潜伏进行阴谋破坏，加上散兵游勇流浪街头，给新生的人民政权留下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当时，重庆还有10万左右旧职人员等待接收、安插和处理，大批学校师生等待救济与复课，工厂破坏，商业停滞，谣言满天飞，西南服务团的接管工作复杂艰巨。

1949年12月初至1950年3月底，重庆市共发生持枪抢劫等案件255起。一些歹徒光天化日下，在闹市公然抢劫，甚至向追捕人员投掷手榴弹等。他们竭力破坏征粮工作，以断二野生路。西南服务团要征粮，就必须拿起枪先剿匪。

每解放重庆一个县，西南服务团就留下一个中队负责接管和政权建设。由于二野主力作战部队要进一步西追残敌，投入重庆的接管人员较少，西南服务团面临严峻形势和艰巨任务。几乎每个区县和部门、工矿企业、学校等，都有西南服务团团员驻守，他们拿起枪杆子自卫，有的女团员每天夜里背着卡宾枪走街串巷、爬坡上坎巡逻，屡屡遭遇匪徒打黑枪，她们坚决予以还击和追杀。西南服务团无所畏惧，成为剿匪平乱的中坚主力。当时，中共中央西南局把这一场以征粮剿匪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综合斗争比喻为第二次“淮海战役”。

1949年12月3日，重庆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12月6日，军管会发布公告，勒令游杂武装停止非法接收等。12日起，设立12个登记处，开始收容散兵游勇、收缴非法武器、整顿市容与交通秩序。对于大肆作乱的特务、惯匪，军管会采取“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先后逮捕敌特、惯匪1200多人。

处理完散兵游勇，立即进行禁止烟毒，接着处理满大街乌烟瘴气乱窜的妓女。临江门、人民公园、南区公园、较场口、七星岗等地，游妓成群，社会风气恶劣。有的妓女拉不到客，竟霸占在公共厕所门口，向如厕妇女强索“位置费”。1950年5月开始，公安机关会同民政部门先后八次集中收容游民、乞丐、妓女等1.4万余人。经过安定情绪、开展阶级教育和劳动教育、安置就业三个阶段教育改造，山城一万余名妓女走向新生活，重庆社会开始步入稳定。

重庆的接管分为政务、军事、财经、交通、后勤、文教和公安七大系统，由六个接管委员会和一个公安部进行，整个接管工作仅历时53天，其速度之快、效率之高，堪称奇迹。其中，西南服务团约占重庆接管力量的90%。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1950年1月23日，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隆重召开，宣告接管工作告一段落，转入正常管理阶段。

西南服务团是大西南建立人民政权的第一批干部，为建立和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英勇顽强，不屈不挠，仅在剿匪征粮等斗争中，重庆地区就有68名西南服务团同志壮烈牺牲。

50多位专家组成技术大队

邓小平十分清楚，搞建设，除了要有管理干部，更要有技术人才、技术干部。因此，在开赴重庆的西南服务团中，还有一支特殊的队伍——西南服务团技术大队。

邓小平高瞻远瞩，筹谋大西南的建设必须要有交通来贯通，成都和重庆之间，要架设铁路。而这支技术大队，对重庆钢铁公司恢复生产和新中国第一条铁路成渝鐵路的修建等，作出了功勋卓著的贡献。

上海解放时，邓小平认识了陈毅的堂兄、著名兵工专家陈修和。他在和陈修和交流时，认为应尽快修筑成渝铁路，带动四川和大西南的经济复苏。成都战役还未打响，邓小平就主持西南局会议，做出了修建成渝铁路的重要决策。在邓小平的邀请下，陈修和制订了成渝铁路修路方案，并推荐和物色了50多名专家，组成西南服务团技术大队。

这支技术大队有原南京建设局总工程处处长戴根法，国立中央大学总务长陈定闳，金融学家温嗣芳，国立边疆学院教授邬宗镛，中央大学研究院研究员范鸣麟和陈达士，国民党兵工署工兵少将翁惠成，德国留学归国博士何云骝，地质矿床专家马镇坤博士，安徽工业专科学校副教授冯汝等一批著名专家学者。技术大队成员从宁沪皖会集南京后，西南服务团总团长宋任穷设宴招待，代表邓小平、刘伯承宣布：“专家教授一律保持原职、原薪，参加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后，生活上按中灶待遇，行军途中有警卫队保障安全。”

共产党尊重知识分子，二野把他们视为解放军干部，专家们的信心更加充足。而这样的信息一经传递，形成了聚合效应，西南服务团抵达重庆时，技术大队已扩至近200人。

技术专家是经济建设的技术灵魂。大西南战火刚停，硝烟未尽，邓小平心中早预设好的成渝铁路便宣告开工。

战天斗地建设新重庆

1950年6月15日下午4点，邓小平和重庆万余军民一起，冒雨在浮图关参加成渝铁路开工典礼并致辞。

邓小平强调：“我们进军西南就下决心把西南建设好，并从人民的交通事业开始做起。我们今天修建成渝铁路，是在经济与设备困难的条件下开始的。因此人民对建设的希望是花钱少，事情办得好，我们调出一部分部队参加建筑也是为着替人民少花一些钱，把铁路建设起来。……许多的困难问题必须要以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逐步地得到解决，求得克服，并防止发生官僚主义的倾向发生。”他重申，修建成渝铁路，目的就是要“以修建成渝铁路为先行，带动百业发展，帮助四川恢复经济”。

成渝鐵路经过之地山高水恶，自然险阻多。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敌特骚扰，筑路困难重重。修建铁路的工人除民工外，主力军是3万多西南军区的工兵部队。技术大队80多名解放军干部身份的专家全身心投入，其中有高级工程师16人。全路9个工务段，全是技术大队专家扛大梁，解决所有高难度的技术难题。他们战天斗地，自行设计生产出第一根重型铁轨，并在重庆至成都的崇山峻岭、深谷隧道中成功爆破500多次。

1952年6月13日，成渝铁路完成了路基石方4211万余立方米，隧道43座，架设大中型桥梁84座，修建房屋23万平方米。在机械化装备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仅用两年时间，全长505公里的成渝铁路全线建成通车。这条铁路完全是中国人自行设计、修筑的，采用的全是国产器材。

7月1日，成渝两地同时举行庆祝成渝铁路通车典礼。邓小平参加了在成都的通车典礼。在庆典上，他挥笔题词：“庆祝成渝铁路全线通车。”

完成成渝铁路后，这批专家又转战宝成、成昆铁路。还有24名专家投身六盘水和攀枝花的开拓建设，在荒山野岭中开拓建成资源型矿产城市。

为了建设大西南，建设新重庆，有的专家献出生命，长眠巴蜀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