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忞煜

随着2019年5月莫迪第二次当选连任，印人党政府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色彩更加炽烈。站在印人党背后的“精神导师”——国民志愿服务团（RSS）的影响力也日益凸显。长期以来，服务团秉持“不介入政治活动”的低调姿态，将活动自我限制在意识形态工作领域。近年来，随着印度政治大风向的持续右转，服务团的活动方式也逐渐发生了改变。印度首次同时出现高调的服务团“最高领袖”和强势的印人党总理，这对政治印度教框架下既有的“团党平衡”造成了冲击。

 “服务团—印人党”平衡传统

1948年1月30日，印度国父圣雄甘地遭印度教右翼极端分子戈德赛刺杀身亡，印度举国震惊。总理尼赫鲁担心这是在他看来与纳粹无异的印度教右翼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以下简称“服务团”）对新生的印度共和国发动全面进攻的前奏。2月4日，印度政府下令取缔服务团，包括“最高领袖”戈尔瓦尔卡在内的约两万名服务团成员被捕入狱。然而，戈尔瓦尔卡通过一贯同情服务团的时任副总理帕特尔向尼赫鲁求情，强调服务团致力于社会文化活动而非参与政治，并直言服务团可以帮助尼赫鲁抵御共产党人对年轻人的“赤化”。同年8月，戈尔瓦尔卡获释出狱，服务团也恢复了活动。

险遭灭顶之灾的经历一方面坚定了戈尔瓦尔卡对服务团的规划理念，即服务团应扮演类似古代“王师”的角色，引领而非直接介入“政客”的具体活动;另一方面也促使服务团进一步将矛头指向各国共产党、印度共产党人或国大党左派领导的工农学商组织以及穆斯林和基督徒这样的宗教少数派，从而争取到同样敌视这些组织或社群的国大党内保守派的同情和庇护。也正因如此，1951年，当印度人民党前身印度人民同盟的创始人希亚姆·普拉萨德·穆克吉找到戈尔瓦尔卡，表示希望借助服务团的力量另组新党时，服务团一开始并不愿意介入。然而，鉴于穆克吉表示拥护建设印度教徒民族国家的理想，也为了避免心向政坛的年轻团员流失，“最高领袖”最终同意允许服务团“志愿者”与穆克吉党人合作建立新党——印度人民同盟。

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在积极支持印度人民同盟—印人党政治活动的同时，服务团自身一直不参与选举，而是不断发展基层组织，逐步建立起以“团宣传员”为核心骨干的外围组织，这其中包括1948年建立的全印学生会、1955年建立的印度工人同盟、1964年建立的世界印度教大会和1979年建立的印度农民同盟等。这些以“团宣传员”为骨干的右翼组织共同构成了被称为“团家族”（Sangh Parivar）的组织网络。这些组织与印人党并无隶属关系，但在核心意识形态问题上与印人党相互呼应，有力地支持了印人党的竞选和施政。

20世纪90年代，在成功围绕阿约提亚寺庙之争等问题开展大规模政治动员之后，印人党跻身全国大党之列，并把握住了国大党独大格局土崩瓦解的历史机遇异军突起。然而，直到21世纪初，服务团一直保持低姿态，坚持自身“社会文化组织”定位，除了意识形态领导，为各外围组织输送后备干部，协助政党开展选举和施政活动外，服务团领导人鲜少抛头露面。低调的服务团和高调的印人党“一静一动”，形成了一种戈尔瓦尔卡确立的“王师模式”下的微妙平衡。也正是在服务团的全力扶持下，发迹于古吉拉特邦的莫迪领衔的印人党在2014年大选中一举拿下过半议席，并在2019年大选后进一步巩固优势，塑造了今天的印人党独大格局。

高调服务团领袖与强势总理并立

2009年，在服务团内根基深厚的莫汉·巴格瓦特就任服务团“最高领袖”后，服务团逐渐改变了以往低调的作风。2014年大选前，印人党元老阿德瓦尼本欲再次披挂上阵，但在党内却不如代表新生代的莫迪呼声更高。阿德瓦尼一度愤而退党，最终还是巴格瓦特打破静默的传统，以“最高领袖”的身份出面协调才避免了印人党分裂，进而成就了印人党的独大局面和莫迪国家领袖地位的形成。巴格瓦特也一改“最高领袖”一直以来的“隐士”作风，既不避讳公开会见国内财团代表，更是时常“公开议政”。2020年10月25日，在欢庆大神斩妖除魔的十胜节庆典上，巴格瓦特以“最高领袖”身份公开发表讲话。他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印度政府在废除《宪法》第370条、重建罗摩神庙、强推《公民身份法》修正案等服务团所关心的重大议题上所取得的进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将印度面临挑战的根源指向了中国，不仅暗示中国应对疫情“负责”，更直接批评中国在边境地区“侵略”印度，还力挺在印度国内也存在争议的“排华”经济政策。可以说，“十胜节讲话”标志着服务团不再隐遁幕后，而是直接登上前台指点江山。

就任国民志愿服务团“最高领袖”以来，莫汉·巴格瓦特（中）时常公开议政。图为2020年2月15日他出席在古吉拉特邦的一场集会。

2014年大選胜利之后，凭借着庞大的人口规模和“电话入党”等变通方式，印人党一跃成为党员人数最多的“全球第一大党”。但是，这种“注水”数据之下松散的党组织显然无法与服务团的百年基业相提并论。在中央层面，现在的印度内阁各级部长中有超过半数为服务团成员，议会印人党籍议员中亦有近半数为服务团成员。在基层，印人党组织的人事权也依然掌控在“团宣传员”出身的各级“组织部长”手中。这种服务团成员从中央到地方的全面把控的局面决定了政党领袖很难在脱离服务团支持的情况下维持领导力。从历史经验来看，尽管印人党是由服务团干部一手建立起来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服务团会永远无条件支持印人党。自从1951年间接参与政治活动以来，服务团就对“政客”为了现实利益不惜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妥协的实用主义作风不满，斥之为“腐化”，并不吝采取实际行动“敲打”印人党。

不过，莫迪今天在印度享有的个人影响力和“精神光环”对一贯“重组织轻个人”的服务团和团家族来说也是前所未有的现象，这也增强了印人党相对于服务团的力量。如果说，“最高领袖”巴格瓦特公开议政已经打破了服务团在暗处、印人党在明处的“团静党动”传统，那总理莫迪的独特影响力也部分改变了印人党完全被各级服务团组织支配的“团强党弱”的状况。考虑到莫迪与巴格瓦特家族的渊源，很难想象在“巴格瓦特—莫迪”这一对“团党双星”在位期间，印度会发生土耳其那种昔日盟友正义与发展党与“居伦运动”分道扬镳的情况。但是，旧日平衡的打破还是为党团关系的未来发展投下了阴影。

当然，印度的现行制度并没有限制总理任期届数，从理论上来说，莫迪可以像尼赫鲁那样成为事实上的终身总理。另一方面，服务团“最高领袖”也实行终身制。这也就意味着，即使一时无法产生受到各派支持的“莫迪继承人”，现行政治印度教的“团党双星”依然可以维持秩序。但是，如果印人党迟迟无法有效提升民众福祉，那么这种看似稳定的格局终将透支民众对“服务团—印人党”组合以及整套政治印度教理念的信任，进而引发党团关系的新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