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恺 许景怡

关键词：题跋;苏轼;绘画

一、引言

题跋，是书籍、字画等的题识之词，书于前者为题，书于后者为跋，统称为题跋。题跋作为一类短小灵活的文体，孕育并形成于魏晋六朝时代，到北宋时期已经成了当时文人们经常运用的一种文体，之后又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在题跋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北宋时期对于推动题跋的发展十分重要。从这一时期开始，题跋逐步从不受重视的短章小品发展成为形式多樣的一种文体[1]。苏轼题跋文是宋代题跋艺术的典范，对题跋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突破了传统题跋的既定形式，丰富并拓展了题跋的艺术手法和思想内涵。在苏轼现存的3800多篇文章中，据统计，题跋有572篇[2]。因此研究苏轼的题跋对于整个题跋发展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根据《苏轼文集》检索统计，苏轼的题跋中与绘画有关的约35篇。本文主要讨论苏轼与绘画有关的题跋文，着重结合苏轼的生平经历来理解其背后的艺术特点和思想内涵。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苏轼文学成就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艺思想及散文、诗词成就上，对其题跋的研究较少。郭隽杰的《苏轼题跋浅探》[3]、魏景波的《东坡题跋思想艺术浅论》[2]等主要是对苏轼题跋文的某一侧面进行分析。杨晓玲的《苏轼题跋文研究》[1]主要在脉络上对苏轼题跋文做了整体性的研究。具体到苏轼的绘画类题跋，张培婧的《论苏轼题画诗表现方式的特点及典型意义》[4]、陆艳阳的《苏轼绘画类题跋三题》[5]等主要对文本的艺术特点和思想内涵进行了分析。本文将尝试通过对苏轼绘画类题跋历史背景的梳理和艺术手法的分析，聚焦于苏轼个人经历的起伏，展现其绘画类题跋所包含的精神意蕴。

二、苏轼绘画类题跋的社会历史背景

苏轼（1037—1101），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苏轼的题跋作品大都是率性而作，他一生饱尝了身世浮沉、仕途坎坷的酸甜苦辣。独特的仕宦经历使得苏轼的文学作品充满了对世事变化、人生际遇的深刻思索。他的思想融合了儒、释、道三家，展现了宠辱不惊、乐观旷达、随缘自适的生活态度[6]。

从历史上看，苏轼所处的北宋在我国历史上是文化昌盛的时代，有着浓郁的崇文重画的社会风气。宋代也出现了绘画文学化的倾向，最为显著的就是题画诗词的兴起。正如法国著名史学家、美学家丹纳所说：“艺术家并不是孤立的个体，伟大的艺术家背后都有相应时代社会大众的和声。”[7]

（一）北宋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

首先，政治上北宋以文立国，吸取了五代十国武将拥兵自重的经验教训，北宋开国初始即有意重文抑武，抬高文人的社会地位，形成了较为自由的社会言论风气。文人士大夫可以在文学创作中畅所欲言，尽情抒发自己的情思，促进了题跋这一文体的兴盛。

其次，北宋社会经济发达，市民社会开始逐渐形成。经济的繁荣使得百姓丰衣足食，生活闲适，出现了柳永、秦观等叙述社会市井生活的著名词人。正如《东京梦华录》中记载的：“其阔略大量，天下无之也。以其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8]无论是生活上的丰富多彩，还是当时建筑、交通上的长足发展，都为题跋艺术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文人雅客可以有大量的素材和便利的条件进行文学创作。

最后，文艺上整体兴盛。当时的北宋在绘画、书法和音乐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绘画方面涌现了张择端、李公麟、夏圭、郭熙等名家，书法方面出现了北宋书法四大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音乐方面主要在民间音乐领域涌现了多样形式，苏轼的题跋中就有《书文忠赠李师琴诗》《书林道人论琴棋》等关于音乐鉴赏的篇章。同时，题跋的短小精悍也要求作者具备书法、绘画、音乐等多元化的艺术修养，才能在方寸之间立言。北宋在许多艺术门类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丰富的社会文化积累为苏轼题跋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灵感和素材[9]。

（二）北宋社会审美的多元化

唐代曾兴起一场影响深远的古文复兴运动，主要由韩愈等人提倡，北宋初期延续了这一传统，强调“文以载道”，重文学创作的实用性和社会性，不太注重文学内在的审美价值。由于北宋社会形势的变化，人们希望有更多的描写日常生活的文学作品和抒发情感的渠道，社会审美也从过去的注重实用性、道统性，转变为更加注重文学自身的审美取向和展现多姿多彩的社会生活[10]。因此，北宋的题跋文受到这一影响，开始变得不受固定形式的制约，篇幅也是长短随意，内容上有议论社会时政、逸笔随谈、论述古今等，体现了不拘一格的灵活。如苏轼在《论书》中写道：“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缺一，不成为书也。”[11]全文虽然只有十七个字，但精练地点出了书法的精髓所在，这是苏轼全集中文字最少的作品。在表现方式上，题跋既有直抒胸臆的性情书写，也有纵论家国的大气磅礴，因此受到了当时社会文人士大夫群体的热烈追捧。如苏轼在《书吴道子画后》中写道：“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在这里，苏轼充分发挥了题跋形式灵活、长短不拘的特点，通过精要纵论，简明扼要地在寥寥数语中将历史上的大家做了一番评点，将一幅画作提升到艺术史论的高度进行审视，丰富了画作的历史内涵。

（三）北宋思想大融合的历史趋势

汉武帝时期，经过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开始逐渐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经过魏晋南北朝，佛家思想开始深入中国社会，特别是与道家结合，形成了佛老思想，成为当时许多文人的精神追求。唐代韩愈发起的古文复兴运动之所以被誉为“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就是因为要重新确立儒家思想的主流地位，反对佛老思想的清谈取向[11]。北宋时期，社会思想呈现出大融合的状态，虽然当时还是尊崇儒家思想，但是对佛家、道家思想采取了兼容并包的态度。苏轼则是思想大融合的典型代表，他所作的题跋体现出儒、释、道三家融汇一元的特点，并且对于一些佛道思想也有专门的论述。如苏轼在《书狄武襄事》中将狄青先人后己的慈悲大爱、爱护兄弟的长者之风、超越生死的无畏情怀进行了集中体现。苏轼还写就了专门评议佛家经典教义的题跋。

三、苏轼绘画类题跋的艺术特点

苏轼的绘画类题跋创作手法多样，对于画作的描绘生动传神，又融入了个人的强烈情感倾向，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苏轼常能从细微处生发议论，从生活的日常中提炼出深刻的哲理。欣赏苏轼的绘画类题跋，常常令人感到曲径通幽，由浅入深，层层升华。

（一）精心重构的画面描绘

对于绘画类的题跋来说，精要表现绘画作品的内容是最为重要的。苏轼题跋的特点在于打破了前人简单列举画面的做法，在自己深晓画理的基础上，重构展现绘画作品的整体内容和精神意蕴。例如苏轼题山水画的代表作《题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11]，题跋前半段是苏轼对《烟江叠嶂图》中自然景观的描绘，静态上选取了千重群山、水雾云烟、泉水激流、山崖绝壁等物象，精要地勾勒了图画中的主要自然景物;动态上，从远到近，点出了行人、渔舟等主要物象，使得画面的生动感跃然纸上。苏轼的题跋不仅对《烟江叠嶂图》画面中动静物象进行了重构，在后半段，还借由自然抒发了自己对于生活的态度，展现了随缘自适的达观姿态，使得整篇作品夹叙夹议，直抒胸臆。这样的创作风格与唐代、北宋初年的题跋文存在很大的不同。

（二）自然冲淡的趣味追求

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中最为传神的一个词是“氤氲”，追求的是一种模糊淡雅的观感[12]。苏轼的艺术思想和风格，受到老庄思想的深刻影响，追求的是形于物外的自然，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例如，苏轼在《书李伯时〈山莊图〉后》中说：“居士之在山也，不留于一物，故其神与万物交，其智与百工通。”这种对于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赞赏，也正是苏轼个人精神世界的写照。王维是唐代著名的画家、诗人，同时他还代表着文人们对于自然山水的向往和自由平淡生活的追求，以山水诗和山水画而闻名于世。苏轼对于王维也是毫不吝惜笔墨，予以了高度的肯定。

他在《又跋汉杰画山二首》中写道：“唐人王摩诘、李思训之流，画山川峰麓，自成变态，虽萧然有出尘之资，然颇以云物间之。作浮云杳霭，与孤鸿落照，灭没于江天之外，举世宗之，而唐人之典型尽矣。近岁惟范宽稍存古法，然微有俗气。汉杰此山不古不今，稍出新意，若为之不忆，当作着色山也。”这里很明显体现了苏轼对于王维等人冲淡自然画风的赞赏，表达了对于这种绘画风格的极度仰慕。又如《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云：“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表达了对于王维诗画一体、自然冲淡风格一以贯之的欣赏[13]。

（三）严谨深刻的说理论证

苏轼在创作的绘画类题跋中，不仅有对自然风物的描绘和个人追求的抒发，还借由评论画作来阐释生活和人生的深刻道理，以此教育世人。如苏轼在《书黄筌画雀》一文中认为黄筌画中的雀有悖于生活常识，说道：“观物不审者，虽画师且不能，况其大者乎？君子是以务学而好问也。”教育警示人们作画要善于观察、源于生活，其他更大的事情更要遵循这样的原则。他在《跋艾宣画》中写道：“既老，笔迹尤奇，虽不复精，而气格不凡。”苏轼认为艾宣个人的画作虽然由于年老不再那么精致，但是越来越有气韵，这是作画更为重要的素养。苏轼也会在题跋文中对于绘画的技巧进行一些评论，来表达自己对于画家技艺的认同，如他在《自题临文与可画竹》中谈道：“石室先生清兴动，落笔纵横飞小凤。借君妙意写筼筜，留与诗人发吟讽。”我们可以看到，苏轼在题跋文中对于画作的评论说理往往都是直击要点，在深通画理的基础上进行深刻的说理阐释。

四、苏轼人生经历对题跋风格的影响

苏轼个人阅历的丰富和思想的转变，使其绘画类题跋的创作经历了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梳理苏轼在不同人生阶段的经历有助于理解他的创作思路，了解其绘画类题跋创作的思想转变和风格形成背后的原因。

（一）早年坎坷

苏轼绘画类题跋的艺术风格和思想底蕴并非来自简单的文艺积累，而是受到了自己人生际遇的巨大影响。中国古代社会的文人士大夫阶层基本遵循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苏轼也有着同样的理想，希望能够在仕途上一展抱负。苏轼在早年进入政界时可谓一帆风顺，一开始就受到了当朝文坛领袖欧阳修的大力提携，也得到宋仁宗的欣赏，因此而春风得意。这在《江城子·密州出猎》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14]充分表达了苏轼渴望建功立业的豪迈之情。到了宋神宗时代，当时的北宋已经开始显现出积贫积弱的迹象，主要是经济上朝廷财政紧张、入不敷出，军事上军队战斗力下降。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北宋施行了王安石变法[15]。王安石变法秉承“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天变不足畏”的“三不足”精神，使得北宋社会进入中期以后，经历了一场巨大的改革动荡，苏轼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被罢黜。特别是“乌台诗案”的影响，苏轼被打入死牢，经历了严酷的审讯，从前途大好的政坛新秀，坠入了生死难保的深渊境地。苏轼之后的余生因此不断遭到贬谪，流落于各地。直到宋徽宗年间才得以赦免，最后病逝于常州。

（二）思想转变

“乌台诗案”风波之后，苏轼的思想开始急剧变化，从过去的刚毅耿直、豪气冲天变得忧郁寡欢。例如他在被贬到黄州第三年所作的《寒食》诗中写道：“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其中，苏轼将自己现实中的愤懑与不平寄托于季节性的物象来抒发，表达了自己颠沛流离、凄苦无依的伤感，这与早年的豪迈风格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苏轼一生的起落浮沉大大丰富了他的人生阅历，铸就了不同寻常的人生态度和艺术修养，形成了具有独特个人风格的题跋作品[16]。例如苏轼在《跋司马温公布衾铭后》中说：“士之得道者，视死生祸福如寒暑昼夜，不知所择，而况膏粱脱粟文绣布褐之间哉！如是者，天地不能使之寿夭，人主不能使之贵贱，不得道而能若是乎？吾其敢以恭俭名之。仲尼以箪瓢得之颜子，余于温公亦云。”这段集中体现了人生的起伏对于苏轼思想的重大影响，这也为后来苏轼题跋体现出的儒、道、释三家融合的思想特点奠定了基础[17]。

（三）风格形成

正如前述，苏轼的一生经历丰富，游历广泛，在其近600篇题跋中，有62篇记述了他的游历经历。他在《定风波》中说：“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首词展现了苏轼在经历了打击挫折的苦闷之后开始转向了乐观豁达[17]。这样的人生转变体现在苏轼的书画类题跋中就是自然恬淡的风格，开始追求物我两忘的境界，达到了一种至高的艺术境界。以《书王定国所藏王晋卿画著色山二首》的诗句为例：

白发四老人，何曾在商颜。烦君纸上影，照我胸中山。山中亦何有，木老土石顽。正赖天日光，涧谷纷斓斑。我心空无物，斯文定何间。君看古井水，万象自往还。

蘇轼在这里构筑了有色和无色、外物与内心两个相反相成的意境，集中展现了自己题跋写作的高超技艺和深邃思想。一开始简要的几笔勾勒出画作的主要内容，再以说理抒情的方式将自己出入儒、道、释三家的思想充分体现，跃然于世人面前的是一个自然恬淡的形象。首先，“白发四老人，何曾在商颜。烦君纸上影，照我胸中山”隐喻了世人隐逸不必在山水之间，同时也反向说明了立言立功不必在朝堂之上。世界上的真山真水或者画中山水都是梦幻泡影，只有自己心中的山水才是真正的实景。可以明显看出，仕宦经历的浮沉对于苏轼的巨大影响，促使他看透了世俗的名利追逐，转向了追求内心的安宁与富足。“山中亦何有，木老土石顽。正赖天日光，涧谷纷斓斑”说明了自己心中的山水虽然不似外界那般有丰富的色彩，但是有天光的映照，在心中也是五彩斑斓，体现出了苏轼在经历了颠沛流离以后，从内心生发出的人生自信，不再假于外物而是追求万物静观皆自得。“我心空无物，斯文定何间。君看古井水，万象自往还。”心中本来无物，画中的山水也是缥缈无着，恰似古井中的水，映照万物却始终不起波澜，不见动荡。到了此处，整个表达已经完全脱离了画作，开始进入了苏轼自我的思想世界中，探讨了心与物的关系。在最后，以时空交融的手法用具体的空间意象说明了时间的无限与往复，指出了一种永恒轮回的思想，进入了高度的哲学思辨[18]。

苏轼参禅悟道很深，禅宗六世祖慧能曾有偈语：“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苏轼所说的“我心本无物”，明显是受到了禅宗思想的影响，渗透了深刻的佛家哲学。苏轼的题跋对于后世也有着重大的影响，如明代著名军事家、哲学家王阳明创立了阳明心学，其最重要的“四句教”就是：“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19]这与苏轼晚年对于物我关系的探讨有着明显的历史承继关系。

五、结语

从历史来看，北宋是中国经历了多年战乱之后建立起来的统一政权，处于中国传统社会理性重新整合构建的时代，社会更加趋向于安定，理学思想开始发源于此时。苏轼的绘画类题跋创作，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表现了北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状况。更重要的是，苏轼个人拥有丰富的人生阅历，他将自己的经历和感悟融入了题跋的创作中，使其题跋作品不止于文学价值，更是一窥北宋历史时代和社会思想的重要文献，形成了别具特色的艺术品格和思想内涵，对于后来文人士大夫群体的题跋创作具有重要的影响。可以说题跋文体自魏晋南北朝兴起，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革，到北宋臻于成熟，在苏轼的笔下达到了一个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