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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受齐系影响的《唐虞之道》书风特点

2020-08-24朱友舟

书画世界 2020年7期

朱友舟

关键词:《唐虞之道》;横平竖直;端正纵长;南北混合

关于《唐虞之道》《忠信之道》的文字系别以及抄本来源,学界众说纷纭。或以为《唐虞之道》和《忠信之道》的文字书写面貌具有非常特别的风格,与郭店楚墓中所出的其他文献不同,这两篇文献的文字不是楚文字[1]。或以为此两篇抄写者虽然是楚人,但他所面临的底本不一定来源于楚地[2]。或以为抄手的用笔“丰中首尾锐”或“头粗尾细”的特征更为显著,其中不少字的结构完全保留了齐国文字的特征,而与楚国简帛文字的风格迥然有别[3]。或以为文本曾经历不同地域之传抄,故或多或少有“多地”文字杂存的痕迹。就书法而言,此两篇字迹的随意与古拙,书写水平较低,字迹拙劣,文字结构搭配失调,全篇文字布局并不合理[4]。可见,《唐虞之道》《忠信之道》的文本传抄过程比较复杂,从而形成不同于典型楚地书法的独特面目。

下面笔者试图通过与楚地典型书风郭店《老子》甲本的比较,来探索《唐虞之道》在传抄过程中受北方齐系书风影响而形成的特征,分析其与地道楚系书法的异同,同时思考地域融合对书风的影响。

一、《唐虞之道》用笔特色

我们知道,战国中期以来典型楚风书法,尤其是墨迹线条弧曲柔婉,弧笔多而直笔少,且以圆折为主。这一点可以通过同时期的金文作比较而推测齐系竹简墨迹的书风,从而推知《唐虞之道》受到的影响。相较而言,春秋以来楚系金文书法弧笔较多,即使是竖笔也略具弧度,具有纤秾、圆转、细长等特点,更显得秀美、繁缛。而齐系金文书法横竖比较平直,直线为主,辅以曲笔,体势瘦长,但不如楚系那么夸张。齐系金文直笔硬瘦有力,曲笔弧度不大,且通常表现为起笔至中段为直笔,末端微曲。因此,整体感觉峻峭挺拔,似骨立其中。《齐侯盂》就代表了典型的齐系书风,其铭文字形长方,横平竖直,线条瘦削挺拔,末端现出锋芒,给人空灵剔透、简洁干练之感[5]。可见,齐系金文书风特点为体势长而端正,尤其竖画直而挺拔。

《唐虞之道》由于融合了北方多地的书法风格,竖画用笔多平直,出现了部分方折,体势纵长,面貌迥异于典型的楚简书法。《老子》一书为楚人所作,传抄这种典籍,毫无疑问应当采用楚国通行的字体,这也反映了200年间这种日常应用的手写字体在书法方面共同的大趋势。下面试分析《唐虞之道》中一些有别于郭店《老子》甲本的用笔以及结构特点。

(一)竖画垂直篆引,不同于典型楚简的蝌蚪笔法

一般而言,典型楚文字竖不直,多弧曲,且为头重尾轻的蝌蚪笔法,即所谓的“倒薤书”。如表1,《老子》的“中”“不”“下”等字竖画或向左或向右斜出,行笔至中段即快速提笔,后段迅速变细。然而《唐虞之道》竖画垂直,不弯曲,“不”“也”“人”等字竖笔多行笔均匀,接近西周中后期金文的篆引笔意,呈纺锤状[6],行笔接近末端后才提锋收笔。这也见于同源于齐系底本的郭店楚墓楚简《语丛》,如图1、图2,但是《语丛》用笔锋芒毕露,更加锐利爽劲。

纺锤状竖线条接近篆引,感觉厚重、工稳。横田恭三先生认为竖画纺锤形与《齐侯午敦器铭》接近,这也说明《唐虞之道》用笔工谨,近于齐系金文正体特点,而与楚系金文风格体势不同。可见,抄手试图依葫芦画瓢,底本对抄手影响较大,齐系书风的影响显而易见(表2)。

(二)以竖向笔画为主笔,体势纵长

战国中晚期手写体楚简帛结构有的纵长,有的扁平,纵长者趋篆,扁平者趋隶。一般而言,文书、遣策类多扁平,书册典籍则二者皆有。上文论述了《唐虞之道》《忠信之道》竖画挺直的特点,竖画多为主笔,而横向笔画多为副笔,故而结体呈纵势。

由表3可知,《唐虞之道》“不”字的竖画较《老子》的用笔均匀一些,粗重一些,也端正一些。比横画长许多,字形长方,与齐系金文风格接近,如图3、图4、图5等。不过,《唐虞之道》“不”字与楚金文如《王孙诰钟》也比较接近,毕竟二者皆源于商周金文。而《老子》“不”字竖画带有向右的弧曲,若裙裾随风飘荡,长度与横画相当,使得整个结构体势趋于扁方。

《唐虞之道》“下”字有两种类型,第一种用笔基本均匀,接近篆引笔意。后面两个字例,为蝌蚪笔意,收笔迅速变尖。竖比横长,为主笔,体势瘦长。而《老子》“下”字竖画为带弧曲的蝌蚪笔意,形状如撇画,横比竖长,字形扁方。

“身”字在西周金文如《毛公鼎》等中,表示躯干的笔画直立如竖。由表5可知,《唐虞之道》“身”字或身旁竖画端正,大概继承了西周文字的体势。而《老子》“身”字表示躯干的竖向笔画带有较大的弧度,仍然具有象形意味。

西周金文的“以”字起笔呈纵势,由表6可知,《唐虞之道》“以”字左边(图6)长而多取纵势,右下边组合圆弧比较窄,使得结构体势多瘦长;而《老子》起笔(图7)取斜势而且较短,右边組合圆弧宽扁,整个字形显得扁方。同理,又如“为”字(表7):

由此可以推知,《唐虞之道》与楚书风差距颇大,应该受到了齐系书法的影响。

(三)“而”字用笔多方折,体势方整

如上所述,《唐虞之道》竖画垂直,体势端正。此篇“而”字结构体势多方整,转处多用折笔,这在楚简中不常见。如表8,与郭店《老子》比较,《唐虞之道》“而”字横下面笔画组合双肩方折,中间笔画变为竖撇,最后一笔如捺,造型比较奇特,中间竖画突出,呈纵势,尤其是横下方的方折组合笔画比较特别,与齐系文字比较接近。《忠信之道》图8则与图9完全相同。由此可以推测,图10是抄手糅合了齐楚两种结构而成,既保留了齐系的方折笔意,又对里面笔画加以简省而成。同时,与秦系《石鼓文》以及睡虎地秦简对比,《唐虞之道》的方折笔意颇为相似,可见,战国时期,同根同源的北方书风具有方整、劲直等共性特征。《语丛》的写法以及体势与《唐虞之道》相似。值得注意的是,《唐虞之道》中有些“而”字用笔圆转,如图11,似乎被楚化了。这恰恰说明此篇书风具有南北交融的特点。

同理,又如表9,宀旁已经多方折笔意,而在其他楚简中多转笔,如图12、图13。

二、结构特点

《唐虞之道》字体结构端正而狭长,近乎正体,而非欹斜。

用笔生结构,不同的笔法往往能产生不同的结构特点。本部分实际上是从另一个角度对上文的补充论述。竖画垂直,甚至一些斜画也被抄手写成垂线,从而使得《唐虞之道》体势长方,中宫相当紧密,字形开合不大。用笔较为工谨匀称,竖向笔画长而直,风格厚实、稳重,近于正体。

由表10可知,《唐虞之道》“未”字竖画挺拔,斜画收敛,字形端庄。《老子》“未”字竖画分为上下两竖,甚至错落开来,显得摇曳多姿,斜画向左右伸展,字形变扁。包山楚简作为日常实用的书写,最能体现时代性以及典型性,与之比较,也能看出《唐虞之道》的特点。当然,这里必须考虑典籍与文书的差异。

由表11可见,《唐虞之道》“民”字的针形笔画与《老子》的欹斜相比,方向更趋于垂直,与西周金文《大盂鼎》等体势相近。与同为齐系文献的抄本《尊德义》受驯化而形成的蝌蚪笔法相比,《唐虞之道》的笔法更质朴,这也使得它的结构更显端正。

由表12可知,《唐虞之道》例字左部(图14)的竖画十分舒展、突出,整个体势变得纵长。而郭店《老子》例字左部(图15)的竖画、斜画斜而短,减弱了纵势,字形错落而体势扁方。

一些原本姿态生动的弧线,往往被抄手处理成直线,如水旁、刀旁、“也”字等。

西周金文的“利”字的刀旁呈纵势,《唐虞之道》“利”字右部(图16)传承了这一特点,直立而狭长,由表13可知。此外,《唐虞之道》“利”字左部(图17)的竖画均较为挺直而纵长,而《老子》“利”字左部(图18)竖画带有较大的弧度,《唐虞之道》体势明显比《老子》长。

由表14可知,《唐虞之道》中的三点水旁(图19)起笔右下短斜行笔后即垂直向下行笔,形体趋直,纵势明显。相比而言,《老子》中的三点水旁(图20)起笔右下短斜行笔后折笔向右下快速收笔,呈反“S”形,姿态生动。

“也”字象征女阴,下面的笔画本为曲线,春秋时期楚金文“也”字的下部笔画多呈弧曲(图21),战国楚金文(图22)亦然。由表15可知,《唐虞之道》“也”字象形的弧笔被改成直竖,或许受齐系文字的劲直特征的影响。《老子》“也”字一般多弧曲,呈“S”形,又如包山楚简(图23、图24)下部也是弧线,《成之闻之》的“也”字(图25)弧曲呈三叠状,受鸟虫篆的影响,更加柔美。相比较而言,《唐虞之道》(图26)为直挺劲健的纺锤形,不常见,颇具特色。

通过上述字例,我们讨论了《唐虞之道》结构体势端正纵长的特点,与典型楚书法欹侧扁方的差别明显。可知,《唐虞之道》由于齐系底本的影响,抄手受北方书风的影响,形成了兼具南北的混合風格。

三、齐系书风的影响以及驯化后混融的特点

所谓驯化,是指抄写过程中抄本的本土化,亦即由抄手将齐系底本转化为楚系抄本。此观念由周凤五先生提出,他在讨论驯化时认为《唐虞之道》中的“‘仁‘而‘皇‘情‘皆‘用‘甚‘者等字的结构完全保存齐国文字的特征或比较接近《语丛》一至三的特点,而与楚国简帛文字的风格迥然有别。估计其底本出自齐国儒家学者之手,传入楚国为时不久,未经辗转抄写,仍然保留较多的齐国文字的本来面貌”[7]。这里的“结构”属于文字学的概念,书法学可以理解为字形的差异,就战国书法整体而言,可以算作异体字。这与魏晋南北朝时候的异体字繁杂现象比较相似。或许抄手在传抄《唐虞之道》时有意保留了齐系抄本的本来面目,许多文字结构确实迥异于典型的楚文字。

如表16,通过与齐金文以及属于齐系的《说文》古文的比较可知,《唐虞之道》“仁”字与《说文》古文相近。图27的宀部平顶,里面的部首结构均具齐系特点。图28的结构与《说文》古文同。这些字形与《老子》甲本的结构相去甚远[8]。

又如“亲”字(表17),《唐虞之道》“亲”字与齐玺印文(图29)结构相近,具有较明显的齐系特点。此外,上博《缁衣》,郭店《语丛》“亲”字情况大致相同。《唐虞之道》与《老子》结构差别较大。值得注意的是,《唐虞之道》(图30、图31)却是驯化后的模样,这说明南北混融的复杂现象。

“者”字(表18),《唐虞之道》“者”字结构与典型楚文字有别,而见于风格耿介挺拔的齐金文《陈纯釜》(图32),这种结构显然比较接近西周金文正体,笔画比较繁复,中竖为主笔,稳重朴实。

又如表19,《唐虞之道》“教”字与具有齐系特点的《说文》古文(图33)结构相近,这结构早在甲骨文以及西周《散氏盘》中已经出现了。《老子》“教”字的结构省略了右边的部首。需要注意的是,《唐虞之道》中还有少量的“教”字写成图34这样的,这似乎又融汇了楚地的风格。

可见,底本以及驯化对于抄本皆有影响,错综复杂,从而形成了抄本书风的多样性。这种情况在上海博物馆(以下简称“上博”)的《缁衣》中有所体现。《唐虞之道》与上博《缁衣》均为受齐系影响的抄本,二者的结构体势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因为抄手的个性特征以及驯化程度不同,它们的特点又有较大的差异。二者在用笔上均多方折笔意,字形端正长方。不同在于《唐虞之道》横平竖直,而上博《缁衣》竖画带有弧度,驯化较深。

如表20“下”字,二者长横上面均无饰横。

又如“不”字(表21),上博《缁衣》将两斜笔变为三面包围的方框,具有齐系的书法特点,和下面“而”字相近。

又如表22,两篇“而”字的特点比较相似,皆非典型楚风。

上面分别讨论了《唐虞之道》的用笔以及结构特点,下面我们分析一下它的章法。或认为《忠信之道》《唐虞之道》两篇用字古怪,所以这类字迹呈现的特殊情况,不仅仅是抄手的书法水平一方面原因造成的,抄手对底本上的文字不是很熟悉也是造成这类字迹特征的重要原因之一[4]。笔者认为基本符合事实,造成这种所谓“古怪”风格的原因,在于抄手对陌生齐系文字的自觉模仿,同时又不自觉地被自己的习惯“驯化”。这也说明抄手在传抄过程中不熟悉底本或者为了保持底本原貌所处的尴尬境地。不过,由于《唐虞之道》书法融汇了齐系书风,其风格在华丽的基础上多了几分厚重和端庄,为楚简书法增添了新的书法样式。《忠信之道》亦有古拙特色,抄写水平的确不高。

就章法而言,由于大多数字形偏长,字与字之间的距离配置极为连贯紧密,距离在0.2到0.6厘米之间,有行无列,是郭店楚简中文字排列最紧凑的一种书风。在出土战国典籍中,《唐虞之道》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集释》(第六册)中《平王与王子木》等四篇书风接近,或属于同一流派的抄手。

四、《忠信之道》《唐虞之道》不是同一抄手

有学者认为此类抄手起笔时顺着字形结体从容落笔且中、侧锋兼用,并随着笔性转动而自然形成一圆弧笔态,且两篇的起笔相似度极高,似为同一抄手。此观点值得商榷。

《唐虞之道》的用笔特点上文已经分析。《忠信之道》无论起笔、收笔露锋现象锐减,因而可推断其所用毛笔笔锋不尖或因长年使用而导致笔锋损耗而成钝笔,故其线质滞厚凝重。由于毛笔欠佳,书写效果较差。或以为《忠信之道》这种拙劣的书风抄写的典籍十分少见[9]。横田恭三却认为书法上的品位两篇大相径庭,《唐虞之道》使用中锋的竖笔多厚重、流畅,字形修长,而《忠信之道》的线条则是萎缩的,体势扁方,让人感到笨拙。的确如此,《忠信之道》结构平庸,用笔因抖动而显得不流畅,章法拥挤,水平不佳。如有的用笔犹豫,偏锋,呈锯齿状,如图35,撇画出锋笨拙。有的用笔轻重不协调,如图36。图37左边竖笔粗重,与其他笔画不协调。有的笔力弱、迟缓,如图38左上方竖画。又如圖39中竖用笔迟缓,线条边缘似锯齿一般。图40底横亦如此。有的用笔臃肿,如图41。收笔时,散锋的现象时有出现,如第十八简的“信”“不”“人”等字。下面试将上述情况与《唐虞之道》作比较。

由表23可知,《忠信之道》笔画边缘多有锯齿状痕迹,远不如《唐虞之道》流畅、调和。此外,由于用笔的拙劣,《忠信之道》结构松散、平庸,笔画主次不分。

由表24可知,《忠信之道》“者”字结构松散率意,主笔分量弱,以致主次不明确,而《唐虞之道》“者”字下部的斜笔为主笔,长而粗重,主笔突出,结构颇具美感,二者差异明显。

《忠信之道》与《唐虞之道》心字底差异明显,最大的差别在于心字底横的弧线交接与否。此外,《忠信之道》上面“中”字竖的右边多没有短横(表25)。

由表26可知,二者结构完全不同,《忠信之道》斜竖断开写成,而《唐虞之道》没有;前者用笔弱一些,后者用笔有骨力而且饱满。

如表27“也”字,体势完全不同,《忠信之道》斜,而《唐虞之道》正。就用笔而言,前者弱,后者有力。又如表28“民”字。

综上所述,《唐虞之道》与《忠信之道》抄手不同,水平以及风格差异明显。《唐虞之道》起笔处均有着圆浑厚实之感,起笔由轻而重自然落笔,中、侧锋兼用,顺着字形结体从容落笔,随着笔性自然形成一圆弧笔态,转折运笔谨慎,有宽厚博通之感,水平比《忠信之道》精彩多了,两者显然不是同一人所书。

总之,《唐虞之道》或因用笔及结构受齐系影响而形成了横平竖直、端正纵长、南北混合的特点,与典型的楚风差别明显。可见,南北书风交融而形成的新书风大大丰富了战国书法风格类型,为我们研究区域书法的交流提供了较早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