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为人

一、西汉“海内皆臣”砖

西汉“海内皆臣”砖，陶质，长31厘米，宽26.5厘米，厚3厘米。释文：“海内皆臣，岁登成孰，道毋饥人。”

传山西省夏县西北禹王城遗址出土，据熊龙先生考证，应为西汉时皇家行宫安邑宫遗物，属宫殿建筑内墙面用砖。砖面长方形，宽边沿，内有4行12等分长方格，格内各有一阳文篆书。砖文内容是对汉时政治、经济和民生状况的颂扬之词，“孰”通“熟”。砖文笔道粗细均匀，用笔圆转灵活，刚柔并济，为典型的小篆风格。

二、西汉“单于和亲”砖

西汉“单于和亲”砖，陶质，长27.3厘米，宽27.3厘米，厚6厘米。释文：“单于和亲，千秋万岁，安乐未央。”

正方形砖面上有阳文篆书4行，每行3字，字间以阳线相隔，字体与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传内蒙古呼和浩特出土的“单于和亲”砖范极似。西漢元帝时，匈奴呼韩邪单于请求附汉，元帝将后宫待诏王昭君许配单于为妻。昭君出塞和亲，汉匈两族由此迎来了一段友好祥和的时光。砖文内容正是颂扬此次和亲，成为反映当时汉匈人民友好愿望的历史物证。

砖文书体为小篆，笔道屈曲，略有变化，近于当时的美术字体缪篆。

三、东汉《公羊传》砖

东汉《公羊传》砖，东汉元和二年（85）造，陶质，长33.6厘米，宽12.5厘米，厚6.5厘米。释文：“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日。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正月，王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传1925年陕西省西安南乡出土，于右任旧藏。砖面有锥书草隶5行，为春秋《公羊传》鲁隐公元年（前722）起首文字，共计54字，内容与今本《公羊传》小异。据陈直先生《关中秦汉陶录提要》考证，当时同出砖中，有元和年号者，故可定此砖为东汉章帝元和二年（85）造。

书法带有隶意，是当时民间普遍流行之书体。

四、汉代“后子孙吉”砖

汉代“后子孙吉”砖，陶质，长66厘米，宽16厘米，厚2.5厘米。释文：“后子孙吉。”

长方形薄砖，为当时墓砖。砖面模压阳文1行4字，内容是祝福后世子孙的吉语。清末金石家邹安《专门名家》著录同名砖一。

砖文为隶书，字体古朴端正，是民间流行汉隶的真实面貌。

五、西晋“咸宁四年吕氏”砖

西晋“咸宁四年吕氏”砖，西晋咸宁四年（278）造，陶质，长34.8厘米，宽17.2厘米，厚5.2厘米。释文：“咸宁四年七月吕氏造，是为晋即祚十四年事，泰岁在丙戌。”

传安徽凤台西北乡顾家桥出土。砖呈长方形，正面有阴文草隶3行，为工匠在待烧之泥坯上锥画而成。经与清末金石家邹安所辑《专门名家》和《广仓专录》两书收录的数块“咸宁吕氏”砖相校，知吕氏祖籍淮南郡成德县（今安徽寿县东南），曾为陈郡太守，此为吕氏夫人墓之砖。咸宁四年岁在戊戌，“戊”误写为“丙”。

砖文书写流畅，颇似陆机《平复帖》，这种带有隶意的书体在晋代出土砖中多见，应是当时民间普遍流行的书体，与王羲之完全舍弃隶意的“新体”截然不同，因此才有了近世关于《兰亭序》真伪的学术论争。

六、西晋“永嘉七年癸酉皆宜价市”砖

西晋“永嘉七年癸酉皆宜价市”砖，永嘉七年（313）造，陶质，长35厘米，宽16.7厘米，厚4.3厘米。释文：“永嘉七年癸酉皆宜价市。”

墓室砖，砖侧模印阳文1行，隶书，间有篆体，字体规整，笔道转折自然，是反映当时广州地区民间流行书体的实物资料。砖文的上、下端各饰网格纹一道，中间饰“十”字纹和网格纹相隔。《晋书·地理志》载，广州在三国吴时置州，治所在番禺（今广东广州），辖境相当于今广东、广西两省的大部分地区。中国国家博物馆还藏有与此砖铭文类似的“永嘉世九州荒余广州平且康”砖、“永嘉世天下灾但江南皆康平”砖等几块砖，用对比语气反映了因广州偏于南陲，先后发生的“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均未波及，相比于战乱动荡的中原地区，有一个相对安定的社会生活环境。本砖铭文商贾意识很浓，正是广州商市繁荣局面的直接体现。

七、晋代“百廿”计数砖

晋代“百廿”计数砖，陶质，长34.7厘米，宽15.3厘米，厚9.6厘米。释文：“百廿。”

砖面阴文草隶1行，系由当时工匠在未干坯上锥书后烧造而成，为制坯计数的标志。笔道内有丝丝帚迹，使砖文产生飞白体效果。

八、晋代“独良良”砖

晋代“独良良”砖，陶质，长27厘米，宽13.3厘米，厚5厘米。释文：“独良良。”

砖面锥书阴文草隶“独良良”1行3字，独良良应是当时砖场制坯工匠姓名，第一字“独”也有人认为是“独孤”二字的合体，“良良”作重文符号。砖文笔势转折，连绵流畅，已具今草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