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新广，郭 亮

（1.河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00；2.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河北 石家庄 050000）

伴随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流通中现金持续增长，其中，现金使用尤其是大额现金的使用笔数和数额保持在高位，大额现金管理成本持续走高，金融系统现金运行稳定性下降。近几年来，针对大额现金管理，一些学者进行了深入研究，黄苇町（1996）从隐性经济角度出发，提出现金之所以能成为隐性经济的重要交易媒介，是因为现金交易相比于转账具有隐匿性的特点[1]。马德功（2004）从金融经济学的角度对违法的大额现金交易进行了分析，认为违法的大额现金交易是一种极端追求金融风险与收益的行为，会产生负的外部经济效应；而政府对大额现金交易的监管虽然会产生正的外部效应，但由此产生的成本则由政府承担。所以提出在大额现金管理中，应将成本收益融入监管机制中，使风险内部化。即运用经济与法律手段，提高违法大额现金交易的成本，遏制其收益[2]。朱宝明（2004）从博弈论的角度对违法大额现金交易进行分析，认为治理违法的大额现金交易是一个多重博弈的过程。只有通过不断完善制度设计，建立激励机制才能减少违法现金交易行为的发生，从微观角度为大额现金管理提供新的思路[3]。张合金（2011）通过委托代理理论对现金管理进行分析，认为现金管理的效率不仅取决于监管机构的主观愿望，还取决于金融机构的避险态度与避险成本，当监管机构对金融机构的激励措施大于避险成本，往往会达到最优的现金管理水平[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