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书丽

《朗读者》女主角汉娜在自缢身亡时，电影导演给观众留下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镜头：汉娜赤脚踩在一摞书上，完成了自己的自杀行为。在这一情节上，小说中的描写显得有些过于简单和苍白，作者只用了一句话：“在天色微明时分她上吊死了。”就电影这一改编来说，导演和编剧显然比原作者更懂得女主角的选择。书籍赋予了汉娜新的生命，尽管这一赋予是通过死亡来完成的，但这并非悖论。有多少文学经典名著里的死亡，赋予了人物永恒的生命！比如说于连，比如说安娜，比如说苔丝。

如果没有学会阅读，汉娜绝不会自杀。从这一角度来说，不管小说还是电影都无关乎爱情、无关乎战争，而是关乎成长。而汉娜的成长，直至将近古稀之年，她才得以完成。或者说，学会了阅读，才标志着她完成了自我意识的确立，才获得了灵魂。而她的成长，是从遇到中学生米夏开始的。在这个意义上，米夏实际上是汉娜的精神引路人。这种精神上的引导，从二者结识开始，直至汉娜自己学会阅读为止。

中年女性汉娜和中学生米夏的结识，纯属偶然。放学途中发病的米夏碰巧走到了汉娜的楼下，而汉娜帮助了米夏。情窦初开的青春期男孩和独守空房的中年女性汉娜就这样发生了一段不伦之恋。而贯穿于他们恋爱生活中的重要活动则是米夏给汉娜朗读经典文学名著，汉娜甚至给米夏定下了规矩：“先朗读，再做爱。”

但毫无征兆的，汉娜不辞而别。因为她即将升职——从电车售票员到司机，而她不识字，只能一走了之，没有告别，没有留恋。而当米夏再次遇见汉娜时，却是在法庭上，一个是法学专业大学生，一个是阶下囚。而通过法庭审判，米夏才对汉娜的过去有所了解。原来，汉娜曾是纳粹时期集中营的看守，而对于自己的职责，汉娜可谓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唯一不同之处是，她经常会挑选小姑娘给她阅读，直到最后不得已才将小姑娘送走（送到毒气室或焚尸炉）。而她站上被告席的原因，则是在转移所谓囚犯的过程中，夜宿的教堂突发大火，为了保持她所谓的秩序，看守们选择宁可让这些所谓囚徒活活烧死，而不是打开教堂大门放她们一条生路。

对于汉娜来说，听从命令、坚守职责和维护秩序比生命更重要，就这一点来说，汉娜身上恰恰也体现出一种阿伦特所说的“平庸的恶”。有意思的是，在米夏为汉娜整理遗物时，的确有那本《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以及其他一些“描写集中营幸存者的书，还有赫斯的罪行录和阿伦特关于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被判处绞刑的报告，以及一些有关集中营的学术文献，全都摆在一起”。由此不难相信，法庭审判并不足以让汉娜对自己的罪行有深刻的认识，恰是阅读，让她对自己在纳粹横行期间的行为产生了愧疚和赎罪的意识，这才有了将自己的积蓄送给教堂大火幸存者的一幕。

很显然，汉娜的生命中存在着严重的缺失，那就是对生命的敬重。而这种缺失，与她生活中的缺失密不可分。无论在小说还是电影中，汉娜都是一个孤独的存在，没有家人，没有朋友。更可怕的是，她不识字。在她的生命中，唯一与她发生过紧密联系的就是中学生米夏。对于她的出生和成长背景，读者和观众不难揣测，那一定是一个缺少爱和关怀的所在。也因此，她在与米夏的交往中，才显得格外地生硬，她的情感世界里几乎是一片荒芜。作为一个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成年人，一字不识，这一缺陷将她与外在隔绝开来，使她既不能融入现代社会，更不能融入他人的情感世界。更为重要的是，不识字，不会阅读，让她的内心世界单一而幽暗，这也就可以理解她何以能够眼睁睁地看着那么多鲜活的生命被大火吞噬。

其實，对于自己与米夏之间的距离，汉娜内心是非常清楚的。小说中一个耐人寻味的情节是，借助家人外出度假的空隙，米夏带汉娜回到了自己的家中，也是一个大学哲学教授的家中，米夏敏锐地感觉到了“她感到在我家是个闯入者”。这种格格不入的闯入者身份在汉娜进入米夏父亲的书房时显得格外明显，“只见她的目光扫在每一排齐着天花板的书架上，就像是在翻阅书页一样。然后，她走到一排书架前面，把右手的食指举得齐胸那么高，轻轻地划过书脊，接着又走到第二排书架前，仍旧用食指划过书脊，就这样，书脊联翩着书脊，她划着划着，穿过了整间书房”。这一场景遗憾地在电影中消失了。小说作者把这一幕当作关于汉娜不多的几次写照留存在记忆深处，而这一场景把汉娜对于书籍、对于自由阅读的渴慕表现得淋漓尽致。

一次偶然的事件，也让米夏看到了汉娜的另一面。在两人出游的一天早晨，米夏给汉娜留了字条就出去了，而回来时，汉娜发疯似的拿皮带抽了米夏，并放声大哭起来。读者很清楚，汉娜因为看不懂米夏留的字条而懊恼、窘迫、愤怒、羞愧，这些情绪使得她丧失了理智。而米夏也是束手无策，因为“在家里没人会嚎啕大哭，在家里没人会用皮带抽人，连打人都不会，更别说是用一根皮带。在家里我们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可是，现在让我说声什么好呢？”这是一次野蛮和文明的短暂相接。从汉娜这一行为中，读者也不难理解，后来在纳粹集中营工作的汉娜何以如此冷漠。

米夏和汉娜显然属于不同的世界，将二者联系在一起的，不过是一种肉体关系。但即便是一种肉体关系，对于米夏也还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注定了他今后的两性关系是以失败告终。而在法庭上不能公开汉娜不识字的真相，更让他产生深深的无力感和愧疚感，而为汉娜朗读成为米夏自我救赎的一种方式。

美国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在《如何读，为什么读》中有过这样一句话：“只有深入、不间断的阅读才能充分地确立并增强自主的自我。除非你变成你自己，否则你又怎会有益于别人呢？”这句话仿佛就是说给汉娜听的。的确，汉娜只有在最后学会了阅读，才成为她自己，而在那之前，她只是一具躯壳。而名为《朗读者》的电影和小说，其实际所指却是从聆听者向阅读者的一次华丽蜕变。抑或，原著和电影本该被翻译成“读者”，故事表层的朗读者无疑是米夏，而真正的阅读者实际上是汉娜。对于受过系统人文主义教育的米夏来说，阅读是他生活和学业中必要的组成部分，但对于汉娜却不是，那是她付出了半生的时光才掌握的技能。也因此，学会阅读是她生命中的一次质的飞跃，为她荒芜的生命底色里增添了一丝生机。

一个细节再次证明了电影改编对于小说原著的超越。无论是荷马的《奥德赛》，还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或者席勒的《阴谋与爱情》，都不过体现的是米夏的课业安排，或者是作为文学经典的代表出现。但电影中出现的一篇契诃夫的小说《带小狗的女人》，却是别有深意。一方面，汉娜从听了这篇小说后，开始根据录音和书籍对照着学习单词，迈开了她学习阅读和识字的第一步，也是她确认自己的第一步，也是她走向死亡（同时也是新生）的第一步。另一方面，契诃夫的这篇小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让汉娜学会了什么是爱情。电影里对契诃夫这篇小说的反复强调，其隐喻之意十分明显。小说《带小狗的女人》，原本讲的是两个萍水相逢的中年男女诸多艳遇中的一次而已，不想当他们在莫斯科某剧院里再次相遇，却发现彼此产生了一种可以称作爱情的情愫。回头看汉娜和米夏当年的相恋，他们彼此肉体的迷恋明显多于思想情感的交流，而这样一种交流，实际上是由朗读和聆听来完成的。

可以说，作为汉娜的精神导师，米夏是通过朗读带领汉娜完成了精神上的成长;而汉娜作为米夏身体欲望的对象，从肉体上引领着米夏从少年转变为男人。也从此，汉娜的气味、汉娜健壮的肉体横亘在米夏与其他女性之间，注定了他的婚姻生活的不幸。而汉娜，当她看到米夏从她手中抽回自己的手，并问她对自己的过去（纳粹时期）怎么看时，汉娜明白了，她和米夏之间永远结束了，而米夏是她在这个世间唯一的留恋。死亡，于她是最好的选择，对于小说或者电影来说，也是最恰当的结局。

无论是作为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还是大学法学教授、法官的身份，作者本哈德·施林克都赋予了该小说极强的真实性，加上他返璞归真的写作风格和独特的两性关系，更使得小说耐人寻味，使得它超越了一般的两性书写——如《洛丽塔》之流，也超越了大多数关于二战的文学叙事，这里集中营、纳粹等被简化为法庭上的一种陈述。这样的作品，成为畅销全球之作，实在是不足為奇。而改编的同名电影更是斩获奥斯卡金像奖，女演员凯特·温丝莱特也因此获封影后，一切都是皆大欢喜。

一位评论家曾这样评价过该小说：“人们会一遍又一遍地读它，为了找出自己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古今中外，数不清的大文学家为人类社会留下了数以千万计的文学经典名著，但却依然阻挡不了有那么多愚昧、愚蠢的家伙将战争、灾难带给人类。可是，倘若没有书籍，没有阅读，这个世界岂不是会更糟糕？也许还是哈罗德·布鲁姆说的对：“我们如何读和为什么读：在你的生命中保持警惕，了解和认识善的可能性，帮助它忍耐，给它空间。”

是这样的，阅读是为了在人世间给善留下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