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中原

一

梁启超《欧洲战役史论》成书于1914年12月，时正值“一战”爆发不久。这部书梁启超只花了十五天时间便告完结，如此急就章，只为急切地要为中国的国民带来关于欧战的启蒙。

除《欧洲战役史论》之外，梁启超还在接下来的其他言论中继续关注欧战，如《欧战蠡测》一文，即是对《欧洲战役史论》的补充与延续，也是对欧战战局的进一步研究、观察与蠡测。有意思的是，在《欧洲战役史论》中，梁启超经过对欧战战局的精细分析及严密论证，得出结论：德国必将战胜，协约国必将战败。故此，他极力向当局建议，中国务必保持中立，不可参战，一旦参战，则可能导致危局。而在《欧战蠡测》一文中，梁启超则详述了“一战”中参战诸国（包含日本共十国）不得不卷入战争的内在根由，意在论证各国参战的正义性，并以此鼓动中国积极备战，鼓动中国人积极观察这场战争。此时已是1915年，距“一战”爆发已有近一年，此时的梁启超立场逐渐发生转变，他开始考虑中国应当加入战争，而不应严守中立。1914—1915年，中国与德国、日本有关山东青岛问题等的摩擦冲突不断，他认为中国参战，时机已渐趋成熟。

二

梁启超在舆论上为中国参战进行了很好的铺垫，但事实上中国参战一波三折。

1917年，是中国对德宣战的关键一年。围绕对德宣战问题，北洋政府政争剧烈。该年2月9日，北洋政府对德国的潜艇政策提出抗议;3月14日，宣布对德国断绝外交关系;5月7日，北洋政府咨送对德宣战案至众议院;5月19日，众议院议决缓议，各省督军为宣战宪法问题开军事会议于北京，呈请大总统解散国会;5月20日，免国务总理段祺瑞职。

关于对德、奥绝交和宣战问题，在野者以梁启超主张最力，当政者则为段祺瑞，而反对者则包括黎元洪及多数国会议员，在野者除康有为、孙中山、唐绍仪等通电反对外，国内舆论多不赞成参战，故此梁启超的参战主张遭到了国内舆论的激烈抨击。

对梁启超宣战言论抨击最激烈的，要数以马君武为代表的国会议员和立宪派骨干伍宪子。1917年2月28日，马君武等三百余人发表反对对德绝交、参战通电，历数参战之种种不利：“中国实力全无，事事被动，既加入协约，强邻必借题干涉内政，侵害国权，其祸一;中国财政困难，濒于破产，既入战团，种种需费，己债已多，更为他人负债，清偿无期，其祸二;三次革命以后，元气未复，土匪遍地，更遇对外战争，内地土匪乘机而兴，全国糜烂，其祸三;西北回部与土耳其同种，中国既入协约，与土为敌，回族离贰，边防空虚，何以御之？其祸四;潜水艇封锁以后，中立国船只皆不至英国，举国惊惶，平和极近，中国此时加入，为协约国，战后之赔偿品，其祸五;即协约国战胜，中国衰弱，无利可图，徒自破均势，任人处分，其祸六;中国今日急务，在整理内政，自图生存，外战既起，法律无效，全国人心更无注意内政之暇，宪政破坏，无以立国，其祸七。总之，对德断绝邦交，加入协约，无利可图，而此后种种祸害，不可胜言，应请全国速电政府，合力阻止，以救危亡。”

应当说，马君武等此论非属党派之见，而是出于公心之论。此论本非偏宕之论，而是国内民众的一般舆论。当时的大多数国民对于“一战”的认识与梁启超最初的言论是基本一致的，即认为德国陆军拥有强大的实力，在战争中必胜，这是有事实依据的。但曾留学德国学习军事的段祺瑞却独持相反意见，他认为德国必败。此时的段祺瑞非常痛苦，因为他无法以既有的事实批驳国内民众的一般舆论。所幸的是，梁启超经过对“一战”的深入研究，改变了自己此前认为德国必胜的观点，转而认为德国必败。梁启超立场的转变，为段祺瑞提供了强有力的舆论支持。不过，梁启超的言论一出，遂引发国内有关对德宣战问题的轩然大波。

康门弟子均对梁氏言论表示激烈反对，其中尤以伍宪子为代表。伍宪子为梁启超知交，也是康门中立宪党后期的骨干成员，但他对梁氏宣战言论颇为不满并竭力劝解：“自抗议起至今将两月，弟始终不以兄所主张为然，但人各有见，不能强同，故弟亦不便反对之，惟今则国人反对之，兄二十年来之名誉今遂顿减。”“自战则愈战而愈乱，则引外兵以平乱而已矣，而中国遂从此已矣。兄数十年拳拳爱国之心，其结果则中国乃亡于兄手，兄纵不爱惜其名誉，独不爱惜国家乎？”伍宪子此番劝解当然是出于好意，其以国民舆论作为劝解梁氏之依据，劝其幡然改辙，可谓苦口婆心，实是出于爱护梁氏之心，但梁氏仍不为所动，足见其立场之坚定。

是时，段祺瑞命陆征祥以总理代表的名义与协约国驻京使节商谈中国参战后的权利与义务问题，梁启超也以在野身份与各国使节时有接触。3月2日，梁启超致书段祺瑞，陈述其与美国驻京使节晤谈情形：“谈颇久，其意总以不加入为善。谓加入后，美国所欲赞助我者，反不便容喘。惟又称总须速行绝交，否则不能取得国际上地位云。我与言，现在尚未提商何等条件，若至万不得已需加入时，其权利条件有与各国连带关系者，拟先请美国赞同，然后与协约国谈判，望美力为赞助。”可见，美国与梁启超立场基本一致，支持中国对德绝交，但是否参战尚需据具体情况予以考量。

段祺瑞与黎元洪的关系在这一段时间几经波折，先是因参战问题决裂，后又修复。修复后，段由天津重返内阁。梁启超则趁此机会连续致书献计：“公既归，京外人皆知外交方针从此决定实行。德国希望既绝，恐其遂铤而走险。鄙意谓宜即日将德、奥商船捕获，免其爆锁黄浦，此目前最要之着。此着既办，即同时宣布绝交，绝交后，徐议条件最为稳便。”

3月8日，梁啟超又致书段祺瑞，对段政府当时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提出意见。梁启超提出了几点意见：一是外交总长问题。二是内阁改组问题，此时宜暂时搁置。三是确定4月8日为下次会期。四是“内阁既不能急速改组，则此次因外交牵连之事，关系极重，若因应失当，则满盘皆输”。五是借机向段政府推荐弟子张君劢，张君劢为法学人才，留学德、日、英前后十余年，研究国际公法及财政经济，为战时不可多得的人才。六是新国会选举此时必须筹备。有关对德绝交方面，梁启超表示，绝交（德国）与加入（协约国），分两步办……“一面即宣告绝交，俟条件商妥，再行加入，此中稍留伸缩余地，则对内对美皆易就范，我公日前主张如此，似是不易办法，请更与润田熟商之”。

关于对德绝交之后收回德租界之事，梁启超也有擘画：“德租界采莫理循建议暂设委员会，由友邦推员公共管理，我亦加入似最合宜;海关所用德人自当停职，宜与各邦商，将我国人久在海关著有劳绩者擢补一部分;可否由外交部与两院外交委员长分别有所接洽;今当最紧要关头，公与东海（徐世昌）似宜多会晤，老成人阅历深，见地必常有高出吾辈也;等等”。

然而，段祺瑞在这件事上并未及时采纳梁启超及张君劢意见，一意孤行，他私授陆军部，采取非常措施，组织公民及军队包围总统府及国会，胁迫总统及国会赞同参战案。

1917年4、5月间，宪法和宣战问题正处紧张之际，黎元洪、段祺瑞之间矛盾升级，内阁与国会间更势若冰炭，故当时一方面有解散国会之风潮，另一方面亦有倒阁之运动。梁启超为国家大局计，颇多折冲斡旋于其间。梁启超之斡旋主张在其《政局药言》一文中，他尤其对国会反对参战之主张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国会自身为保持意思之一贯起见，在今日已完全不能不立于同意之地位，盖既已同意绝交于前，既已绝交，则时时为交战状态，今若反对宣战，则前此之同意绝交，可谓毫无所取义。”“国会自身表示其意思之前后矛盾，非所以自保威信之道也。”有关宣战后内阁是否应该改造及如何改造，梁启超认为“此别一问题，万不容并为一谈。若借此事为倒阁手段，无论其以国家对外事件为儿戏，于良心上有所不安也，而于国会自身乃更不利”。不过，梁启超虽然主张偏于内阁一边，但他亦尽量不生偏袒之心：“吾之所希望于两造者如此，而此希望不能不先求诸国会，盖国会对政府不生问题，政府对国会当然不生问题。万一不幸，而此第一希望不得达，国会对政府已生问题，然政府对国会仍宜勿生问题，此吾之第二希望也。”

1917年8月15日，北洋政府发布由梁启超起草的宣战布告，中国对德、奥宣战，这意味着中国正式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戰。

三

为了让中国顺利参加“一战”，梁启超在协助段祺瑞粉碎张勋复辟阴谋之后，再度入阁，与段携手，担任段祺瑞内阁的财政总长，目的是借此机会重整财政，为中国参加“一战”铺路。

遗憾的是，梁启超在财政总长的位置上只坐了四个多月。但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他协助段祺瑞政府进行与日本的借款合作。他一面主导段政府与日本签订“西原大借款”协定，一面着手整顿币制，改革多年以来积累下来的财政之弊，推行银本位制度，建立中国银行等，一时之间，北洋政府的财政状况得以好转。但是，由于梁启超协助段祺瑞与日本进行借款合作，使得其饱受朝野诟病。很多人认为梁启超多年积累下来的名声从此跌到了谷底，甚至比与袁世凯合作时的名声还要低，再加上他一意孤行，执意推动中国参战，在很多人看来，梁氏此举是要将中国拖下败亡的深渊，而目的只是讨好段祺瑞的武力统一中国。当然，他的计划也很快遭到了失败。四个月之后，连同段祺瑞内阁一同倒台。

从某种程度上说，不论是推动中国参加“一战”，还是发起五四运动，均为梁启超国家主义思想诱发之结果。“五四”的直接导火索，是“巴黎和会”山东青岛问题的失败，导致国内爆发学生运动，目的就是为了阻止和会代表团在协约上签字。

梁启超与闻“巴黎和会”青岛问题失败，第一时间即向国内的国民外交协会领袖林长民、汪大燮发回电报，报告青岛问题外交失败，请告知政府，并设法发起拒绝签字的民意运动。而且，梁的电报一封接一封，林、汪等人为代表的国民外交协会第一时间报告总统徐世昌，徐世昌与汪、林等人商议，授意代表团拒绝签字，汪、林二人并将梁启超电报在《晨报》公之于众，国人惊醒，奋力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