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

“生态”不仅是指人与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关系问题，同时也切入经济活动和社会结构，包含“天人”和“人文”两大系统。这两大系统综汇而成的“文化生态”的历史演绎，正是笔者病中续撰《中华文化生态论》中所探究的范围。2019年底至2020年，新冠肺炎肆虐全球，人类遭遇一场空前规模的生态危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全球面临的最严重挑战。这场几无一国幸免的疫情带来的灾难之一，是沉重打击各国经济：短期内工厂停摆、航班歇业、车輛归库，曾经如火如荼的物质生产及交换活动萎缩。经济下行使各国政府企业家、劳工以及广大工薪阶层，无不忧心如焚。但是，也另有景象——由于工业革命以来发明并广为使用的各类发动机冒烟骤减，天地忽然明净了许多。

以笔者所在的武汉为例，平日站立珞珈山顶、东湖之滨，可以看见的从武汉钢铁公司方向飘散过来的滚滚烟尘，在封城期间已然消弭，抬头仰观，三镇碧空如洗，久违了的蓝天白云回归视野;低头看，宽阔的街道竟有松鼠、黄鼠狼大摇大摆地漫步……

又从电视新闻获悉，曾经游船如织、漂满秽物的意大利“水都”威尼斯运河变得清澈见底，水母、章鱼频现，鸥鸟在河中及岸边嬉戏，甚至出现鳄鱼光顾的罕见场景;罗马诸广场长出青草，海狸鼠、乌龟、野鸭踱步街头。欧洲航天局发布的卫星照片显示，西欧多国的生态面貌明显好转。以烟尘弥漫著称的印度旁遮普邦，人们很多年来第一次看到北边二三百公里之外的雪峰，污浊的河水也变得明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