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芷语

摘 要：二十年前的没有动车和高铁，只有很少的城市才建有机场，诸多中国人长途旅行只能选择绿皮火车，每年春运，火车站可谓人山人海。而当前，我国飞机可以直接到达一些县级市，高铁里程位居世界首位，人们因为选择动车、高铁、动车而被分到了不同的空间种种，不同的交通供给彻底隔离了不同阶层的人群。二十年前的火车中聚集了各个阶层的人，也因此可以将社会中的人情百态充分展示出来。对此，本文以张天翼所著的《我只想坐下》短篇小说为例，对春运中的百态人间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春运;《我只想坐下》;男权

作为当代女性文学界一枚初升的新星，张天翼似乎拥有着比同龄同类作家更别致、独到的“语言镜头感”，她的这一优势在本文的场景规划与细节展演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实际上，语言文字思维与影像画面思维有着惊人的共通点和连结点，这也是汉语言文学和戏剧影视文学两大学科的交集区间。结合跨学科间美妙的关联性，以《我只想坐下》为例，作如下粗浅地解读。

一、《我只想坐下》的简介

《我只想坐下》张天翼所著的一篇短篇小说，小说以春运为背景，其主要讲的是，二十年前一名叫在詹立立的女大学生坐无座火车回家，一路上不仅有家境好的女同学孙家宝主动让座，但也被大汉将座位抢走了。詹立立在无聊、拥挤和漫长的路途中，对帅气的男列车员十分行动，被邀请到乘务室休息，甚至展开了看起来身份交心的密谈。但是，忽然出现的特殊照顾背后是男列车员的心怀不轨。受到骚扰后的詹立立经过心理斗争后最终选择忍受。二十年后，她在重新阐述这段经历的时候，说自己只是“卖半条腿，换个包厢软座”。

二、关于小说情节的具体分析

张天翼十分懂得，如何运用狭小局限的相对静态空间（列车中的固定布局）展演出全景式的整体活动轨迹。她的“列车众生相”展演逻辑，是通过对局部动态空间的文字特写，依次放大出来：从编织个体人物动态出发，扩大到区域性场景动态的规划，再由单个场景动态，串联成车厢群像的全貌。如同有节奏地展开画卷一般，绘出一幅春运列车中的清明上河图。

小说以女主詹立立只买到春运站票为开端，展开她在车厢中几番辗转，卑微拼座的“求生之路”。叙事逻辑以詹立立的接连拼座经历为主线，又以随她而移动的“在场空间”为暗线，有节奏地将列车中的时间与空间交织融合，表现出詹立立一路以来对互有好感的列车员左一夏的认知变化和对人间百态的冷暖感应。

小说情节按照詹立立和列车员左一夏的暧昧情感线发展顺序可以大致分为三幕：

第一幕：从立立和孙家宝结伴上车到孙家宝到站下车。此幕中，詹立立与左一夏双方处于初有印象、互相留意的阶段。期间，孙家宝与立立的相互对话起到了对这一感情线的旁观者助力/催情作用。其中穿插描写了詹立立站着坐车的艰难和凭体力、耐力抢空座的无奈，层层加重立立想要一个好位置坐下来休息休息的迫切渴望。

第二幕：从孙家宝到站下车到左一夏领着詹立立进入列车员休息室。两人互动加深，你来我往，一抛一接，暗流涌动。这一幕，左和詹两人的双向互动逐渐明朗化，也是这条情感线索的疾速发展阶段，两人的对话频率增加，左一夏也十分明了詹立立的即时需求：坐一下。值得玩味的是，两人的名字：詹立立（站立）、左一夏（坐一下）一语双关。言外指代十分明确：詹立立是需求方，左一夏是需求满足方。张天翼通过两人名字的谐音涉及便暗示了这组人物角色的内在关系，为后文两人角色互换以及情节的反转做足了前情铺垫。

第三幕：即是高潮，两人在休息室这一封闭空间发生的剧情陡转。詹立立和左一夏拥有了绝对私密的交流机会，这意味着对话内容的深入和暧昧程度的加深。詹立立此时扮演者话题的主动发出者，左一夏扮演者话题接收者，讽刺的是，“眼看问答成了记者采访，她也想不出别的问题了，就给他讲家里的事。”表面上的话题掌控者是詹立立，而实际上，她却正处于暧昧关系的被动方，这里，张天翼也暗指，女方作为利益受惠方在接下来将要面临着受惠的代价补偿——性侵。两人尴尬的谈话状态表明左一夏并非詹立立抱着浪漫偶像剧般假想的正派男主角，他解决了她坐一下的难题，她也必将在失语的态势下满足他的施惠者需求。

不同寻常的是，本文高潮即结尾，在遭受了“梦里是鸡爪，现实中的是人手”的女性浪漫主义假想幻灭后，詹立立也只能“瓷着，一动不动。瞪圆的双眼悬在半空，人也悬在半空。”此时的詹立立是失语的，在她的潜意识中，这几乎是一种只能忍受的忍受。因为她对左的好感正是建立在其偶像剧男主的外貌和偶像剧男主的标准行为“英雄救美”的强行合理化上，而遭遇性侵后的认知反差，恰恰表明了她对左之前的认定是完全错误的，这种被肉体侵犯后的愤怒和理想三观颠覆后的羞耻促使詹立立“啪嗒一聲关闭眼皮，犹如一个冷酷的旁观者，看着窗外一桩唯她可见的暴行，啪嗒一声合拢了窗帘。”

三、由《我只想坐下》所引发的女权思考

想要坐一下的站立者，彻底失去了话语权。面对潜在规则——按照社会逻辑和两性语境双重压迫下的“自我认栽”，已经坐下来的既定事实在潜意识中让她“就当免费按摩”处理，对于遭受侵犯的有苦难言进行自我吞服、自我催眠。

那么，问题来了。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詹立立的性别失语？正当的权益无法自我维护时，是谁在给受害者进行“语境催眠”？

“我只想坐下”，詹立立的诉求是只想坐下，而左一夏格外清楚这一点。或许他这样的列车老手不止一次地满足过许多个詹立立想要坐一下的需求。症结就在此。在左一夏看来，受惠方理应明白坐下来的代价，这是对于施惠于人者的补偿和报答。这一层面还未涉及两性话语权的问题，仅仅是“施与受”的扭曲的强盗逻辑就足以令人哑然崩溃。再进一层，在“传统”的男权社会语境之下理解这组关系，不难发现：

自男权社会秩序建立以来，女性一直作为“被凝视[1]”、“被审度”的对象，男女不同的社会性别划分本身就处于不对等的地位。而女性群体自身在长久的性别文明演变历程中，自觉认同了这一既定权力关系，甚至将这种“既定关系”视为社会惯例和潜在准则。以无意识的“自我矮化”去践行“他者的欲望[2]”。这种“无意识”从母一辈延续认同到女一辈，“代代相传”。正是这种潜在认同导致了詹立立在被侵犯后的如梦初醒和恍然大悟“原来如此”并自觉承担起“开小灶”“坐一下”的后果。

两人的意识和观念都是错位的，错在“理应如此”。左一夏的“理应如此”是丑恶、鄙陋的;而詹立立的“理应如此”是可悲、可弃的。

树人有云：“从来如此，便对么？”文学与影视并非创造悲剧而是从现实中复制出一幕又一幕的悲剧。一代又一代的詹立立读过了《我只想坐下》，却在真的遇到左一夏时选择紧闭双眼，这难道就是文学也未必能照亮的现实？

注释：

[1]孙峰.“凝视”理论与女性主义电影研究.电影文学，2018（24）

[2]刘玲.拉康欲望理论阐释.学术论坛，2008（5）

参考文献：

[1]周金华、覃愿愿.女权主义在中国：理论与实践困境[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7.15（04）：123-128

[2]南帆.性别、女权主义与阶级话语[J].当代作家评论，2017（03）：4-16

[3]陈实.“春运”报道中的农民工形象研究（2005-2015）[D].湖北大学，2016

[4]张孟琪.西方女权主义公平观及其意义研究[D].山东大学，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