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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飞天》的一些回忆

2020-08-14人邻

飞天 2020年8期
关键词:诗稿小册子飞天

人邻

1

现在我还能记忆起那一天。不知道是张书绅老师给阳飏还是冷焰打了电话,还是写了信,他们通知了我去《飞天》,编辑部的张书绅老师有事情找我们。

我们三个人约好时间去《飞天》编辑部。当时电话不普及,也想不起三个人是怎么约的。那天是上午,三个人到了原先文化厅的旧楼,进了大厅,问明编辑部是在三楼。但几个人都不好意思走在前面,好像还是当时在兰州当兵的诗友冷焰无奈,说了一声,怕什么,我走在前头。到了编辑部门口,也好像是冷焰先推门进去,我和阳飏随后。

记得张书绅是在靠近门口的一张桌子上办公,桌子上堆满了各地寄来的诗稿,拆了封的和没拆封的。只是桌子中间有一尺多宽的一块地方空着,放着一摞他正在审读的诗稿。诗稿边上,是几支铅笔,好像还有一块橡皮,再就是他喝茶用的半旧了的搪瓷缸子。那是我們几个人第一次见张书绅,他穿着洗旧了的蓝色中山装,好像胳膊上还带着套袖,像是旧时候的会计。

办公室里面,还有两张桌子,一张桌子上,有两个人在下棋。张书绅介绍说,这是师日新老师,这是李学艺老师。李学艺,也就是诗人老乡。办公室里没有多余的椅子让我们坐,张书绅有点不好意思,无奈间只能让我们站着听他说。

他说,从你们寄来的小册子(指我们三人和白帆编印的油印诗刊《昨天·今天·明天》),都看了,不错。全国各地寄来的很多。我从里面选了你们三个人的诗,马上要付印了,可你们的笔名不行,乱糟糟的,得重新起一下。

张书绅拿出我们编印的小册子,翻开,指着里面他画了红圈的我们几个人的诗。他选了我们每人三四首诗。那个年代,未名的诗人们都喜欢自己编印各样的刊物,油印几十、几百份,寄给熟识的不熟识的写诗的朋友交流。当然,更重要的是寄给各家刊物,希望能够得到编辑的青睐。

我们寄给张书绅的小册子《昨天·今天·明天》,是我当时的女朋友也是后来的妻子赵波用单位的“白鸽”牌的铅字打字机打印在蜡纸上,然后在油印机上用蘸匀了油墨的滚子,一张一张印出来,然后用订书机装订的。小册子的封面,是阳飏请当时在西北师大美术系上学的朋友刘新华设计的。我用一块三合板按照设计的图案,刻成木刻,滚上油墨印制的。这个小册子,先后我们编印了七八期,每一期都会给几家刊物寄。自然,《飞天》会是首选。记不清当时寄给《飞天》的小册子,是直接给张书绅还是寄给编辑部的。

张书绅一说,想想,也有道理。几个人的笔名千奇百怪,有点近乎游戏。反正是自己编印的小册子,想怎么弄就怎么弄。每一期我们几个人都试着变化笔名,弄得花里胡哨的。

既然张老师说了,当机立断,我们三个出去,站在走廊里,不长时间,各自想好了笔名。再次进去,张书绅看看,说,好,就这样。他又说,你们不要随便换笔名,一个人的笔名要给人记住不容易。

从编辑部出来,知道这一年(1981年)的第9期上,将要有我们三个人变成铅字的诗,几个人兴奋得难以言喻,不知道如何是好,干脆就往黄河边大步走去,边走边说,真是觉得那一天的天都比平常蓝了很多,树也比平常绿了。现在想想,当时的少年轻狂,真是汗颜。

大概是两个月后,《甘肃日报》的《飞天》杂志目录先行刊登出来了。那时候每一期的《飞天》,《甘肃日报》都是要刊登目录的。看见自己的作品要印出来了,而且还在全省最大的报纸上刊登了目录,全省的人都能看到,简直高兴的不行。

9月到了,杂志寄到单位上,长长的一卷,杂志无疑。迫不及待地打开,是真的,自己的三首诗变成了铅字。那时候,似乎全国的年轻人都在写诗,据说《飞天》的诗歌选稿率,不过是千分之七。想想,选登我们的诗,真是不容易。

2

在《飞天》发表之前,有一段时间,我经常会给《飞天》寄诗稿。寄出之后,隔不多久,就会收到厚厚的信封。知道是退稿,打开一看,是铅印的退稿单。留出的空白处,写着名字,中间还有一块空白,是留着让编辑填写退稿意见的位置。后来认识了诗人老乡,再回想,有几封回信应该是他的笔迹。

第一次在《飞天》发稿后,隔一段我们几个人会去编辑部拜访。除了拜访张书绅老师,也会去拜访既是编辑也是当时声名赫赫的诗人的老乡。

第一次去找老乡,是在文化厅那座楼上。老乡当时住在六楼拐角的一间房子里。

几个不速之客敲门,许久,有磨磨蹭蹭的脚步声过来。老乡开了门,见是我们几个人,只是开了不到一尺宽的一道门缝。一脸茫然,似乎还沉浸在思索里的样子,就堵在门里面跟我们说话,没把门打开请我们进去的意思。那一次,究竟进去了没有,已经想不起来了。也模模糊糊记得似乎是进去了,只是待了几分钟,看老乡没有跟我们更多谈话的意思,就知趣地赶紧告辞了。那一年,老乡先生才三十八岁,真年轻啊!

后来,张书绅老师专门负责编辑《飞天》的“大学生诗苑”,且将这个栏目办成了全国刊物里几乎是最知名的诗歌栏目。栏目的知名也大大提升了《飞天》杂志在诗人中的影响力,全国的大学生写了诗,几乎都是首先往《飞天》寄。而其中的主要缘由,是张书绅老师超出常人的敬业,几乎每信必复。我后来有机缘看到那些诗稿,在诗稿的四边空白处,他用铅笔回复的文字,一一指出诗稿的优点,也指出不用的原因,再就是鼓励的话。“大学生诗苑”在那个年代,也几乎成为大学生诗人成名的标志。现在诗坛上声名卓著的几十位诗人,几乎都是首先为这个栏目重点推出的。

3

跟《飞天》几位老师的熟识,是源于这之后的一次活动。大概是1985年的5月,《飞天》编辑部组织诗人河西走廊采风。编辑部通知阳飏参加(那时候他已经在《星星》诗刊大组发诗了),阳飏叫我陪他一起去编辑部。见到老乡,老乡看看我,忽然说,你也一起去吧。能不能请上假?我自然是大喜过望,赶紧回去请了假。

河西走廊那一行,人马壮观,带队的是何来、老乡,还有林染、万家斌、唐光玉、李鹏、崔桓、韩霞,还有一些我想不起来了,大约有十三四位。那一行,张书绅没有去,不知为何。也许是他忙着看稿子,没有时间。

那一行,从武威、张掖、酒泉,一直到嘉峪关、敦煌。那也是我随着一群诗人第一次远行。一路上,何来的善谈、老乡的睿智、林染的热情、唐光玉的即兴故事编造,还有淳朴的李鹏,刚刚从大学毕业就职的崔桓、韩霞,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诗人老乡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尤其是两件事。

一件事,是因由阳关。阳关声名太大了,唐诗里写到阳关的诗句不知道有多少。莫高窟看罢,一天去看阳关。一行人走着,带路的人说就快要到了,老乡却停下不走了。任凭几个人劝说,原地不动。大家都不明白,我更是不明白,就要到了,机会难得,为何不去看看?多年以后,我才想明白,以陽关声名之盛,实在是不宜去看。也实在是这样,及至到了,遗迹不过是残颓的四五米高的一座土台子。也许,真的是将阳关留在唐诗里面最好,想象就是。本来的近乎无限,及至看到,会失望的。

再一件是返回的时候,卧铺票难买。敦煌站当时还叫柳园站,只有过路的车。当地的朋友费了很大劲,才买到了不多几张卧铺。夜晚上车,按照人头,多一半人要坐在硬座上熬一个夜晚的。按说,老乡的年龄在一行人里居中上,应该去卧铺休息的,可他不去,就在硬座陪着我们说话。那一晚上,也是因为兴奋,胡乱说了许多现在想来可能十分幼稚的话,可是老乡还是很认真地听着。

这一行之后,渐渐跟《飞天》熟悉了。自然,跟老乡的接触也多了起来。这中间有两件事可以说一下。一次是因为退稿。《飞天》的主编杨文林退休后,好像是原先在《甘肃日报》的段玫过来负责。一次,我给老乡一组诗,老乡选了几首,终审没有通过。不知道为什么,我竟给段玫写了一封信。大意是我写得不错,为什么终审没有通过呢?老乡可能是觉得我误会了,后来还把他的送审稿签给我看过。

还有一件事,是昌耀去世之后,因我和昌耀有过几面之缘,且极欣赏他的诗作,给《星星》诗刊写过一篇纪念文字。其中写到昌耀的诗《图伯特女人和他的男人及三个孩子之歌》一诗在《飞天》发表的时候,给终审删去了两节。我记不清这件事的来由,而事实是不准确的。后来,当时任主编的李云鹏老师看到,给我发信息,说是不确,没有这样的事情。李云鹏老师在信息里没有指责我,但我还是感到深深的自责。后来几次跟李云鹏老师见面,他都是君子之风,从未提起这件事。

4

一晃,从1981年在《飞天》第一次发表诗作,到现在已经近四十年了。时间迅疾,真是快到难以想象。四十年,如此漫长,就这样几乎是一瞬间就过去了。中间这些年,虽然外面的刊物也可以发表作品,但每隔一两年,我都会给《飞天》一些作品。几位年轻编辑郭晓琦、赵剑云也会隔一段发来问候,问我写了什么,有没有什么稿子可以给他们。有些时候想想,《飞天》跟我,已经不再是刊物编辑和作者的感情了。前几天跟阎强国见面,说起手机号,他说,我好像没有你的手机号。我说,我有你的。我调出来给他看。我说,你不像话,我有你的电话,你竟然没有我的电话。说着,我在他的头上亲昵地拍了一下。换句话说,后来的《飞天》,几任主编、编辑,因为比自己的年龄小,甚至小很多,跟自己的关系,已经是近乎家人那样随意了。

这些年,退休的何来老师、李云鹏老师因在外地,很少见到了,可心里是挂念的。李云鹏老师心态年轻,还不时给我发微信,交流各样的信息。

四十年过去,那一代人毕竟是老了。张书绅老师的去世,是多天之后才知道的。一个对文学极为看重的人,一个文坛少有的兢兢业业的编辑家,一个善良的长者,就这样悄然而去。甚至,为了不打扰我们这些晚辈,葬礼也不让孩子告知我们。

老乡先生也于三年前走了。我们一行晚辈去天津向他辞别,他神色自若,依旧谈笑风生,让孩子安排我们好好喝酒。甚至特别交代,别把谁漏了。

四十年过去,我也退休了,不时在两地行走。在兰州的时候,也几乎不去《飞天》。只是偶尔有什么活动,上楼去办完事,转到编辑部看看。我熟识的诗人、书法家、前任主编马青山已经上了一层,在省文联任职。小说家阎强国呢,已经在负责《飞天》了。我认识的编辑郭晓琦、赵剑云,也已经是资深的编辑,且也都是出色的诗人和小说家了。

这个刊物,从其前身《甘肃文学》《甘肃文艺》《陇花》《红旗手》到《飞天》,已经走过了七十年的漫长道路。想想,七十年真长;想想,七十年也不长。就像一棵大树那样,七十岁的《飞天》也不过才刚刚成为大树。要成为参天大树,它的岁月还早着呢。

责任编辑 赵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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