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雅琴

摘    要： “贱内”“拙荆”是我国古代对女性的称呼，不仅体现了中国语言的特色，而且诠释了一种文化现象，是封建社会男尊女卑思想的产物，又是中华民族“以礼待人”的文化传统。瑞典作为西方文化的代表，拥有不同的教育模式，同时是世界上两性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之一，本文就中瑞在“贱内”“拙荆”上的文化差异，探讨对外汉语教学中中瑞文化差异的解决策略。

关键词： 中国文化    称谓    女性地位    对外汉语

一、词汇与文化

伽达默尔在《文化与词》中曾经说过，动物通过自己的体味和便溺找寻自己的来路，人却通过语言辨认自己的来路，一个人是这样，一个社团、一个民族都是这样[1]。文字作为语言的书写符号，记录一个社团及一个民族的文化脉络与历史变迁。词汇作为语言的一部分，每一个词都呈现出一段历史时期的特定文化特点，词汇是拼接历史文化地图的碎片，词汇的学习总是离不开文化，就像语言的学习总是不能割裂文化的学习。

二、“贱内”“拙荆”与中国文化

“贱内”“拙荆”是我国古代对女性的称谓，称谓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还是一种文化现象。中国语言中对于女性的称谓变化首先体现了中国从古至今男性与女性地位的变化，是中国封建社会体系的遗留，也是中国谦称文化的产物。

1.中国女性地位的变化

中国女性的地位从原始生活开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母系氏族的主宰者，男女平等的过渡时期，父权社会的附属品。在原始社会时期，社会生产力低下，男性负责狩猎、捕鱼等工作，女性负责采集、制陶、抚养后代等工作，由于男女社会分工的差异，造成了男性与女性地位的不平等。由于男人的工作具有高风险、低回报的特点，在植物资源丰富的原始社会，女性的工作具备低风险、高回报等优势，并且获得了制陶等手工技能，导致男性在经济地位上的劣势，在一无所获的时候依附于女性。在原始社会，人们缺乏生理意识，认为女性孕育后代如同大地孕育万物一样来自一种神秘力量，女人是掌管人类命运生死的神，女性在这个时期俨然成为人类的精神崇拜。到了新石器时代，原始农业与畜牧业的出现，使男性的体力优势开始展现，逐渐取代了女性在农事生产中的地位，妇女的阵地开始转向家务劳动，并以抚养后代为主。男性势力逐渐上升，妇女在母系氏族的统治地位受到了威胁，但这种关系延续了一段时期，基本达到了男女平等的状态。随着生产力的进步，采集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犁耕农业取而代之，男人在农业与畜牧业上的主导地位使男性在经济地位上处于优势，女性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丧失了施展拳脚的机会，只能局限在家务劳作之中。此时人们开始意识到女性孕育生命的能力并非来自自然界的神秘力量，而是男女结合的自然现象，并且男性自视为创造生命的决定性因素，把女性的地位从神坛拉下低谷，男女地位的转变由此拉开序幕。

2.儒家文化与父权制体系

春秋时期，父权制度已经建立，男尊女卑的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儒家女性观视“顺从”为女性的最高美德，在社会生活中对妇女的束缚俯拾皆是。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代，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在加固社会男权的同时，进一步提出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及妇女应该建立起一种符合社会伦理道德的理念——妇道，这种理念包括对男性的绝对服从。儒家文化以男性为中心、家庭为半径，为女性的思想与活动领域划定范围，不仅导致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丧失话语权，而且让女性开始认同自己的最大价值就是奉献家庭、顺从夫君。由于女性在社会地位中的劣势，让女性受教育对社会来说是一种浪费资源甚至逾越常理的行为。并且社会把女性因缺乏教育与自我意识而导致的“无知”“顺从”视为女性天性具备的特点。丈夫称妻子为“内子”“贱内”“糟糠”，女性则自称“贱妾”或“奴家”。妻子称丈夫为“良人”“官人”“老爷”，丈夫在妻子面前自称“我”或“吾”。夫妻在称谓中的差别体现了我国封建传统男尊女卑的思想。

3.自谦与称谓

戴昭铭先生认为“称谓”：“是人类社会中体现特定的人际关系中的特定身份角色的称呼。這种称呼总是反映着一定社会文化或特定语言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2]女性的称谓除了揭露了女性在封建社会的从属地位中，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自谦的文化传统。中国作为一个礼仪之邦，以礼待人被视为社会应遵循的规则。称谓中既包含敬辞又包含谦辞;敬辞中的称谓诸如“令尊”“令堂”“令爱”“令弟”等，“贱内”“拙荆”“鄙人”“家严”等属于谦辞称谓。对人尊称，对己谦称，都是为了更好地体现中国“谦逊”的文化。《尚书》中称：“满招损，谦受益。”《礼记·曲礼》：“夫礼者，自卑而尊人。”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即便是九五之尊的皇帝，也用“朕”“孤”“寡人”等自谦。“贱内”“拙荆”都是古代男子在外人面前提及自己妻子的称呼，由于古代女子的活动范围不超出家门，因此用“内人”代替妻子，“贱内”中的“贱”指身份卑微，这里指的是自己，意思是我这个卑贱之人的妻子。“拙荆”一词出自《太平郁览·卷七一八·钗》引自《列女传》：“梁鸿妻孟光，荆钗布裙。”意思是说，梁鸿的妻子孟光，以荆枝作钗，粗布为裙，生活俭朴之意。“拙”原意是愚笨，此指谦称“自己的”。因此，“拙荆”就被用来谦称自己的妻子，又可称为“拙妻”“拙内”。

至今，经过“五四运动”与社会的发展，这类带有明显等级观念与贬低妇女地位的称谓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等级烙印与男尊女卑等不鲜明的称谓留存至今，适用于特定场合，人们使用这类称谓词语更多的是表达谦恭的态度，旧时贬低妇女的意味逐渐减弱，称谓文化在与时俱进的同时还承载着中国文化的自谦与礼节。

三、瑞典文化与“贱内”“拙荆”

1.瑞典文化与男女平等思想

由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经历过男权至上的统治，因此以男性视角建立起的社会夸大了男性与女性的不同，并构建了一套男性审美体系，导致男性在社会生活中占主导地位，使社会对两性的不正确认识形成一种刻板印象。随着女性意识的萌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人文科学方面掀起了一股分析与研究性别问题的狂潮，妇女开始意识到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劣势及尝试挖掘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瑞典捷足先登在十三世纪五十年代就已经颁布禁止强奸和绑架妇女的法规，瑞典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开始从家庭、教育、政治、就业、安全等方面颁布一系列保障女性权益的法规。瑞典政府高度重视对青少年的教育，尤其是塑造青少年的价值观。把“平等”的观念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传递给青少年，在称呼上，老师与学生直呼其名并无大碍;在课程学习中刻意让女生接触土木，让男生了解看护，以打破因世俗男女差异而造成的刻板印象;课上，鼓励学生表达与讨论观点，教师不能妄加评论学生的观点，不仅体现了男女平等，还强调了教师与学生的平等。时至今日，瑞典是世界上男女平等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瑞典人民的平等观念相比中国或其他国家有很长的历史渊源，这种深入人心的观念势必会跟中国受传统儒家文化浸润的文化产物相冲突。

2.文化冲突

首先是中瑞授课方式不同，瑞典学校偏爱采用讨论的形式进行课堂学习，中国的授课方式是老师讲解，留给学生发表意见与讨论的时间较少。在对外汉语课堂上，根据课堂类型的不同，不能保证每堂课绝大部分时间都属于学生，课堂讨论时间占比不及瑞典学校，这对习惯了讨论学习的瑞典学生来讲是一种需要适应的文化。

“贱内”“拙荆”是中国旧时男子在外对妻子的谦称，由于“贱”“拙”等词初看是对妇女的贬低，中国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观念与瑞典男女平等的观念格格不入，如果缺乏对中国称谓文化的深入了解，就可能会造成一种强烈的文化冲击与挑战，使瑞典学生很难接受这样的文化而得出中国文化就是与时代不符的男权文化。

由于对外汉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使用汉语的能力，文化教学势必会服务于语言教学，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对任何一方的武断切割都会破坏其原貌。在涉及文化历史背景的词汇时，如果只是理解表面意思和用法，便无法窥探该类文化的全貌，学习一门语言需要学习一类文化，文化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习得语言。世界上没有两种完全相同的文化，文化差异是一种常态，文化教学或语言教学伴随着文化差异。文化差异并不意味着文化冲突，从差异到冲突并非是一个必经的过程，教师的引导必不可少。

四、文化差异与解决策略

1.树立跨文化意识

面对陌生文化，尤其是与自己民族文化相差甚远的异国文化，应该采取包容和开放的态度，这对于了解一种新的文化或学习一门新的语言至关重要。语言承载着文化，文化由语言呈现出来，无法接受异国的文化，就会在学习语言的道路上碰壁。每个人受不同的社团与民族文化浸润，独特的文化塑造着一个民族的观念和价值观，如果执着于以自己的眼光看待问题并视自己的文化理念为判断一切文化冲突的标准，就势必会限制人的视野、局限人的思维，更严重的是，对于汉语学习者来说可能会错过洞悉文化与语言的新视角。对于对外汉语教师来说，树立跨文化意识是上好一堂课的必要前提，教师需要以宽容、开放的态度引导学生，并透过两种文化的冲突寻找两种文化的交汇点，认识与感受文化的差异，探究文化差异的来源，坚持文化平等原则。

2.调整教学方法

对外汉语教师在课堂讲授时宜选择学生更易理解的教学内容，尤其是涉及文化差异的内容，提前查阅相关资料探究文化差异的原因，面对课堂产生的新问题，教师要具备处理文化冲突的能力。首先最重要的态度是肯定客观事实，文化承载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有精髓也有落后于现代社会的部分，文化具有两面性，正是文化的这种特性推进了文化的发展，同时一个民族所具备的文化特征是客观存在的，不能主观改造。其次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讲解的同时应给予学生话语权，尊重学生的想法，谈及“贱内”“拙荆”这类称谓，不妨拓展中国的称谓文化，并结合讲解每种称谓出现的时代背景传递出的特定文化价值观，不仅可以避免学生因片面的词汇理解而对中国文化以偏概全，而且可以激发学生探究中国称谓文化的好奇心与兴趣。教师在对外汉语课堂中在文化内容上分配过多时间可能会本末倒置。为避免语言教学与练习的缺失，教师可在课前布置任务让学生自主查阅相关历史文化。由于瑞典学生更习惯课堂讨论的学习方式，课堂上以讨论形式探讨称谓文化体现的文化差异，语言练习与文化学习同时展开，教师需要扮演的是参与者与引导者的角色。

对外汉语教学不仅要教授一门语言，还要传递一种文化，文化教学相比语言教学不乏教育作用，文化教学不应成为对外汉语课堂上的忌讳，过度的权衡文化与语言教学的占比势必会掣肘学习者的语言习得。学习一门新的语言本身就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结合文化知识更易于掌握交际规则，比如中国的称谓文化本身是中华民族在人与人的交往之中形成的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交际规则，知其所以然更有助于语言学习和语言交际的习得。学习一种语言，掌握一种语言的背景文化知识，在讲授称谓文化时，文化背景知识不可或缺。

3.称谓与文化态度

中国的称谓经过了历时的变化，由“礼”一脉相承，沿袭至今的称谓已经过历史的筛选，不仅传承了中国古往今来追求“谦逊”的美德，而且展示了中国从古至今的文化变迁，称谓是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特定的表示尊重的言语行为，称谓的变化与扬弃体现了中国女性地位的发展历程。“贱内”“拙荆”虽是贬低女性的称谓，但并不意味着它们的出现没有价值，因为它们真实地反映了一段历史，这段历史承载的文化是多样的，词汇如同冰山的一角，能够挖掘出潜藏的文化。语言与文化的紧密型决定了我们对待文化的态度。对外汉语教师在对待文化冲突时，需要充分、完整地了解异国文化，通过文化了解学生与文化心理，更利于因材施教。虽然一种文化总是遭遇其他文化的质疑，但文化并不一定都是对立的，中国文化能绵延至今就在于其包容性，中华文明能够受其他文明滋养，在时代的潮流中不断完善。

参考文献：

[1]申小龙.汉语与中国文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2]戴昭铭.文化语言学导论[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6.

[3]郝继东，周丹.从“女神”“女人”到“女奴”——由汉字看古代女性地位的变化[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5）：93-96.

[4]戚如強.瑞典青少年社会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特色及启示[J].外国中小学教育，2017（9）：1-5.

[5]唐智芳.文化视域下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