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森与郑孝胥交往考述

2020-08-13于宏喆

文教资料 2020年14期

于宏喆

摘要：孟森与郑孝胥皆有经世之志，而旨归终不同。二人从相识相知、共谋立宪，到相互交恶、分道扬镳，前后三十余年，由同志而暌隔，莫不与时局变迁与个人选择密切相关。

关键词：孟森郑孝胥晚清

孟森，字莼孙，号心史，江苏武进人。早年曾在译书院工作，后与郑孝胥相识，参与广西龙州边防及清末立宪。民国建立后，投身民国法政建设，后专心修史。郑孝胥，字苏龕，号海藏，福建闽侯人，以诗书见长。曾为晚清名督张之洞、刘坤一、盛宣怀等人幕僚，随岑春煊督广西边防，逐渐在政坛上崭露头角。辛亥革命后，在孟森等人的屡次劝说下仍拒绝参与民国政权，最终与日人合作，出任伪满洲国的国务总理。

孟森与郑孝胥的交往按照时间和二人的密从程度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05年至1907年，孟森入郑孝胥幕中，二人一见如故，致力于龙州边防的工作;第二阶段为1907年至1931年，二人先倾全力投入到晚清政治立宪，但民国建立后，由于政治立场不同，二人的关系和交际圈出现了明显的分化;第三个阶段为1931年到1938年，“九·一八”事变后，郑孝胥在长春出任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孟森未与郑孝胥见面，最后一次见郑时更以七言古诗直刺其“失节”，表明两人因政治理念的不同而交恶。

孟森与郑孝胥关系的演变，反映了士绅阶层在外敌入侵背景下对日态度的分化，由此探讨在面临民族危机时，士绅阶层面临的复杂矛盾对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的深刻影响。

一、龙州边防一见如故

清朝末年，出于内外交困的空前压力，清政府被迫进行了历时十年的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1901年慈禧颁旨推行“新政”，时郑孝胥在两广总督岑春煊幕中做幕宾，深得岑春煊的信赖，多次被其保荐于龙州试行新政，很快便获得了批准。

1903年6月郑孝胥到达广西，根据广西匪患严重的情况，他在龙州大力筹划边防。在这期间他积极寻求人才，孟森主动赴幕。此前孟森在南洋公学译书院中工作，结识了郑孝胥的弟弟郑孝柽，通过这重关系，二人早就互有耳闻。至于孟森之所以前来，据孟森的弟子吴相湘所说“1894年郑孝胥自日本游历回国后的言行尤使孟先生感动。”①（3），孟森4月7日的日记所记：“家中小儿苦不得肉食，约以今日吾生日烹一（雌）（鸡），餍饫之，未知行否。书二绝，留问之。”②（29）郑孝胥虽出身于书香世家，但早年丧父，并在科举中屡次失意，游幕时期遍尝艰辛，可见他对于孟森的处境十分理解，有惺惺相惜之感。

在二人正式見面前孟森曾在案头遗诗给郑孝胥“空余鲁叟乘桴意，思与高人对榻论”③（981）。郑看后大为感动，在日记中记道：“天下皆知余将去龙州矣，孟莼孙奋然浮海来游，亦奇士也。”③（981）这是郑孝胥对孟森最早的评价。透过这样的记载，不难看出二人在交往前即互相倾慕，评价甚高。

郑孝胥在龙州任上兢兢业业，当地长期的匪患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孟森到后围绕郑孝胥的活动著成了《广西边事旁记》这一纪实作品，在序中孟森写道：“见公私笺奏、函牍，批答高数尺者数十束，悉太夷笔，无一假他人手，私叹其精力之绝。”④（3）这本书的写作及出版对郑孝胥的政绩起到了很好的舆论宣传作用，郑孝胥阅读此书后赠答诗给孟森，字里行间洋溢着对孟森的褒扬：

希仪事在《广右录》，藤峡乱详《炎徼》篇。今代毗陵有孟子，欲追田氏轶荆川。

能忘新旧学不俗，一泯穷通骨已仙。老我无闻身可隐，看君《旁记》日流传⑤（14）。

郑孝胥在龙州期间兴办学堂，孟森也曾大力协助。6月29日的日记中郑孝胥写道：“学堂季考，使莼孙往视考。”③（999）对于新式学堂，孟森在日记中写下了认识：“往居学堂林立、课本纷陈之地，略不措意，虽勉入其中，意常谓此事非为我辈设。”②（10）但在与郑孝胥畅谈“新旧学派”之后，他认为新学实有过人之处。经过若干时日，孟森对郑孝胥充满敬佩，他在日记中记道：“每日与京卿纵谈，恍然于故纸堆之外，别领略一种名臣风采。”②（10）1905年4月5日孟森为郑作《学社开社记》，同时期的《武建军资念塔记》，也是由他撰拟的。

在1905年短短一年中，郑孝胥与孟森几乎每日相处，在面对孟森时，郑孝胥是幽默而放松的。无论戏言欲作《道学捣鬼记》借以嘲讽社会盲目趋新风气，还是夜听池塘蛙声后流露“众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③（993）的评价，众多不便对外谈及的话题他们之间也不避讳。在龙州盛会郑向孟吹嘘“我固有呼风唤雨之手段，翻江倒海之神通也”③（1004）。9月26日上海制造局向朝廷上书请郑当督办，郑以韩愈的诗自比对孟开玩笑说：“独不闻少室山人索价高，两以谏官征不起。”自负之态溢于言表。孟森也称郑为“将之良者，恒兼宰相器”①（136）。

在个人私事上郑孝胥对孟森也毫不隐瞒，在4月21日二人谈起了郑的情人凤雏（金月梅，上海名伶，与郑孝胥暗中相许），孟森被他们的爱情深深地打动，从此郑孝胥对孟森更是推心置腹、无话不谈。5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语孟莼孙曰：‘中国新少年喜自由而女权尚未发达，如废娶妻之法，少年任纳数妾，去留自便，仍可居未取之名，此说一出，恐必为世界所欢迎。相与抚掌久之。”③（995）这里的“相与抚掌久之”，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二人意气颇为相投。

早在3月22日，孟森与郑孝胥谈论法律施行的必要时，孟森心中就升起了“欣然决游学日本之意”②（11），郑孝胥出资帮助孟森及其弟孟昭常赴日求学。在1906年4月至1907年5月之间，《郑孝胥日记》中二人的通信记录达七处之多，虽然信件的内容已经遗失，但从数量上足可见二人交往之密，在留学期间孟森学业成长迅速。1907年，孟氏兄弟归国后便投入轰轰烈烈的宪政运动中。

1903年至1907年，尽管时间跨度不大，但孟、郑二人相识相知，相互欣赏，过从甚密。在公务上的合作和私交上的亲密让二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二、“九·一八”事变前的合作与分化

日俄战争后，国人透过日本的胜利深感施行宪政的紧迫性，宪政呼声高涨，1906年9月，清廷颁布了预备立宪谕旨，郑孝胥应张謇邀请去江苏法政讲习所演讲为宪政研究会的开展做前期准备，后郑孝胥在全国宪政的三年高潮阶段连任会长，不仅靠自己组织和宣传，还与孟森及其弟孟昭常等留日宪政精英的维护密不可分。

在龙州期间，孟森与郑孝胥就阅读了斯宾塞的《群学肆言》，接触到了斯宾塞的社会学理论，并对宪政政体如何推行有过讨论，孟森在日记写道：“斯宾氏发群学，可为科学之理……京卿言，此事体大，万国未立为专科，拟特联一会，研究之。”②（31）从此记录中可以看出二人对宪政心仪已久。

1907年，孟森学成归来，表达出了极大的立宪热情。他以预备立宪工会为依托，组织民意机构，推进政治改革的步伐。1908年，身为《东方杂志》编辑的孟森，以《东方杂志》为平台积极发声，撰文讨论宪政事宜，提倡君主立宪。1908年，孟森在北京致力于国会请愿活动，然而先后两次的请愿活动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孟森回上海后便频繁来往郑孝胥住处请教得失。1909年，江苏谘议局成立，孟森当选为谘议局议员，随后孟森又被推选为江苏谘议局书记长。1910年7月27日，孟森前去拜访郑孝胥，郑孝胥乃于次日在上海雅叙园设宴为孟森饯行。

民国建立后，郑孝胥虽与新旧各派仍都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但几次参与未果，最终隐居位于上海的海藏楼，这一期间他在日记中更是下了“余与民国乃敌国也”③（1705）这样的定论。与隐居海藏楼组建读经社、一元会“甘当”寓公的郑孝胥相比，孟森渐渐在政治上崭露头角，逐渐关注实业，他仍常来造访郑孝胥，与郑讨论政事。

孟森在民国政局中声望渐隆，屡次邀请郑孝胥参政。武昌起义后，孟森劝郑孝胥不要做遗老，而郑孝胥对孟森说：“共和者，佳名美事，公等好为之。吾为人臣，唯有以遗老终耳。”③（1356）孟森给郑写信道：“毋庸再蹈谢皋羽、汪水云之成迹。”③（1356）意在劝他不要违背潮流而动。可见此时，二人政见已然不合。

1912年12月25日，孟森问他：“华侨有选举权，闽人最多，若劝举公为议员，他日入上议院，尚可主张大计，公能往否？”郑孝胥却回答道：“窃不愿受其选举也。”③（1447）坚决表明了他不愿共和的立场。孟森同年与张謇向袁世凯提出多项建议以减轻政府财政收入，受到袁世凯的信赖，孟森于次年成功当选众议院议员，后参与起草国会宪法。

郑孝胥并非绝意于仕途，只是在清廷和革命党人间游离，但对于实现“共和”，郑孝胥在日记中表露了心声：“南方士大夫毫无操守，提倡革命，附和共和。”③（1358）可见郑孝胥虽内心向往共和政体，但出于对社会的长期观察，他认为共和的理想并非一朝一夕可以达成。郑孝胥既然对南方依附共和倡言革命的士大夫嗤之以鼻，他自然是不愿意与之为伍，反而向执意做“披发狂”的遗民陆炜士等人靠拢。

从1912年12月的对谈，我们可以发现二人对于民国当局的态度已经有明显的不同，但二人虽然政见有别但私交仍旧密切。孟森代人向郑孝胥多次求字，如庄蘩诗、陈陶怡、沈友卿等人，他都一一应承。但当孟森带着蔡元康送冯国璋的寿联，请郑孝胥为其书写，郑孝胥“却之”。可见他对民国军阀的敌意。孟森在1914年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后逐渐无心政治，孟森致力于翻译、出版行业，与其子孟心如主编《兴业杂志》，倡导实业。

1916年孟森母亲去世，郑孝胥亲往吊唁，为其母作诔文③（1620）。1918年8月4日：“孟庸生来，云莼孙已赴粤，示《渡海》乞和之。”③（1739）请郑孝胥为自己的诗做和诗。在10月26日他写道：“至一品香，孟莼孙之子完娶，于此行礼。”③（1751）在此之后，孟森的弟弟和夫人相继去世，郑孝胥在日记中也有相应记载。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日记》多有缺失，在现存的日记中对孟森的来访也是寥寥数语多是“孟莼孙来”这样四字而已，或是同人聚会中孟森在座，对政事再无涉及。

郑孝胥于1924年在溥仪老师陈宝琛与庄士敦的推荐下，北上任小朝廷的懋勤行走与总理内务府大臣，上任后他便进行了整顿内务府的改革，后协助溥仪出逃天津，后因受到排挤而归沪。1925年，郑孝胥重回天津随侍溥仪，后他与大儿子郑垂多次与日方联络再图复辟。这一期间，孟郑二人虽没能见面但仍保持书信往来。

可见，自1911年武昌起义开始，孟、郑二人已经出现政治上的分歧，但这一期间，孟、郑二人曾先后淡出政治，因此二人并没有发生直接的冲突。二人的私交得以延续，并不涉及政事。

三、伪满时期交恶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易手。郑孝胥于事变第二日得知消息，很快萌生了应由军人、商人联合向日本上请愿书，倡议东三省、内蒙建立独立国家的想法。在10月7日的日记中，他吐露道：“彼以‘双十为国庆，适二十年亡矣，此诚巧合，天告之也。”③（2344）同年，孟森受聘于北大，著書立说，并培养了大批弟子。自1932年郑孝胥出任伪满洲国汉奸总理后，二人几乎不再联系。

1937年《海藏楼诗》出版前，郑孝胥邀孟森作序，孟森几次推却，最终作序并以二绝句“诗人拥节事专征，仰视飞鸢瘴海行”⑤（7）题之，并说他“所行皆负气之事，所作亦皆负气之诗”③（8），这时在孟森眼里，郑孝胥只有负气二字。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北大师生迁往西南联大，孟森坚持留守北大继续其研究，其间发生了日人骗图事件⑥，孟森一病不起，经医生诊断后确定为胃癌晚期。

1937年11月10日，郑孝胥和郑孝柽去北京协和医院看孟森，从孟森所作诗文中我们可以推测当日孟再次劝郑收手，但郑孝胥一意孤行，孟森遂与之决绝，并作诗讥讽他。孟森作《郑氏兄弟父子昨来寓拟寄二律》中写道：“七载参商迹两歧，合并仍恐见无期。”表明两人已非同道中人，其中的“七载”前，正是1931年。其中还有这样的诗句“为报故人消息恶，膏肓攻达窘医和”，故人与自己分道，让孟森深感无力。不久，孟森写下《枕上作有赠》等诗交给罗常培，其中“君不见贵由赵孟何如贱，况有春秋夷夏辨！”⑦（123）直指投靠侵华日寇的郑孝胥。1938年，孟森病逝，同年3月15日郑孝胥死于长春。

孟森与郑孝胥“道义断交”，并非二人反目成仇，而是二人在动荡的时代背景中，既受到经历和背景的影响，又受到环境和人事的裹挟，半自愿、半被迫地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从而不得不断交。郑孝胥早年游幕于晚清名臣，饱学儒术，一方面使他对清廷非常忠诚，无法认清中国的真相，另一方面来自日方的诱惑及与罗振玉等人在小朝廷的恩怨，让他无法舍弃呼风唤雨、荣华富贵的生活。主观与客观因素，使他无法认清大清王朝大势已去及日本对中国侵略之实，乃至罔顾朋辈绝交之劝阻，强任伪满国务总理。孟森虽承郑孝胥提拔之恩，却并不对清廷有那般“忠诚”的包袱。赴日留学的经历，让他接受了西方近代学术文化和社会经济思想的影响，不似郑孝胥有追随清廷于关外的心理动机。加之其于清末民初远离政治，专心治史，乃不至于误入迷途。

总之，作为晚清民国时期的士绅，孟森与郑孝胥近三十年的交情，在家国危机面前最终破裂。在复杂的近代局势中，透过二人的交往历程，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在救亡图存的探索道路上面对的重重矛盾。但在民族危机面前，以孟森为代表的爱国知识分子能牢牢地站稳脚跟，身系国家命运，深研国学和法政改革，不断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后专心修史成为著名历史学家。郑孝胥等伪满官吏，作为政坛上的既得利益集团，不顾友人孟森的劝阻，自毁晚节，成为历史的罪人。可见处于从晚清到民国的政治变局，人生选择在民族道义上存在天壤之别。孟森与郑孝胥之分道，即此实例，足以使后世深刻警醒反思之。

注释：

①何修龄.孟心史学记[M].北京：三联书店，2008.

②孟森.孟心史日记·吴慈培日记[M].谭苦盦，整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

③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3.

④孟森.广西边事旁记·孟森政法著译集刊[M].北京：中华书局，2008.

⑤郑孝胥.海藏楼诗集[M].黄珅，杨小波，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⑥作者按：北平沦陷后，有自称东方文化研究会的人由日本宪兵驾车到北大找孟森借走他珍视的《宣统三年调查之俄蒙界限图》，遂骗去不复返.

⑦陈平原，夏晓虹.北大旧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参考文献：

[1]中国国家博物馆.郑孝胥日记[M].劳祖德，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3.

[2]郑孝胥.海藏楼诗集[M].黄珅，杨小波，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3]孟森.孟心史日记·吴慈培日记[M].谭苦盦，整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