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梦颖

摘要：古籍版本学是一门历史悠久而又年轻的学问，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古代文学一跃成为广受追捧的热门学科。在此趋势下，古籍版本的研究也如老树新花般重新绽放光彩，为古籍研究学者及爱好者所青睐。本文在梳理古籍版本史的基础之上，结合曹之先生的《中国古籍版本学》、黄永年先生的《古籍版本学》和李致忠先生的《古书版本鉴定》对古籍版本的研究成果，简要谈谈自己对古籍版本研究的理解和对古籍版本研究前景的思考。

关键词：古籍;版本;曹之;黄永年;李致忠

中图分类号：82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20）18-0066-03

五千年的中国文明孕育的优秀传统文化，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流传至今，其中最为世人所珍惜的，莫过于那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这些珍贵的古籍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米智慧的结晶，也是我们追溯往昔、仰望先哲的重要媒介。古籍版本学的知识不仅是专门与古籍打交道的人（如在出版社、图书馆、博物馆、旧书店等需要鉴别、采购、编目古籍的场所工作的专业人士）所必备的技能，对于热衷收藏古籍善本的爱好者而言，掌握一定的古籍版本学知识也同样重要。因为它不仅能充实收藏者自身的学识和文化修养，还可以提高其收藏古书的质量，以便在良莠不齐的旧书摊淘得较好版本的古籍。不仅如此，其实一切在写文章或者做课题时需要阅读古籍的人士，譬如一位对我国古籍版本精通的研究古代文史哲的学者，在研究时会有意识地选择校勘精良的本子，而不至于用到错误连篇的本子却不白知，其研究工作也会更加的触类旁通、事半功倍。

古籍版本研究的意义重大，大家虽深以为是，但“古籍版本”的范围一直以米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黄永年先生的定义“从我国古籍通行雕版印刷以来到清末为止汉文古籍的版本。即只包括雕版印刷通行以来的刻本、活字本、抄本、批校本，不包括过去的竹木简书、帛书和卷子书等”①比较为学界所接受。

据黄永年先生的考证，版本”这个词汇最早出现在五代时期，本来的含义比较单纯，仅指雕版印刷的本子而言，但随着后世出版的书籍越米越多，就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本子。现在所指的古籍版本，除了雕版印刷的刻本之外，还包括刻本的衍生物，主要有活字本、抄本、批校本等。版本研究也逐渐演变成专业的学问，即版本学，并与校勘学和目录学并称为三大校雠学。

由隋唐五代而入宋后，雕版印刷技术进一步普及，关于古籍版本的研究得到逐步完善，且初步确定了古籍版本研究的两大核心内容：鉴定古籍版本和考订版本源流。这一时期的古籍版本研究已较为规范，提出了“善本”等专业的版本学概念并诞生了许多颇有价值的理论。如陆游“善本不必是古本旧本”②、朱熹“善本当以‘文势义理为准而‘无论官私”③等观点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于今依然熠熠生辉。

与优待文人、有着浓郁书香氛围的宋代相比，元代的古籍版本研究则乏善可陈，直到明代才有显著进展。如明后期著名的文献学家胡应麟著有《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载有书籍辨伪的详细方法和判定版本价值的若干标准，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纵观中国古籍版本史，明代版本学的研究最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意义，主要表现在明代开始系统地对宋代整个朝代的版本进程进行有意识地探索，并归纳总结其发展规律。但遗憾的是，明代的版本目录学依然停滞不前，并不特别重视提要和版本介绍，藏书目录也只是简单罗列书名，这于版本学的研究而言，无甚参考价值，更为完善的古籍版本学研究是在清代蔚为大观的。由于政治等方面的影响，有清一代的考据学十分地兴盛，而考据学所用到的诸如文字训诂、音韵、校勘、辨伪、辑佚学等方面的知识正好作用于版本学的研究过程中，两者的融合相得益彰，大大促进了版本学的发展，并产生了如钱曾、黄丕烈、钱大昕、顾广圻、孙星衍、吴骞、张金吾等版本学大家。与此同时，有关版本目录的著作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从中可以窥见很多版本鉴定的经验总结。

在版本出现至近代这相当长的历史期间，有关古籍版本的研究总是与校雠学联系在一起，那些研究考订版本源流和版本鉴定的学者们并没有把自己的经验成果以著作的形式出版，而是散见于历代文集中的序、跋、叙录及笔记、校勘记中，不易为后世所见，古籍版本学的研究至此仍然是较为狭隘的经验之谈，不具有现代学科所具有的科学体系。

20世纪以来，古籍版本的研究取得了历史性的进展。20世纪前半叶的研究著作更多是因袭清代的思想，无多创新之处，但值得一提的是产生了几部体系完善、内容翔实的总论性著作，如叶德辉的《书林清话》、张元济的《中国版本学》及钱基博的《版本通义》。其中刻于1919年的《书林清话》最为世人所知，叶先生以笔记的形式将我国古代书籍版本学方面的知识娓娓道米，古籍版本的相关专业术语、雕版印刷的起源和发展、官刻坊刻各自的优缺点、版本鉴别的实践操作方法、引人入胜的书林轶事等等无一不囊括在内。此书既是叶先生毕生所学的结晶，也是我国古代书籍版本研究的经验成果总结，虽大多是经验性的论述，缺乏理论性的支撑，但其博大宏偉的版本学知识于今而言仍具参考价值。

成立新中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古籍版本学的研究焕然一新，逐渐离开它脱胎的校勘学和借以表现它的目录学而独立成书成学，出现了许多体系完备的总论性著作。其中曹之先生的《中国古籍版本学》、黄永年先生的《古籍版本学》和李致忠先生的《古书版本鉴定》各具特色，对于初学者来说可作为基础性的参考书，从中学习到系统性的版本学知识。

曹之先生的《中国古籍版本学》体系完备、内容翔实、材料新颖、论述缜密、持论公允，注重从学科的角度米进行古籍版本的研究，打破长久以来狭隘的“望气而定”的经验说，强调实践与经验相结合。对史料的选取尤其可见其学术功底，全书资料的来源不仅有正史，也有撷取自诗文集、小说、戏曲等古代书籍中，旁征博引而有所取舍。

除此之外，该书最为人所称道的就是其持论非常公允，譬如对毛晋刻书的评价，作者并没有附和前人对毛刻本功不抵过的断论，而是还原毛刻本的真实动态历史，利用大量的有针对性的史料来为毛刻本平反，肯定其在古籍出版史的积极意义。

当然本书也有其不足之处，例如对于雕版印刷最早出现的时间，作者的阐释显然是模棱两可的，虽然这确实需要强有力的考证才能做出令人信服的推论，但是作者不能以困难太大而有在论述时有意避之。

关于这一点，黄永年先生的论述就较为严谨。在经过逐步论述后，黄永年先生指出颇受学界所推崇的隋代和唐贞观说并没有太多文献的支撑，经不起实践的检验，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其实是出于人们总喜欢把一件东西的发现时间尽可能往前推以显示一种文化优越感的心理。为了确定雕版印刷发明时间这一棘手的问题，他不遗余力地搜集和验证从公元825年到883年几十年间的相关文献记载，最终得出雕版印刷发明时间应于唐中叶的前期或盛唐时期这一推断，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

像这样颇具见解的观点在黄先生的《古籍版本学》中还有很多，例如他针对善本分类模糊的问题提出可将善本分为校勘性善本和文物性善本的建议，足见其对古籍版本驾轻就熟的功力，具有很强的实践操作性。此书的不足之处在于还是把古籍版本学当成一门实践性的技能，肯定“观风望气”这种虚幻飘渺的经验说，缺乏科学系统的理论知识，在这种思想下，他把字体、版式、纸张作为古籍版本鉴别的关键所在，削弱了版本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应有的科学性。

无论任何时候，版本鉴别都应该更加重视内容而非形式，正如李致忠先生在《古籍版本鉴定》中所言：“我们说作为学问就要有根有据，版刻鉴别也一样，它主要的是后人根据前人著录，文字校勘，书的内容，人物时代，历史事件，典章制度，地理沿革，语言文字以及本书序跋，刊刻牌记等，进行审慎的考订，而不是依靠什么行款字体、印纸墨色、藏书印鉴等的视力辨别……”④

鉴于此，李致忠先生还冷峻地指出，古籍版本学的核心是经过专业的甄别、考证和校勘之后，得到最有价值的善本米辅助与古籍有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科学的古籍版本鉴别方式不是所谓玄虚的“观风望气”，而是要借助校勘学、目录学等各个学科的知识米鉴别不同版本的优劣点，例如在拿到某本古籍之后，要先捋清此书各个版本的系统源流，然后再结合史料学的知识考证该书出版的大概时间、地点、刻书缘由及刻书者等因素，进而对不同的版本进行综合比对和精勘，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善本的质量，这才是古籍版本学具体所要从事的任务。

显而易见，李致忠先生关于古籍版本鉴定的理解更加符合现代人们对于版本学这门学科的认知，较易被接受。但他的《古籍版本鉴定》在本文所提及的版本学著作中是知识性最强的，因此对于初学者而言可读性就稍弱些。如欲对古籍版本学进行深入研究，可将这三本书互为补充，去粗取精，加上自己辩证性的思考以获得更为准确的版本学知识。

以上所举例的三本书只是古籍版本研究著作的冰山一角，实际上，仅从改革开放至今，有关古籍版本研究的著作即达上百部，论文更是数以千计，在古籍版本的基础理论、版本学史、考订版本源流和版本鉴定方面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古籍版本研究的未米依然大有可为。

1.目前关于古代书籍版本的研究基本上是集中在汉文，鲜少涉及到少数民族的古籍，包括诸多版本学大家也都把古籍版本的研究范围限制在汉文之内。但我国作为一个长期多民族大融合的国家，自古以来就极为重视民族团结和共同发展，因此少数民族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也产生了不少优秀的古籍。这些古籍分布在我国的各个地区，对其进行全面地整理与研究实属不易，但颇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对弘扬我国多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也是大有裨益。少数民族古籍在材质、版式、装帧等方面均与汉文古籍有显著的差异，其别具一格的版式常常能给予现代书籍独特的设计灵感，同时也是对于汉文古籍版式的补充和内容的验证。但是少数民族的古籍版本研究存在的困难也不容小觑，比如在基础的古籍整理、鉴定和编目环节就已经举步维艰，相当部分的古籍散落在民间，但具备古籍版本学知识的民众风毛麟角，因此许多珍贵的古籍版本被弃如敝屣，令人憾恨。即使有幸得以收藏于图书馆的古籍也经常会因恶劣的贮存环境而惨遭老化、破损。因此少数民族古籍版本的研究这项艰巨任务在未来需要更多有志之士筚路蓝缕地去完成。

2.值得庆幸的是，数字时代的今天为古籍版本的研究带来了有利的条件，通过网上检索数字文献，可以获取古籍著录情况的信息，方便又准确。近年来，读秀、鼎秀、超星等平台的古籍数据库资源越来越丰富，中华古籍善本国际联合书目系统、汉籍数字图书馆等各种古籍版本数据库也逐渐被开发出来，古籍版本的著录信息、古籍书叶的影像信息、历代版本目录学著作及相关工具书等都可以通过搜索版本数据库米进行查询，科技的发展受惠于民，将研究者从卷帙浩繁的古籍文献堆中解放出来，大大促进了当代古籍版本的研究。

将GIS（地理信息系统）技术与历史大数据进行结合，借助GIS强大的空间数据库管理和多元空间交互式分析等功能米对历史数据进行地理空间上的挖掘，用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米弥补传统人文科学研究缺乏足够论据的缺憾，是目前人文學科研究的一种趋势。

最近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设计开发的“明代古籍版刻地理信息系统”，利用GIS技术实现对明代古籍版刻基本情况的空间分布和时空演变的展示，该系统同时能提供对明代古籍版刻信息的存储管理、检索查询和统计分析等功能。虽然该系统还存在现有的明代古籍版刻信息尚有待补充等不足之处，但随着古籍整理工作的推进和古籍版本学研究的深入，在不久的将来此类版本系统一定会更加的完善。

3.对于版本的研究视野也会更加的开阔，而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狭隘的经验之谈，可以结合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自然科学等多重维度来进行版本鉴别和版本史的阶段划分。对于古籍版本的分类也将不再局限于按刻印时间分为宋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以刻印地点分为浙本、建本、蜀本、江西本、平阳本、朝鲜本、日本等;随着时代的变迁，古籍的含义和范围可能会发生改变，民国乃至文革期间珍贵的书籍或许也会升格为善本而受到重视;版本学的地位将不断得到肯定并融入到中国的出版文化中去，并在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的大环境下去对其进行研究，从而构造完整的古籍版本学发展史。

注释：

①黄永年，古籍版本学[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②（宋）陆游.渭南文集·卷三十一.文渊阁四库伞书影印本.

⑧（宋）朱熹.韩集考异，文渊阁四库伞书影印影印本，

④李致忠，古籍版本鉴定（修订本）[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

参考文献：

[1]（宋）陆游，涂小马（校注）.渭南文集[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

[2]（宋）朱熹撰，（宋）张治校补，韩集考异[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3]李致忠，古书版奉学概论[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0.

[4]曹之.中国古籍版奉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

[5]黄永年.古籍版本学[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6]土承略.评曹之先生的<中国古籍版本学>[J].山东图书馆季刊，1993（12）.

[7]韩锡铎.古籍版本学的新收获——评曹之先生的<中国古籍版本学>[J].图书馆学刊，1993（12）.

[8]李明杰.20世纪中国古籍版本学史研究综述[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3（03）.

[9]贾卫民.版本鉴别岂能仅凭“观风望气”一评黄永年<古籍版本学>，2007（03）.

[10]郝建强，赵玉.中国古籍版本学的个性之作——评黄永年著<古籍版本学>[J].安徽文学（下半月），201l（03）.

[11]李明杰，杨璐嘉，基于GIS的明代古籍版刻地理信息系统的设计与实现[J].信息资源管理学报，2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