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慧　乔文俊

摘要：农民工随迁子女是在我国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催生出的一个特殊流动群体，然而它并不是一个常态，而是作为一种过渡形态介于农村人与城里人之间。就其发展趋势而言，它是必然要融入城市的。文章采用混合研究方法详细地阐述了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社会融入的现状、面临的困境及其社会成因，并且基于社会学中互动论的视角，受生命历程理论的启发，提出了构建 “三位一体”的互动平台方案，以切实促进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与城市社会的和谐关系建设，引导和帮助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真正地融入城市。

关键词：农民工随迁子女;社会融入;自我融入;助推融入;互动平台

一、问题的提出与相关文献回顾

截至2013年，全国妇联根据“六普”数据推算表明，全国流动儿童规模达3581万（其中，户口性质为农业户口的流动儿童达2877.3万，占80.35%），在2005年基础上增加了41.37%，且有增长的趋势。当前，我国正处于加速转型期，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劳动力需求不断上升。在这一背景下，农民工“举家迁徙”的方式会更加普遍、留城定居的趋势会不断加强，与此同时，随迁子女的比重亦会越来越大。然而，这一数量庞大的随迁子女是农民与市民的中介状态，流动而不稳定，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社会融入问题已逐渐受到广泛关注，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话题。农民工随迁子女的融入状态包括自身的自我融入和城市社会的助推融入状况两个方面。本文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基于社会学中互动论的视角，将融入视为双方互动的过程与结果，细分为自我融入和助推融入两个维度，全面、详细地阐述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社会融入的现状、面临的困境及其社会成因，并且受生命历程理论的启发，充分考虑随迁子女融入过程中的阶段性特点，提出促进随迁子女城市社会融入的可行方向。

二、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调查研究方法，并辅之以文献法和访谈法。首先，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检索初步了解了农民工随迁子女的研究现状;然后，采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搜集了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社会融入的第一手资料;最后，在整合各种问卷资料、访谈资料以及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完成论文写作。具体而言，本文的研究步骤如下：1.通过查阅文献资料以及初步个案访谈制定一份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社会融入问卷;2.笔者选择芜湖市三山区X学校为调查点，将X学校内所有随迁子女作为调查对象;3.调查员带着事先设计好的问卷，按照抽样方案实地调研，获得有效样本数120份;4.剔除无效问卷后，用SPSS 11.5进行统计分析得出结论;5.根据SPSS 11.5统计分析结论，并辅之以文献资料和访谈资料撰写论文，完成写作。

三、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社会融入的现状分析

与推动农民工群体融入社会不同，流动儿童的整合过程呈现出一些显著的特征：1.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整合过程与其社会化的过程是同步的。流动儿童的整合不同于一般移民群体的整合，特殊的年龄段使他们面临着对于新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本身的双重适应，任何一项适应出现间题，都会对其成长带来危机;2.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整合过程是多层面的融入过程。走向城市社会的农民工随迁子女需要在自我认同、社区融入、学校适应、社会接纳等多方面达成自然、和谐的状态，任何一方面的不协调都会影响其整合的进程与结果。3.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整合过程是一个易融易碎的过程。与农民工群体不同，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学习能力、接纳能力强，比较容易受到城市文明的熏陶和影响;但是，其幼小的心灵难以经受半点挫折的冲击，因而，复杂多变的外界环境亦会随时摧毁业已建成的融入现状。

农民工随迁子女的自我融入指的是农民工随迁子女对城市社会的主动吸纳、认同，表现出高度的赞同、喜爱以及留恋等情感体验与行为表现。它具体包括对迁入地的喜爱、对迁入地的留恋以及渴望成为其中的一份子（主要涉及户口与身份认同问题）等方面。从调查的结果来看，20.8%的人认为自己的融入状况“较好”，65.0%的人表示“一般”，14.2%的人认为自己的融入状况“较差”。由此可见，总体上，秉持“中性或负性”态度的占了绝大多数，农民工随迁子女自身的自我融入状况总体上不容乐观，有待进一步加强。

农民工随迁子女自身的自我融入状况最终会通过其自我认同、身份归属状况得到体现，在我们的调查中，仅有21.7%的人把自己看成是芜湖人。可见，无论是从总体的自我认同，还是具体的测量指标都反映出农民工随迁子女处于较低的自我融入现状，如表1所示。

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城市社会融入不仅仅是单方面的，而是多方互动的结果，也需要流入地各方面的支持与配合。因此，城市社会环境的助推融入也反映出城市社会融入程度，还会直接影响其最终融入效果。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集中体现在户籍制度和社会态度上。

从表2数据可以看出，如果说户口以及与其相配套的一系列社会福利政策是推动其融入芜湖市的客观制度保证的话，那么社会态度就是从本地市民的主观接纳方面来看的。市民的态度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行为是影响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社会融入的重要因素。在接受调查的120名农民工随迁子女中，有73.3%的人被当地市民看做是外来人，仅有26.7%的人被當地市民看做是芜湖市人。此外，据调查资料显示：有71.7%的人表示其经常或偶尔遭受过身边人的歧视。由上所知，目前芜湖市的助推融入状况不太理想，建设更好的社会环境促进农民工随迁子女社会融入十分必要。

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社会融入是农民工随迁子女与城市社会间经过冲突、顺应、同化等若干阶段，克服互动过程中的各种障碍和问题，实现各种行为主体间的自然、和谐的过程。这一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受到诸多方面的影响，农民工随迁子女在融入过程中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

由表3可知，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社会融入过程中存在着多方面的困境，有日常生活、社会交往、教育、心理等方面。据调查资料显示，大部分人在融入芜湖市过程中都表明存在交往和心理适应问题，分别占36.7%，25.8%。可见，同龄群体以及积极心态在满足农民工随迁子女的被认可感和归属感，帮助农民工进城子女消除孤寂、自闭等不良心理情绪，促使其良性融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生活适应（8.3%）、游戏适应（13.3%）、教育适应（10.0%）以及其他方面的适应状况也是导致其陷入融入困境的重要方面。

四、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

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社会融入是在自身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共同影响下进行的，也就是个体对城市社会的客观认知和判断，以及外界社会环境对其的影响，从而形塑着随迁子女的社会整合。从调查结果来看，文化差异、社会支持与个体特性是影响其社会融入的主要因素。

（一）两地文化差异

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城市社会融入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交流，也就是迁入地与迁出地间的文化互动，实现文化由差异性的对立向多样性的统一过渡。所以，两地间的文化差异构成了阻碍随迁子女的融入因素之一。调查资料显示：有20.0%的人表示老家的气候与芜湖市本地的有很大差別，18.3%的人表示老家的习俗与芜湖市本地的有很大的差别，46.7%的人表示老家的语言与芜湖市本地的有很大差别以及17.5%的人表示老家的饮食与芜湖市本地的有很大差别。这些差异明显地影响了随迁子女的适应过程和融入进程。

（二）外界支持体系薄弱

随迁子女的社会支持从来源上看主要包括家庭、社区、学校与社会四个方面。家庭禀赋、家人关怀是随迁子女融入城市的重要保障，它包括家庭背景（如家庭成员的文化、职业、收入）和家人间的互动情况等。社区是人们生活的共同体，具有亲密、友爱、互助等天然属性，同时，作为联系个体与社会的桥梁，对个体影响深远。与社区一样，学校也是随迁子女日常生活的主要场所之一。在那里，他们接受学校教育、进行游戏活动，不仅如此，学校还是促使他们融入城市的重要途径。

（三）个体特征影响

尽管随迁子女的社会融入与外部环境息息相关，但是个体特征，如个体的年龄、性别以及性格等，同样有着显著的影响。其中，性格是一种比较稳定的、具有核心意义的个性心理特征，反映出个体对现实的态度和习惯化了的行为方式，对个体影响深远。因而，在这里我们主要讨论随迁子女的性格特点对其社会融入的影响。下表4显示，性格外向的被访者中，有约64.5%的人将“芜湖”视为自己的家，而性格内向的被访者中，这一比例仅为5.6%，而且统计显示两者的差异显著。这表明，性格外向的随迁子女能够较快地结识新朋友，适应新环境，融入城市社会中，而性格比较内向的随迁子女适应新环境的速度慢，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获得更多的支持。

五、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社会融入机制探讨

我们需要建构不同的互动平台方案以加强农民工随迁子女与城市社会主体的互动，提高其融入能力。首先，针对儿童时期的农民工随迁子女，我们构建家庭、游戏群体与随迁子女互动平台，以提高其城市式生活能力;其次，针对少年时期的农民工随迁子女，我们需要构建学校、社区与随迁子女互动平台，以提高其城市式学习能力;最后，针对青年时期的农民工随迁子女，我们需要构建政府、社会与随迁子女互动平台，以调高其城市式角色扮演能力。青年期是基本社会化的最后阶段，这一时期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自我同一性问题。由于迁入地各方面的限制与歧视使得这些大龄随迁子女无所适从，这既表现在身份上的模糊性，亦反映在心理上的矛盾性，严重影响了其合格社会角色的培养。这就要求政府的宏观保障，同时需要市民们的接纳和关爱。通过“三位一体”互动平台的搭建，不仅保障了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社会融入过程中的持续性，也增强了其与城市社会各方面的相互了解。这为农民工随迁子女的自我融入和城市市民的接纳、认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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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武慧，中共临汾市尧都区委党校;乔文俊，山西师范大学临汾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