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静 高晓彩

(西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西安 710127)

提要： 以CGSS2005数据为依据，分析人际信任对心理健康的影响途径。分析发现，在社会网络视角下人际信任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是以互惠交往与社会网络为中介，但中青年与老年的影响途径存在差异。中青年的互惠交往与社会网络可以单独作为人际信任与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变量，但老年群体的互惠交往是与社会网络结合，以链式中介效应方式影响心理健康。因此，建议对中青年采用提高互惠交往、社会网络以及人际信任水平等综合措施改善其心理健康水平，对老年者则需要在社会交往过程中进一步提高其互惠交往能力。

一、引 言

当前，随着人们之间社会交往范围的扩大以及交往形式的多样化，使得人际信任危机日益严峻，由此造成对人际交往的心理压力增大，有些个体甚至因失败的社会交往经历而导致抑郁、焦虑等不良心理健康问题。现有对中学生、大学生、老年人、聋哑学生等不同人群的调查结果虽然已经证明了人际信任会影响心理健康，人际信任度较高的个体，其心理健康水平会更高，但具体的影响机制尚不明晰。因而，研究人际信任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将对建立针对这些不同群体中，因人际信任危机而导致的心理健康问题的干预方案具有重要意义。

人际信任作为个体在人际交往互动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对交往对象的言词、承诺以及书面或口头陈述的可靠程度的一种概括化期望[1]。互惠交往则是指当一个人给予另一个人一些资源的同时就建立了一种义务，即后者在未来某时对前者回报价值相当的资源，这种双向交往关系使得个人与个人之间、亲属群体与亲属群体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紧密连接在了一起[2]。社会网络，又称社会关系网络，是指人们在从事社会活动过程中所建立的相互交错或平行的关系网络，在整个关系网络中，个体是镶嵌在由社会关系和社会互动组成的社会网络中的行动者[3]。由此可见，人际信任、互惠交往与社会网络三者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人际信任的建立是以社会关系网络中与他人的社会互动过程为基础，并通过个体之间的互惠互利行为得以巩固，同时又可以通过较高的人际信任水平扩大整个社会网络。因此，在探讨人际信任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中，只有将人际信任置于整个社会网络之中，才能深入揭示其作用机制的本质。

目前，社会网络分析与具体的心理问题相结合，在心理学领域正在不断取得新的进展[4]，基于社会网络视角考察青少年心理与行为问题的发生机制已成为国内研究热点[5]，然而，从社会网络视角对青少年以外的其他年龄段人群心理健康问题的研究还较少。因此，本研究将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中对包括中青年和老年人在内的一般人群的调查结果为基础，以互惠交往、社会网络为中介变量，探讨人际信任对心理健康影响的内在机制。

二、文献回顾及主要观点

(一)人际信任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

对人际信任与个体心理健康的关系，基于不同人群对象的研究，已经证实了人际信任对心理健康具有重要的影响。首先，以中学生为对象，对中学生家庭暴力、人际信任和心理健康三者关系研究发现，家庭暴力、人际信任和心理健康三个变量之间具有显著相关性，家庭暴力以及其中的冷暴力维度与心理健康问题均存在正相关，家庭暴力与人际信任呈负相关，人际信任与心理健康问题呈负相关，同时，人际信任在家庭暴力对中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影响中具有中介作用，高家庭暴力行为会降低中学生的人际信任水平，增加心理问题的诱发风险[6]。其次，以青年大学生为对象，对其人际信任与心理健康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的人际信任与心理健康密切相关，具体表现在大学生人际信任各维度指标均与心理健康水平呈现显著的正相关[7]。以聋哑青年学生为对象研究也发现，聋哑学生的安全感较低，安全感可以显著的预测其心理健康程度，同时发现，人际信任在安全感对心理健康中的焦虑与忧郁预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8]。

基于以上文献提出假设1：人际信任对心理健康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二)人际信任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复杂

人际信任是如何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其作用途径是什么？对此问题，目前还不清楚。然而，从社会网络视角出发，现有的关于人际信任、互惠交往与心理健康的研究结果，为进一步了解人际信任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途径提供了重要线索。

第一，人际信任与社会网络之间可能具有一定的影响关系。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卢曼曾提出，人际信任可以降低社会交往的复杂性，从而有利于社会网络的建立。基于人际信任与人际关系的实证研究结果也提示，人际信任与社会网络之间可能具有一定的联系。在青年群体中，以中学生为对象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学生的人际关系在性别、年级方面具有显著差异性，自尊、人际信任均与人际关系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自尊在直接影响人际关系的同时，还可以通过人际信任间接影响人际关系[9]。对蒙汉大学生的研究也发现，人际信任与人际关系的各维度及总分具有显著的相关性[10]。对于老年群体的人际信任与社会网络的关系，目前还缺少来自实证数据的支持。

第二，社会网络作为人们获得社会支持的主要途径和来源，对心理健康具有重要影响。首先，以青少年为对象，从社会网络视角考察同伴关系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关系，为研究者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方法[11]。通过对青少年的人际关系对心理健康的相互作用机制的探讨发现，社会网络在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中具有传递纽带的作用，通过传递个体的积极或消极行为，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网络圈层每一个体的行为，进而影响到社会网络圈层中每一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4]。其次，在中青年群体中，以青年农民工为对象的研究发现，社会网络规模对心理健康有正向的影响作用，其特点主要表现为，青年农民工对城市居民信任缺失，而对其老乡和亲戚等的信任度较高。也就是说，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在结构上呈现以“强关系”为主以及社会网络分割的趋势[12]。以唇腭裂家长群体的研究也发现，家长的人际关系网络结构、关系对其心理健康状况具有重要影响。同时，患者家长的心理健康状况受到社会支持程度的影响，强大的社会网络能够极大地降低患者家长的心理压力，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13]。再次，以老年人为对象，对老年人社会网络、抑郁状况与自评健康的相关性研究结果显示，社区老人的社会网络得分与抑郁呈负相关，与自评健康状况呈正相关[14]。对中国城市老年人自感健康与社会网络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社会参与情况对自感健康的影响程度超过了区域经济水平和来自配偶以及子女的支持，社会网络内部不同构成要素对自感健康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15]。通过对老年人社会网络与健康老龄化相关的20多篇文献分析发现，由亲人网、朋友网等组成的老年人社会网络资源对其心理和认知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能够有效地预防或减轻在焦虑、抑郁、人际敏感等方面的消极状态，使老年人保持积极的心理状态，提升其主观幸福感[16]。

第三，互惠交往可能通过社会网络对心理健康具有重要影响。英国著名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认为，人类生活的基础从一开始就是社会性的，各种差异性互补的互惠关系形态，都深度嵌入到一种整体性的社会与文化的观念中，人类的社会和文化是基于互惠而得以构建和发展的。这种双向交往关系使得个人与个人之间、亲属群体与亲属群体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紧密连接在了一起[2]，因而对心理健康可能会产生重要影响，比如，利他行为会促进行为者产生满足与自我肯定的正向心理体验，有利于个体的心理健康，而利他行为的缺乏往往会使个体产生焦虑、紧张的负性心理体验[17]。此外，互惠交往行为能够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感和凝聚力，进而使个体之间的社会网络结构更加趋于稳定。互惠交往既是社会系统的“稳定器”，又是社会系统的“启动器”，因为互惠引发了社会互动行为，并使得这种互动行为稳定化和模式化[18]。

基于以上文献提出人际信任对心理健康影响机制的假设2：人际信任通过互惠交往、社会网络的链式中介效应，对心理健康产生显著的影响。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成果及其主要观点均提示，在人际信任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过程中，互惠交往与社会网络关系可能是两个重要的中介环节，但总体而言，各项研究的测量变量各异，缺少以同一对象群体的人际信任、互惠交往、社会网络与心理健康的测量数据为基础，开展人际信任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探索。此外，在成年人群中，中青年与老年人的人际信任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的差异性特点是什么，针对不同人群如何建立基于社会网络与人际信任的心理健康的干预对策等关键性问题还少有涉及，这些问题正是此研究的必要性所在。

三、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自于2005年度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数据分析时，全样本人群为本数据库中的10372个对象，60岁以下的样本为该数据库中的8518个对象，60岁及以上的为该数据库中的1854个对象。所有数据用SPSS24.0进行收集，用Amos17.0进行链式中介效应分析。主要变量的测量方法如下：

人际信任：沿用罗爱武等学者使用CGSS数据库研究人际信任时选择的问题[19]，测量居民对不同对象信任的程度，从绝大多数不可信、多数不可信、可信者与不可信者各半、多数可信、绝大多数可信，共分为5个等级。问题从交往关系的远近共分为11个对象群体，包括邻居、远邻/街坊、邻居以外的同村居民、亲戚、同事、交情不深的朋友/相识、老同学、在外地相遇的同乡、一起参加业余活动的人士、一起参加宗教活动的人士、一起参加社会活动/公益活动的人士、陌生人等。本研究在分析时，对量表中的11道题目采用原始等级分数，分别为1、2、3、4、5。缺失值定为6，对于选6的调查对象未作为缺失值处理，而是用平均值进行替代。选取乡亲信任、朋友信任、熟人信任和陌生人信任4个维度的总分作为分析数据，总分高的个体，即表明其拥有较高的信任水平。

互惠交往：沿用罗爱武等学者使用CGSS数据库研究互惠规范时的问题[20]，测量居民的互惠交往水平，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法。具体为：第一问题，“您和邻居，街坊/同村其他居民互相之间的熟悉程度是怎样的”，对五个答案选项非常不熟悉、不太熟悉、一般、比较熟悉、非常熟悉等，分别记分为1、2、3、4、5；第二问题，“在日常生活中，您与您的邻居，街坊/同村其他居民之间有互助行为吗”，对五个答案选项没有、偶尔有、有时有、较多、很多等，分别记分为1、2、3、4、5。本研究以两个问题的总分作为分析数据，总分越高表明互惠交往水平越高。

社会网络：沿用罗爱武等学者使用CGSS数据库研究社会网络时选择的问题[19]，测量居民的社会网络水平，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法。调查问题包括业余时间参加的7项社会活动，具体有：健身/体育活动、娱乐/文艺活动、同学/同乡/同行联谊活动、宗教信仰活动、有助于增进培养/教育子女能力的活动、有助于提高个人技能/技术的活动、公益/义务活动等。对五个答案选项从不、一年几次、一月一次、几周一次、一周一次等，分别计分为1、2、3、4、5。本研究以总分作为分析数据，总分高者，社会网络水平高。

心理健康：采用胡安宁使用CGSS数据库研究居民心理健康时选取的问题[21]，评估居民近1个月的心理健康状况，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法。调查问题包括共5个问题，具体有：上个月内的精力状况、上个月内因情绪问题而感到困扰的状况、上个月内因为健康状况或情绪问题对日常与家人或朋友的社交活动的影响、上个月内是否因为健康状况或情绪问题而影响到工作等活动、总体幸福感状况等。五个问题的答案选项中，具体计分方法为：问题1：没有精力=1、精力不太充沛=2、精力有些充沛=3、精力很充沛=4、精力非常充沛=5；问题2：非常感到困扰=1、很感到困扰=2、有些感到困扰=3、很少感到困扰=4、完全没有感到困扰=5；问题3：完全不能进行社交活动=1、有很大影响=2、有一些影响=3、有很少影响=4、完全没有影响=5；问题4：完全不能进行日常活动=1、有很大影响=2、有一些影响=3、有很少影响=4、完全没有影响=5；问题5：从1到10分，分别代表幸福感由低到高。本研究以5个问题的总分作为分析数据，得分越高表明心理健康水平越高。

四、人际信任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

(一)社会网络视角下个体的人际信任与心理健康的相关性

对10372个全样本对象的人际信任、互惠交往、社会网络与心理健康总分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见表1。结果表明，除人际信任与社会网络相关不显著外，其余各变量两两之间均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具体而言：(1)人际信任、互惠交往、社会网络三个变量与心理健康均呈现正相关，与国内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人际信任与互惠交往呈现正相关，国内学者在研究流动穆斯林群体时发现，人际信任水平能够通过提升社会交往水平而影响流动穆斯林群体的社会融入程度[22]。(2)国内对大学生群体的人际信任与社会关系研究中，使用了交谈行为、交际交友、待人接物和异性交往四个维度刻画学生的人际关系，结果发现人际信任、人际关系的总分和各维度均具有显著的相关性[9-10]。但是，本研究尚未发现人际信任与社会网络之间的相关，可能的原因是，现有研究中检测的是“社会关系”，其含义与“社会网络”还有所不同，其结果仅提示了人际信任与社会网络之间可能具有一定的关系，二者之间是否为直接的相关尚且不清。因此，本研究所显示出的人际信任与社会网络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结果，提示二者之间可能存在与其他变量的复合相关性，在未控制其他变量时，仅单纯分析两因素之间的相关性，导致了人际信任与社会网络之间的相关性不显著，此推论在本文后续的多变量回归分析中已得到证实。

表1 变量的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N=10372)

(二)人际信任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是以互惠交往与社会网络为中介

以CGSS数据库中的10372个全年龄段的人群为样本，以人际信任为自变量，互惠交往与社会网络为中介变量，心理健康为因变量，建立的链式中介模型分析结果见图1。结果显示，模型为部分中介模型。同时，采用Bootstrap法，重复抽样2000次，使用95%的置信区间，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见表2，各路径置信区间均未包含0，说明了各中介效应显著。以上结果表明，人际信任对心理健康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假设1成立。

图1 全年龄组人际信任影响心理健康的链式中介模型(N=10372)

表2 全年龄组链式中介模型的中介效应分析

在加入了互惠交往与社会网络两个中介变量后，人际信任对心理健康仍有显著的预测作用(β=0.09，p<0.001)。同样，互惠交往可以显著的预测心理健康(β=0.02，p<0.05)，同时可以通过影响社会网络进而影响心理健康(β值分别为0.15、0.11，p<0.001)。这些结果说明了，人际信任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是以互惠交往与社会网络为中介，假设2成立。

在以往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研究中，大多研究仅仅是选取人际信任、互惠交往、社会网络的三个影响因素中的两个变量进行了分析，如人际信任与社会网络[9-10]，发现了三个变量分别对心理健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也有少部分研究结果发现，在聋哑群体中，个体的安全感对人际信任水平、心理健康水平有直接的预测作用，同时，人际信任可能通过安全感对心理健康产生影响[8]，而本研究的结果则表明，人际信任还可以通过互惠交往以及经由社会网络影响心理健康。

(三)中青年与老年人的人际信任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存在差异

考虑到年龄是影响人际信任和社会网络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控制年龄因素，分析不同年龄段人群的机制特点，对CGSS数据库中的所有样本，以“2005-出生的年份”计算具体年龄，以60岁为划分界线，将样本人群分为中青年组(年龄大于等于20岁，小于60岁)和老年组(年龄大于等于60岁)。两组人群的链式中介模型分析结果以及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分别见图2、图3、表3、表4。结果发现，在青年组中，各变量建立的链式中介效应仍然存在，但是老年组的互惠交往在人际信任对心理健康影响的单一中介效应不显著(β=0.003，p>0.05)，而人际信任通过互惠交往与社会网络的链式中介效应仍然显著(β值分别为0.13、0.11，p<0.001)，两组人群表现出了一定的差异性。

表3 中青年组链式中介模型的中介效应分析

表4 老年组链式中介模型的中介效应分析

图2 中青年组人际信任影响心理健康的链式中介模型(N=8518)

图3 老年组人际信任影响心理健康的链式中介模型(N=1854)

三、结论及建议

(一)结论

本研究以解决当前现实生活中人际信任危机而导致的心理健康问题为出发点，以社会网络观点中对于个体在社会互动网络中的角色定位以及相互关系连接为指导，将人际信任置于个体的整个社会网络节点之中，探讨了互惠交往、社会网络在人际信任对心理健康影响之间的内在机制。得出的主要结论有：第一，人际信任除了可以直接对心理健康具有影响作用外，还可以通过互惠交往、社会网络两方面单一的中介效应，或链式的中介效应对心理健康产生影响作用；第二，在中青年人群中，互惠交往与社会网络因素可以单独作为人际信任与心理健康之间影响关系的中介变量，但对于老年群体而言，互惠交往不能单独作为二者之间的中介变量，只能通过与社会网络结合，以链式中介效应方式影响心理健康。

(二)建议

基于以上结果，提出的解决生活中因人际信任危机而导致的心理健康问题的干预对策建议如下：

第一，政府与大众媒体应该通过宣传引导、政策限制和法律惩罚等手段，改变当前社会的整体信任水平，为大众互惠交往和社会网络水平的改善提供保障。同时，引导社会大众树立正确的互惠交往观念和建立良好的社会交往网络，多部门协调配合，将心理问题预防与心理健康援助工作纳入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之中，完善和推动民间心理健康教育组织的规范化发展，通过教育、培训、实践加强心理健康志愿者队伍的专业化建设，鼓励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携手提高全民的心理健康水平。

第二，对于中青年人群而言，由于人际信任、互惠交往与社会网络因素可以单独影响心理健康，同时还可以作为中介，通过人际信任影响心理健康。因此，可以采用提高互惠交往、社会网络以及人际信任水平等综合性措施，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但对不同人群应该有所侧重：(1)对于青少年群体而言，提升其心理健康水平的重心应该是帮助构建良好的社会网络。除了建立良好的同伴关系外，对于一些特殊的对心理健康具有重要影响的关系，比如恋爱关系，也可以从社会网络的视角加以考察[22]。在中学生教育中，一方面，要关注学生在恋爱双方的选择和影响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另一方面，还要关注其恋爱关系在更大的社会系统(如班级、校园)发展中产生的问题。此外，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虚拟网络已在越来越多的青少年群体中形成，已成为青少年现实社会网络的延伸。因此，在中学生教育中，应该从社会网络的视角考察其虚拟社会中的各种关系。(2)对于大学生群体而言，提升其心理健康水平的重心应该从提高人际信任水平着手。一方面，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过程中引导学生真诚平等地与他人相处，同时，对存在人际信任危机的学生进行个体心理干预。另一方面，大学生个人也要注重完善自身人格，相信他人，善于接纳他人，同时，不失信于他人。(3)对于青年中社会网络具有“内卷化”特点的特殊群体，比如青年农民工群体，提升其心理健康水平的重心应该从打破其“内卷化”入手，向其输入新的价值观和外界信息，拓展其以信任为前提的社会资本[13]。

第三，对于老年群体而言，由于互惠交往不能单独影响心理健康，只能通过与社会网络结合影响心理健康，因此，可以采用在老人的社会交往中提高其互惠交往能力的措施，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已有研究表明，随着年龄的增加，老年人互惠行为的频次虽然在不断提高，但只有长期、稳定的可转化为社会网络的互惠行为才能达到对老年人心理健康促进效果，短期、低频次的互惠行为并不能显著影响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23]。因此，对于老年人的社会交往，除了告诫其不要贪图小的恩惠而被欺骗外，还要正确引导老年人对已经长期建立的、可靠性高的社会网络资源的利用。此外，现有研究还表明，影响健康老龄化的网络内容广泛，主要涉及家庭网、亲戚网、朋友网、社会支持网、社会参与网、社会交往等[12]，因此，在实现健康老龄化过程中，要重视对老年人整体社会网络功能的重构，具体实施时可以基于局部中心度、中间中心度、特征中心度、整体中心度各维度的特征差异进行建构。同时，还应该考虑到我国城乡老年人社会网络差异较大的现状，增强对农村老年人，特别是贫困山区老年人社会网络构建支持的力度，进而达到改善农村老年弱势群体心理健康的目的。

本论文采用的CGSS数据库是一个截面数据，其对探讨选取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方面有一定局限，也就是说，在选取的四个变量间显示出的相关性仅仅反映了二者的双向关系，用截面数据并不能完全验证其具体的因果关系。此外，在CGSS数据库中的人际信任测量值是一种连续变量值，尚未对信任水平的等级进行划分，因而在探讨不同人际信任水平人群的链式中介效应机制方面也有一定局限。今后可以通过设计大样本人群跟踪研究以及选取人际信任水平低下的特殊人群的研究，进一步对本研究的结论进行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