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悦

前 言

基于不动产利用之便利而对临近不动产进行用益性利用，罗马法时期即创设役权制度调整私人之间的土地“利用—负担”关系。近世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在公共交通、共同服务、生态维护、环境治理以及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私人不动产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紧张和冲突日益突出，土地“利用—负担”关系逐渐从特定主体之间延伸到特定主体与不特定主体之间，从而呈现出复杂、立体和多元化的趋势。土地“利用—负担”法律关系中一方主体的“不特定化”意味着其利益形态从“个人属性”走向“公共属性”，进而导致不动产“利用—负担”结构在法律关系缔结、价格确定等方面产生重大结构性变化，传统以特定私人主体关系为调整框架的地役权制度不敷适用，亟须一种新型权利关系予以有效回应。

为适应这一变迁，两大法系皆通过立法、司法判例等形式逐渐突破传统地役权的私人框架，将公共利益作为地役权的一方，从而建立或者确认“公共地役权”制度，对特定不动产权利人与不特定的公共利益进行调整，为解决“私产公用”的不动产利益冲突提供了可能的进路。如《俄罗斯土地法典》(2001)第23条第2、3款规定的“公共土地役权”(1)《俄罗斯联邦环境保护法和土地法典》，马骧聪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第57页。、《意大利民法典》第1032-1057条规定的“强制地役权”(2)《意大利民法典》，费安玲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3页。、《法国民法典》(1804年)第 649 条规定的“行政役权”(3)《法国民法典》，罗结珍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518-5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