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建恒

汤显祖作品《牡丹亭》完成至今已有四百余年之久，闻名遐迩。作为历经时间考验的经典作品，《牡丹亭》无论是文本形式还是舞台搬演，经久不衰，此中原因是极具复杂的，但究其内涵，《牡丹亭》的现代性追求是其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现代性”是研究中国戏曲发展的重要问题，张庚先生在1938年曾提及中国戏剧发展的两个宿题，即话剧民族化问题与旧剧（戏曲）现代化问题。话剧民族化问题暂且不谈，在戏曲现代化问题上，中国戏曲在传承与发展的二元结构中，讨论也未曾停息。《牡丹亭》作为所谓“旧剧”的经典代表，却蕴含丰富的现代性内涵。讨论《牡丹亭》现代性追求问题，是基于中国戏曲的现代性宿题下的探讨，为此宿题发展提供新的可能性，而研究《牡丹亭》现代性追求的首要，“现代性”概念的清晰是十分重要的，不能简单的将“现代性”与所谓流行文化的结合等同。

从词源的角度上来说，“现代性”属于外来词，“现代”（modernus）产生于基督教的中世纪，脱胎于“最近，刚才”（modo），作为一种呈现出持续进步性的时间概念，在经历漫长的时代变迁后，“现代性”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指向。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对人类不断更迭的现代性认识，解释为由科学促成的信念的变化而产生的发展，这种信念是基于人类知识的无限进步性与社会改良的无限发展性基础上的。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一词发展到今天，在美学意义上的现代性理解为一种包含三重辩证对立关系的危机概念：即对立于传统、对立于资产阶级文明的现代性和对立于自己本身。美学意义上的现代性，其“对立”内质可见一斑。其实无论何种范畴，现代性相对的“对立”内质都是较为突出的特征之一。当然“现代性”除了历史分期与美学概念外，在社会学、心理学等领域都有着不同的定义和概念，而《牡丹亭》现代性追求的探讨，则更多的是从美学的框架中进行。

历史的看，《牡丹亭》现代性追求的来源，是基于对传统思想观念的思辨，而这种思辨孕育在明中叶的社会时代背景之下。《牡丹亭》的创作完成于明代中叶，明代正统思想是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思想，其要求“存天理，灭人欲”，遵循以“三纲五常”为代表的基本伦理道德。固然理学的起始点是为建立理想的道德范式，但随着王朝统治者将其固化为官方思想，其发展也发生了异化。以“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主张为例，朱熹的理欲观在人欲望的范畴中，强调人的合理欲求应该被正视的观点，而不是简单的将人的欲求一概抑制，逐渐走向固化的理学思想开始出现传统桎梏。在如此的思想文化氛围下，汤显祖在经历进谏被贬的境遇后，完成《牡丹亭》的创作。作品一经问世，便有“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的盛况，“牡丹亭热”盛极一时。固然，剧作者的生平对其作品有着深刻影响，这其中包括了汤显祖因拒绝张居正的笼络而多年未中及第，而后又因《论辅臣科臣疏》的谏言而罢官归隐的情况。生平对汤显祖《牡丹亭》的创作皆具影响性，但《牡丹亭》的现代性追求并非来源于作者对实事的主观臆断，单凭臆断的作品不足为经典。《牡丹亭》的直接对立面，是以固化理学为代表的传统思想，理学思想讲求“制欲”，而《牡丹亭》题记则是开宗明义：“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①是对传统理学思想的思辨，也是现代性追求的最直接表现。反映在文本中，便体现于剧作者对剧中人物形象构建的思考上。文本中汤显祖对剧中人物的处理方式是明确的，例如教书先生陈最良，其形象更趋向于德薄能鲜的监生，正是传统思想训诫下未入仕途读书人的真实写照。如此的人物形象构建，正是基于对传统思想桎梏的思考，文本现代性追求的来源也得益于此。

在经历过明代中叶的“牡丹亭热”之后，2001年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三年后的“青春版《牡丹亭》”演出在戏剧届再次引发轰动，再造了一波新的“牡丹亭热”。 出现新“牡丹亭热”现象的背后，是现当代背景下《牡丹亭》文本在内涵本质上仍具现代性的佐证。

从审美接受的角度看，《牡丹亭》在当代社会发展中仍具现代性的原因有二，一是得益于中国古典戏剧审美理想的传承，二是文本的现代性追求对立于资产阶级现代性。中国古典戏剧审美理想的表现之一是“言情”，“言情”也是剧作者内在情感需求表达。明代李贽《焚书》中论述这种内在情感表达为：“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②不仅是《牡丹亭》，中国古典戏剧作品的经典作品都兼具言情的审美表现。“言情”不是简单概述有关情感剧情的题材选择，而是剧作者内心情感的表达，在题材上更偏向情爱故事，但不特指。《牡丹亭》题记：“情不知何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③是“言情”审美的直接表述。《牡丹亭》“言情”与其他古典戏剧作品的不同，在于其“言情”的具体方式。《牡丹亭》“言情”具象到作品中，依然是凝结在人物身上，杜丽娘便是最主要代表。诸如《西厢记》等其他经典作品中，言情的表达往往是为主要人物设计明确的对立面，如《西厢记》中阻碍崔张二人最大障碍是郑老夫人，但在《牡丹亭》的言情表达中，杜丽娘与柳梦梅的似乎只有“死者可以生，生者可以死”的死生做阻碍。在剧作层面，这种非常规认知的创作方法是极具挑战性的，但是观众对这样的设计是认同而且堪为经典的，正是有如此设计，才将汤显祖“情至”的思考得以表达。杜丽娘所追求是情但非全部的爱情，其追求自由的个体精神是汤显祖言情方式的最终表达，也是文本极具现代性的表现之一。

在审美上具有传承的基础上，牡丹亭文本内涵与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博弈，是作品现代性的另一表现。资本主义体制产生的工作伦理，是想要获得发展，就需要通过鼓励消费、社会流动与追逐地位来进行实现。在资本主义体制的工作伦理的影响下，资本主义现代性开始侵入艺术领域。同时生产力的发展逐渐影响社会与心理的转型，原本一些边缘产品存在的概念开始成为文明生活的核心，这在审美接受上带来的是一种永恒性审美向瞬时性审美的转变，这是生产对生活带来的审美影响。瞬时性审美在现代生活中的产物不胜枚举，“吃播经济”的升温，短视频的兴起，这些原本边缘化的现象逐渐常态，映射的是受瞬时性影响的审美体验。瞬时性审美往往停留在认识事物的表象中，是即时原则的胜利。而《牡丹亭》的文本内涵是指向则是人的个体精神的解放，这种人的个体精神的追求是永恒性审美的一种表现。这种永恒性审美与瞬时性审美的博弈，构建了一种冰炭同器的局面，而《牡丹亭》的现代性追求也在这种博弈中不断的精进发展。例如“青春版《牡丹亭》”的排演中，对个别出的戏进行了删减和调整，比如删减男女之爱的唱段，从而更符合当下观众对于《牡丹亭》“雅”的认知接受，这种演出上的修改是建立在保障原本精神的基础上，毫无保留的原本套演，与文本的现代性内涵相悖，所以保留原本的人文精神与删改部分情节长短是相统一的，是对于现代性的新的追求。

汤显祖《牡丹亭》无论是明代中叶还是当代，都表现出极强的现代性追求，这也是其四百年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其反对传统思想桎梏的现代来源，中国古典戏剧审美的传承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博弈都是其现代追求的表现。凝结在文本之中，最具表现力的依然是文本构建的人物形象之上，无论杜丽娘与柳梦梅，陈最良或是杜太守，都是《牡丹亭》文本现代性追求的具体表达。汤显祖同样以自己独特的文本传达出“情至”的艺术表达，其实无论“言情”的审美表现还是“情至”的艺术表达，都是为彰显独立追求自由的个体精神提供载体。不仅是在作品最初问世阶段还是新世纪以来的现阶段，这种追求自由的个体精神在时代的变迁中从未落伍。而文本现代性中所表现的这种个体精神意志与极强的对立精神，也是《牡丹亭》作为范式，为中国戏曲现代性问题提供借鉴发展的可能。

注释：

①汤显祖.牡丹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页。

②譚帆、陆炜.中国古典戏剧理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6页。

③汤显祖.牡丹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页。

（作者单位：山东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