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梅

【摘 要】福克纳以一种极其敏感的方式书写了让历史学家都十分着迷的领域：商品的社会意义、个体意义以及精神意义，以及这些意义如何随着二十世纪初大众消费文化的兴起而改变。本文主要借助“物质文化”理论视角透析福克纳作品中和商品书写相关的物质细节如何在文本中留下印记，如何呈现隐含在文本深层的、和特定历史时代相关的文化轮廓和意义结构。

【关键词】福克纳;商品世界;物质文化

中图分类号：I1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20）20-0198-02

作为文化研究的热点和西方当代文学批评的新视角，物质文化研究视角关注文学文本中各种物的呈现，包括各种地理景观、技术物品、消费商品等，提醒文学研究者将目光转向文本中所有物品意象的呈现，这些物品不但可以反映特定历史时期的历史痕迹和文化逻辑，它们在文本中的书写策略也可以用来考察作家在文本中的情感投射。物质文化研究理论为福克纳作品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视角：本文着重从商品所指涉的社会意义、个体意义以及精神意义这三个方面来考察福克纳作品中和消费品书写相关的物质细节如何在文本中留下印记，如何呈现隐含在文本深层的、和特定历史时代相关的文化轮廓和意义结构。福克纳以其对审美艺术的敏感性，阐释了商品的复杂性。

一、商品的社会意义——大众消费文化的批判者

福克纳不仅把大众消费文化与女子气质和污秽相联系，而且还把它与极具摧毁性的愚蠢空虚相联系。《八月之光》中乔·克里斯默斯在杀死乔安娜·伯顿之前，一页页地翻阅低俗杂志。《野棕榈》中高个子罪犯正是读了畅销侦探杂志里的一个故事才有了犯罪的动机。《喧哗与骚动》中，只关心电报局里棉花行情的杰生是魔鬼的代表：自私刻薄，爱钱如命，报复心强，狠毒无情，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福克纳对经济理性的讥讽和嘲弄。在《野棕榈》中，威尔伯恩说道：“我们最后摆脱了爱情，就像我们已经摆脱掉基督一样，我们用收音机来代替上帝的声音，我们不再成年累月地积累感情而为了爱又一次性地用掉……假如耶稣今天回到人世，我们不得不出于自我保护立即把他绞死，以便当今的文明合法化并延续下去。”[1]

《坟墓的闯入者》中加文·史蒂文斯作为没落的旧南方贵族青年的代表，他鄙弃由那些故意培养大众对平庸的喜爱并因此发财致富的人所制造出的一切喧嚣，认为美国人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公开吹嘘自己是二流的、缺乏文化修养的民族。一个曾经伟大的民族业已变成除了对金钱疯狂的贪婪和对民族性的丧失的根本担心外没有共同点的一群人。史蒂文斯的长篇大论最后变成了对二十世纪中期大众消费文化的批判。他把汽车比作被阉割的美国男性的性象征。杰弗生镇中汽车的出现不但象征了现代技术的入侵过程，也捕捉了“从昏昏欲睡的农业乡村向闪闪发光的不眠的大都市的转变”这一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变革，影射了福克纳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复杂态度。[2]

福克纳对人类试图控制大自然和人类生活方方面面所产生的影响持否定态度。《八月之光》开篇对多恩厂的描述折射了相关的社会理论维度，多恩厂厂主明显地运用了现代的公司管理运营策略——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添置了新机器，这么做的唯一目的就是扩大生产、快速盈利。他们把树木变成木料，把自然变成商品，把肥沃的土地变成荒凉的废墟，开发殆尽之后一走了之。多恩厂里的工人如机器一般，充满了流动性，且无足轻重。多恩厂，这个工业技术和金钱崇拜的结合体，充分体现了经济发展对自然对人性的摧毁性力量。

二、商品的个体意义——构建真实的自我

在书写自己熟悉的形形色色的事物时，福克纳意识到商品可以构建真实的自我。《押沙龙，押沙龙！》中的托马斯·萨德本与《村子》中的威尔·瓦尔纳之间存在巨大的社会鸿沟。对于前者，庄园大宅是其实现“纯白人王朝”宏伟计划的重中之重，而对于瓦尔纳，他既不想修葺庄园，也不想住在里面，他深知即便是一点点权势也可以产生巨大影响，富有的白人律师、法官和警长可以一边傲慢地挥动着雪茄一边聊天，那可是地面上有权有势、自命不凡的人。服饰也可以指涉像铁或者木料一样牢固的社会阶层的静止性，如坐在那辆卡车里的乡下人穿的衣服，像是用彩色木头仔细雕刻出来的。

但福克纳也意识到了服饰以及其他商品同时可以指涉社会流动性——对跻身上层社会的渴望，或欲逃离身份标签的冲动。维吉尔·斯诺普斯和方帛第一次出现在孟菲斯时拿着人造的新衣箱，歪戴着新帽子，而金鱼眼绷紧的衣服和硬邦邦的草帽使他有棱有角，轮廓分明，像个现代派的灯座。哈里·威尔伯恩和夏洛特出现在荒凉的海滩，威尔伯恩穿着一条卡其布便裤，一件无袖运动内衫，连帽子也没戴，夏洛特穿的也是男人的便裤。威尔伯恩和夏洛特试图去逃避阶级森严、传统严苛的社会，这身打扮很奏效，就同乔·克里斯默斯第一次出现在多恩厂的那身打扮一样，拜伦·邦奇看来，他看上去像一个流浪汉，但仔细看来又不像，他的鞋沾满尘土，裤子也脏了，但裤子确实是哔叽料子缝的，褲缝笔挺;衬衣脏了，但原是件白衬衫;他结着一条领带，一顶还挺新的硬边草帽歪斜地戴在头上。

除了服饰以外，其他的东西也可以指涉比身份上升、自我肯定更复杂的意义，如对爱情的渴望，乔·克里斯默斯送给博比一盒盖子上沾满污渍、放陈了的糖果，或对家庭氛围的奢望，威尔伯恩逛过的圣安东尼奥妓院里房间的摆设：桌上仿刻了一块玻璃弹秋盘，一架自动钢琴开了槽子来放硬币，沿着四围墙壁整齐地摆了12张椅子。

福克纳认为，在这些廉价而俗气的商品背后汩汩地流动着生生不息的活力。甚至连没有上过油漆的黑人小棚屋也会留下主人用过的商品的蛛丝马迹，虽混乱不堪，但这些商品也彰显了贫穷的尊严。

三、商品的精神意义——传递神圣的拜物力量

福克纳同情并认同商品所折射的欲望，即使是那些粗制滥造的大众商品。他深知商品可以具有怪异且具启示性的力量，即拜物力量，他以超凡脱俗的艺术形式捕捉到了商品获得魔力的方式。对于路喀斯·布香，这种商品的魔力具体化为他用来寻找窖藏的钱币的探测器。但对于年轻的海托华，商品的魔力以更加让人不安的方式展现出来，看到父亲在部队穿过的礼服大衣时，他体验到一种静谧的胜利的震惊，他揣测这块蓝色补丁来自父亲杀死的北方佬的蓝色制服，他带着震惊敬畏的神情看着父亲，他的余生都活在被逝去的英雄主义所折磨的梦魇中。

还有的商品可以预示不祥凶兆，让看到的人濒临混乱、崩溃的边缘。比如孟菲斯莉巴妓院里的钟。谭波尔·德雷克望着这最后一抹光线浓缩进了钟面，使它从黑暗中的一个圆孔变成了悬挂在虚无之中。

福克纳认为干活儿时穿的鞋——粗皮靴最恰当地预示了徒劳无果。《我弥留之际》中达尔说父亲那双粗皮靴搁在椅子旁，这双粗皮靴象征了安斯的粗鄙和懒散邋遢。但对于乔·克里斯默斯，粗皮靴代表了黑人文化认同，是一直被小镇的白人赶进的黑色的深渊。在逃亡的那一个星期里，他在离乔安娜家不远的棉花房稍作停留，他俯视着这双粗糙笨重的皮鞋，仿佛看见自己终于被白人赶进了黑洞洞的深渊，这企图吞没他的深渊已经等候他三十年。

鉴于商品在福克纳象征意义的世界中的重要性，福克纳把商品想象成似约翰·济慈的希腊古瓮。花瓶或者古瓮是对美好渴望的匠心制作，但这种渴望和抱负注定会功亏一篑。在大众消费文化野蛮入侵下，埋藏着一种被历史滚滚车轮碾过的生活。

四、结语

希腊古瓮诠释了福克纳艺术创作中未完成的渴望，它永远美丽却无法触及，深深地意识到不可避免的失去、挫败和失败，福克纳在创作中流露出哀婉的曲调。通过赋予最平淡无奇的商品以力量和意义，福克纳表达了对于逝去事物的眷恋之情，这给让人心灰意冷的现代社会增添了几分迷人的色彩。

参考文献：

[1]威廉·福克纳.野棕榈[M].蓝仁哲，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116-117.

[2]Brevda， W. Neon light in August： Electric signs in Faulkners fiction [A]. In D.Fowler & A. J. Abadie （eds.）. Faulkner and Popilar Culture [C]. Jackson： 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 Press， 1990： 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