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元子

【摘 要】著名剧作家近松门左卫门生于17世纪的日本，早年的他因仕途受挫转而投身于演艺行当，将余生都奉献给了平民艺术。在他毕生的创作之中，以日本传统净琉璃戏剧的创作影响最为深远，他共著有净琉璃剧本一百余部，主要分为历史剧与社会剧两类，其中又以社会剧最为经典。其所创作的社会剧作品多半聚焦于中下层民众所面对的现实问题以及感情困惑，并试图在抉择之中探寻人性的情感及成长，具有强烈的社会性意义。而在此类剧本之中，其女性角色的塑造则成为了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在近松门左卫门的诸多作品之中，女性角色大多为年轻女性，其结局也几乎是悲剧，在女性的视角之上透露出了极强的悲情色彩，这种女性的幻灭似乎成为了其作品不可缺失的特征。本文将以近松门左卫门的经典社会剧剧本为例，从其女性角色塑造、叙事情节构建，以及人物角色关系等方面，分析其女性角色中所蕴含的悲剧性元素。

【关键词】他者身份;身份认同;义理;人情;死亡文化

中图分类号：J805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20）20-0007-03

日本著名剧作家近松门左卫门曾在其仕途受挫之后转而开始了对日本传统戏剧剧本的创作，并对日本净琉璃戏剧样式的发展造成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他也因其作品之中突破性地对于人性深处情感的描绘而被赞誉为“日本的莎士比亚”。由于身处日本传统封建思想仍有残留，而市民阶级又迅速崛起，急需自我意识发展空间的元禄时期，近松门左卫门深感于封建传统礼教对于人性欲望的压迫，同时也由于其坎坷遭遇而对市民阶层所面临的社会文化困境抱有强烈的共情和同情，所以在他的作品之中，以男女之情为代表的人性原始情感在封建道德束缚之下的痛苦挣扎成为了最常见的主题，这种充满人文关怀的哲学主题表达了近松门左卫门作为一名戏剧创作者，对于现实压迫的斥责以及对于真挚情感的歌颂，这种具有时代超越性的作品受到了市民阶层的追捧，一举打破了净琉璃戏剧原本呆滞古板的主题思想。

但是在对近松门左卫门的经典作品进行综合分析之后，发现作者本人对于这种被现实封建思想所压抑的情感始终抱有一種无望的悲凉之感，这种悲观的态度尤其表现在他对于剧本之中象征着人性情感的女性角色的设定与安排之上。从他对于剧中女性人物的塑造来看，这种女性通常呈现出了群像的特征，并对于这种群体给予了一种悲剧性的命运。近松门左卫门通过她们对于社会身份地位以及情感寄托方面的卑微，构建出她们所身处的他者环境，并在此基础之上呈现出在此困境之内她们执着于情感的人物特性，由此生发出对于其悲剧性命运的必然肯定。近松门左卫门致力于通过在戏剧作品之中塑造悲剧性的人物，从而表现出以“义理”为代表的封建社会环境对于“人情”的压迫，这种悲剧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牺牲与献祭。

一、身份情感的他者人物

在近松门左卫门的经典戏剧作品之中，对于女性角色的身份塑造通常趋于一致，她们的身份通常是妓女或者是家庭妇女，因此她们在社会身份的领域内难以表达出自我的价值理念，也无法独自完成生活或生存的指标，这种独特的身份安排，不能仅仅被看作是在当时的时代之下女性力量薄弱的反映，这种极端的安排更是将女性人物推向一个他者的处境之中。由于身份地位上的卑微，女性角色只能作为附庸式人物寄生于男性角色之上。这种寄生的关系更加表现于她们对于情感寄托的依赖性，在身份地位方面无法实现自我价值的女性角色只能将情感寄托在爱情方面，情感成为了她们行动的根本动力。而本身便处于弱势的女性角色在追求情感时，必然也会遭到来自社会主流群体的拒绝和排斥，而这种难以融入主体的他者身份同样成为其悲剧性的重要来源之一。

斯图亚特·霍尔认为，个体对于自我他者身份的认知不可避免与自我身份价值相关，正因为剧中女性角色的他者身份无法帮助她们完成自我身份的确认，所以她们只能将自我的价值认同感寄托于与男性角色的情感发展之中，但这种情感上的附着关系在封建道德的审视下仍旧处于他者的困境之中。

《曾根崎情死》中，阿初主动提出与德兵卫殉情，从叙事情节和情感发展层面来看，这是在德兵卫身陷名节不保境地之时，阿初对于情感的忠贞誓言，但是从精神意识的层面来分析，这是阿初在自己的精神价值所依附的德兵卫形象坍塌之后，对于自我身份价值的泯灭和摧毁，这种殉情不能只被看作是对于情感的追求，同样也是“以男人为天”的阿初对于自我价值的否认。这样的情况同样出现在《情死天网岛》中。阿三作为治兵卫明媒正娶的妻子，原本应该象征着道德规范的主流价值观，但是在知晓了自己丈夫心系他人之后，还是选择放手让他去追求自己的情感，她的这种选择同样是基于男性角色处境下作出的，不是对于自我价值的实现。

近松门左卫门所塑造的女性角色在这种社会地位和情感寄托的双重他者身份的影响之下，总会表现出一种对于男性角色的附着感，她们的行为动作通常源自男性角色的行动与境地。《景清》中，阿古屋的杀子行为被认为是反对传统、震撼传统的突破性行为，但是与《美狄亚》中美狄亚的杀子行为相比，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美狄亚的行为是基于男性力量背叛之后的报复和叛逆，是一种反抗性的爆发，被看作是女性力量的觉醒。而阿古屋这种暴虐行为的动机是为了顺从于以景清为代表的男性力量，究其根源，阿古屋的杀子行为是为了获得景清的原谅，她的这种看似强烈的行为实际上依旧源自景清的意识，并不存在她对于自我价值的反思。同样，阿古屋出卖景清的决定也是受到了其兄长言论的影响，仍旧是对于男性意识的服从。

这种附庸式的行为表现反映出了近松门左卫门戏剧作品中女性角色不具备自我价值反思的能力，她们不仅被设定为边缘人形象，而且在情感方面仍旧不具备自我意识，这种角色在一定程度上是创作者对于那个时期女性群体的再塑，也是其悲剧性命运的主要因素。

二、情难自已的人物特性

在现有的对于近松门左卫门戏剧作品的研究之中，大多数学者都将“义理”与“人情”之间的矛盾作为其作品的主要叙事线索，以表现被封建道德所压迫的人性情感。井原西鹤在《武家义理物语》中提及的义理，是指代武士的行事准则，后来发展成为社会伦理道德观念和活动规范，成为了大众所共同秉持的主流思想，自然也成为了剧中女性角色所追求的道德标准。而“人情”在当时那个时代环境之下往往被放置在了“义理”的对立面，其所指代的人性情感在近松门左卫门的戏剧叙事环境中通常呈现出被传统的封建道德礼教所压抑压迫的状态，作为感情化身的女性角色在作品中也必然会产生情感追求与道德准则相违背的内心矛盾，通过展现其心理层面的冲突，从而表达出封建礼教对于人性的压抑，而这种自我矛盾的心理状态对其悲剧性命运的结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情死天网岛》中小春疯狂爱恋着治兵卫，但受困于其已有家庭，在道德的束缚下，她仍旧不能舍弃心中的爱恋，在受到象征着传统道德的阿三的请求之后，她虽假装移情别恋与治兵卫分离，但是内心仍然无法释怀，想要以死明志。由此可见，在封建礼教的规范下，女性角色无法调和其内心强烈的爱恋与正直善良的本性之间的矛盾，这样的心理矛盾造成了她们在精神意识层面上的痛苦挣扎，且在其抉择的天平偏向于追求真情之后，她们内心原本坚守道德的价值理念被击溃，从而导致了她们内心价值体系的崩塌。在剧中结尾处，治兵卫和小春意欲殉情，但是小春仍然受到了内心道德的谴责，声称两人不能死于同一处，在治兵卫说出自己离婚的事实之后，小春的内心彻底被人情所倾覆，而其关于义理的价值观念崩塌，这也是她最终走向毁灭的原因之一。

同样的悲剧也发生在《曾根崎情死》的阿初身上，以当时日本封建道德礼教的观念来看，德兵卫拒绝了继母为自己许下的亲事，转而与妓女阿初私定终身，无疑也是违反传统义理的，为了加深这种传统观念上的约束，近松门左卫门将德兵卫安排为受人陷害的受害者，将其推入误会的困境之中，让其彻底成为与主流大众背道而驰的人物，这样的设定自然也使得将自我精神价值寄生于德兵卫的阿初陷入了他者的处境之中。但是，面对社会大众群体的排斥，阿初仍旧选择追求内心的情感，这一选择同样忤逆了戏剧情境之中群体的观念，也必然将二人推向自毁的深渊。

《景清》之中，阿古屋虽然表面上是与以景清为代表的正直善良所对立的一方，但是她的这种背叛行为是由情感嫉妒生发出来的，她对于景清的出卖虽然违反了当时日本主流思想观念中妇女应该对丈夫所秉持的忠贞和服从，但是，是她情感爆发的表现，由于这种发泄违背了她依附于景清的价值观念，所以她在醒悟之后自我摧毁仍然是一种注定的悲剧。

日本有学者认为，在近松门左卫门的戏剧作品之中，人物所遭遇的困境来自于外部或命运，而面对困境时人物很少积极地做出改变，其悲剧性的根源来自于人物性格的缺陷。而笔者认为，近松门左卫门作品之中女性角色的悲剧根源来自于其追求人情的本性与自我所持有的道德观念的冲突，是人物自我意识层面的冲突，是自我造成的不可避免的毁灭，而剧中所描述的外部社会环境只是为这种冲突的爆发创造了时机与空间。

三、死亡文化的崇拜向往

在针对日本历史事件及文学艺术作品进行分析后，部分学者发现，日本民众对于死亡具有一种暗藏的向往和崇拜，在传统的日本文化中，死亡被看作是一种归宿和洗涤，是一种灵魂的皈依。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鲁恩曾将日本文化的核心观念归结为“耻感文化”，其形成也许与日本传统武士道精神有关，直接表现为日本二战失败、天皇体制崩塌后日本全民族所陷入的焦虑与虚无。在近松门左卫门的戏剧作品之中，常常能够从角色的命运抉择中感受到这种死亡文化的存在。

在《曾根崎情死》《情死天网岛》等诸多作品的结尾处，男女主角在面对现实社会环境的文化压力之下，选择携手共死，尤其是阿初作为依附于德兵卫的女性角色，主动提出要与其殉情。其实剧中的人物并没有到走投无路的境地，死亡也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但是诸多角色纷纷选择自我了断，这表明殉情在他们的眼中并不仅仅是对于生命的终结，而是一种对于情感和生命圆满的追求，是一种对于爱情坚贞的奉献。这种对于死亡的二次定义，使得剧中的女性角色在面对命运抉择时，更倾向于以这种自我毁灭的方式来表达情感，这种死亡的悲剧受到了这种死亡文化的深刻影响。

而在《景清》中，阿古屋的杀子与自尽行为不仅仅是为了向景清表明自己的爱恋与忠贞，更多是为了自己曾经出卖景清而进行的忏悔与赎罪，在她的精神意识之中，死亡是对于自己最好的惩罚，同时也是对于自己灵魂的洗涤，她企图用死亡的意象来表白自己的情感，但是也是通过死亡诠释了自己的悲剧性。对阿古屋而言，死亡并不是终结和恐惧，而是一种希望，一种残喘于绝望之中的光芒，这种思想观念恰恰受到了日本传统民族文化中对于死亡意象理解的影响。

在近松门左卫门的净琉璃戏剧的唱词中，经常涉及到宗教的思想和内容，这同样增加了悲凉的戏剧氛围，虽然现存的研究中对于日本基于死亡意象而产生的特殊文化倾向仍然未能得到确切的结果，也未能探寻其根源，但是能真实地感受到日本文化之中对于这种“物哀之美”的向往与追求，這样的文化氛围也是造成观众主流观念中的悲剧的因素之一，而这种对于悲剧的定义在不同民族的文化环境之中可能会得到不同的答案。

四、结语

纵观近松门左卫门的诸多戏剧作品，发现当时社会环境、封建道德礼教对于人性情感的压抑和束缚，成为了其最常见的主题思想，而为了更好地表达出这种压迫的残酷，代表着真挚情感的单纯的女性角色，她们的牺牲和毁灭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献祭。虽然在戏剧描述的表象上被摧毁的是女性角色的肉体，但是所折射出的是对于人性和感情的抹杀，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女性人物的悲剧性在近松门左卫门的作品中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必然，而这种注定的悲剧根源，是她们基于身份地位和感情寄托的他者处境，同时也受到了人物性格本身的制约，最终在日本对于死亡意象物哀之美的向往中成为美好而又悲怆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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