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天平 罗弋翔

【内容摘要】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大众居家战“疫”，而电视则成为大众获取事实信息、情感抚慰以及开展社会沟通的重要载体之一。经过长期的媒介实践，中国电视在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传播中展现出了强劲的公信力和号召力，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社会作用。本文以疫情期间的电视传播为考察对象，解析电视战“疫”传播从观念到实践的路径，以期为电视传播的应急响应机制构建提供参考。

【关键词】中国电视;战“疫”传播;应急响应;传播功能

关于大众传媒的传播功能，较为主流的观点认为有四个方面：社会雷达功能、控制功能、教育功能和娱乐功能。①电视作为当前主流的信息传播媒介之一，在传播范畴、传播效果和社会影响等层面皆体现出自身的独特性，更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应对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情况随时变动、信息线索芜杂，也伴生了大量谣言、假新闻等，故而对信息在高速流转中的准确性、透明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媒介环境日益复杂的今天，互联网重构了人与信息的交互模式，但面对疫情时期的海量信息时，却也带来更大的信息甄别和筛选难度。相比之下，电视媒介经由长期培养而形成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使得大众在面对重大突发社会事件时往往对其有着特殊的信任。那么，电视信任度何以体现？又如何作用于电视的传播观念？在电视的战“疫”传播中，从观念到实践的路径又带来怎样的启示呢？

一、观念的解析

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电视作为社会沟通的重要纽带，不仅仅扮演着危机预警者、信息沟通者的角色，还扮演着心理救治者和舆论引导、监督者的角色。②在此次战“疫”传播中，除了常规的新闻报道外，电视媒体也通过有效引导，坚定了大众的战“疫”信心，从而形成了与社会各界更系统、深入的互动：结构化编排具有时效性的新闻节目以跟进民众关切的疫情发展变化，如钟南山院士通过电视连线证实“病毒能够人传人”向社会发出预警;国家广电总局通过协调影视剧版权、号召各大电视平台制作专栏等方式，为大众提供居家战“疫”指南以及相应的精神抚慰;更多元的电视融媒体内容丰富传播等。作为社会系统运作的一部分，明确电视的功能定位至关重要，这也直接关系到其能否形成多层次、多维度的战“疫”传播力量。

（一）传递真相与动态跟踪

作为一种易于获取的社会资源，电视成为战“疫”传播中最具下沉性的传播力量。據国家广电总局节目收视大数据系统（CVB）统计，2020年1月25日至2月9日，电视日均收看用户数较之去年12月份上涨23.5%，收视总时长提升了41.7%，通过电视机观看电视的每日户均看电视时长约7小时。③数据表明，观看电视已成为大众在疫情期间“宅”家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在最受关注的新闻领域，全国各大晚间电视新闻收视实现全方位大幅增长，12省份收视率涨幅逾50%。而湖北卫视数据增长更为迅猛。电视收视的普遍增长反映出民众通过电视高度关注疫情动态，并有着强烈的知情需求。电视新闻节目权威信源积极介入、持续发声，起到了有效帮助民众甄别谣言，并保持信息环境透明、高效流动的作用;与此同时，及时发布事实、动态跟进变动，加上医疗专家、一线医护人员等前线声音的持续发出，电视的及时反应与及时行动充分帮助了人们了解疫情全貌、救援行动、政府措施等相关信息，体现出电视传播工作的全局意识和观众意识。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电视通过数十年培养而来的体系化运作机制臻于成熟，在面对牵动大局的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时，能够快速、高效、有机地形成应急响应。

（二）宣传动员与舆论监督

凝心聚力、积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是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疫情期间的特殊社会状况，使得有效的信息传播成为确保社会整体系统健康运行的重要一环，多数民众、机构乃至决策部门都会参照媒体信息及时调适自身的反应、判断与行为，故而电视的传播观念理应凸显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时、度、效要求。

其一，电视传播进一步突出了时效性，通过新闻直播和一线报道的方式，尽可能传递“现场”信息，方便相关机构和民众作出决策和判断。例如，疫情发生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第一时间派出两批记者前往武汉，随后又陆续有多批记者增援，截至2020年2月28日，总台共有近200名记者奋战在武汉报道一线;④国家广电总局全方位部署全国各大电视频道加强疫情相关报道，包括北京卫视、东方卫视、湖南卫视、浙江卫视等在内的多家卫视开设了抗击疫情的新闻直播节目，⑤以一手信息为大众创造更可信的信息环境。其二，在电视新闻之外，各大电视媒体亦应时而动，新增大量社会民生节目，如各类防护知识科普节目、安全保障公益短片等，引导大众科学防疫。电视在践行公共服务功能的同时，也起到了良好的社会动员效果。其三，通过媒体话语修辞的调整，促进整个社会系统应急级别的提升。在电视报道中，采取战争隐喻的修辞以强化警示性，“战疫”一语双关，既有与疫情抗争之义，又暗含对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所有人都不能懈怠放松，需要共克时艰。由此，迅速激活了大众对于事件重大性和紧迫性的认知，并通过在电视标题和报道中反复呈现，以提升民众对疫情严峻性的认识。其四，电视新闻避免“报喜不报忧”，有理有据的批评性报道针砭时弊，公正的报道态度凸显了主流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为创造透明有序的信息环境提供了良好的传播保障。

（三）凝聚共识与抚慰情感

在特殊时期，人心浮动是普遍的社会心态。电视作为受众规模广泛、下沉效应显著的“第一媒介”，发挥了团结民众、鼓舞士气、提振信心的重要作用。如何通过传播引导社会情感的疏通？电视的传播需纳入多个层面的考量：基于事实、关注个体、排解焦虑。

具体而言，电视报道通过综合各方权威意见观点，使得“疫情可防可控”的基本判断得以广泛传递，极大地减轻了民众的恐慌与焦虑，起到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作用。正面报道避免空洞，不仅要积极准确呈现各项指标的变化和各项政策的落地推进，也要“以人为本”关注微观生命叙事，以挖掘大灾面前的温情。对于疫情中的个体观察，不仅仅限于白衣天使、科学家等奋战一线的感人事迹，也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如患者、患者家属、普通市民等。真实可感、鲜活立体的社会记忆书写，引发了大众真正的情感共振。

与此同时，除了常态性的疫情报道供给，也需要播出适时、适当的电视文化节目避免焦虑过载。例如，疫情期间国家广电总局多次组织影视作品版权捐赠和公益展播活动，以满足大众居家战“疫”的文化生活需求，同时起到疏缓大众紧张情绪的作用。

二、实践的路径

在包括但不限于上述观念的指导下，疫情期间我国的电视实践呈现出大局统领、多线并举、张弛有度的鲜明特点，兼顾多种电视文本类型，探索创新特殊时期的电视生产与传播手段，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对这些电视实践的梳理和总结，亦能为更长效的电视改革、创新提供有益参考。

（一）大局意识：综合调度，科学部署战“疫”传播

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主管部门第一时间对电视媒体的应急响应展开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两方面的紧急部署。一方面，强调电视新闻报道的及时、准确、动态跟进，各大电视平台调整新闻版面，联动既有资源丰富新闻呈现。同时，减少娱乐内容比重，加强疫情防控宣传和舆论引导，积极发挥电视的社会服务功能，彰显主流媒体的公益性特征。相关电视平台迅速开辟黄金档新闻专栏或抗疫报道特别节目，湖南卫视、浙江卫视等推迟《快乐大本营》《王牌对王牌》等综艺节目的既定编播，版面重心全面向疫情报道倾斜;另一方面，持续丰富疫情重灾区的文化补给，为民众居家战“疫”的焦虑释压。国家广电总局于2020年1月24日、1月30日、2月10日、2月23日多批次协调相当数量的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等影视内容版权，支援湖北当地电视机构，陪伴湖北人民共克时艰。

在电视台内部的整体规划中，也体现了强烈的大局意识，充分强调了传播策略的系统性、科学性。在提升传播势能方面，电视平台发挥融媒体优势打造传播矩阵，如通过新闻直播、社会民生节目、纪录片等节目形式，形成多种传播，继而形成社会合力。

（二）新闻实践：重视“现场”，正面报道与舆论监督并举

由于首因效应的影响，当不同信息以先后顺序呈现时，受众倾向于接受首先出现的信息。⑥与此同时，事件的模糊性特征也更容易导致瓦解公众信任的谣言滋生。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上述变量的存在无疑对主流媒体的信息把关和传播时效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此次疫情的新闻传播实践中，电视媒体通过持续深入“现场”，综合多方视点，正面报道與舆论监督并举，达到了较好的社会效果。

其一，各大电视平台迅速响应，建立常态化直播机制，保障疫情报道第一时间的民众触达。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例，央视新闻、综合频道每日定时、定点并机直播《战疫情》特别节目，打响电视战“疫”传播第一枪的《新闻1+1》则提供具有建设性的疫情分析与应对举措，成为最具影响力的电视专题新闻栏目。⑦总台联动旗下新媒体平台“央视频”全时、全景直播雷神山、火神山医院的建造过程，吸引上亿人次在线观看。与此同时，地方广电的新闻实践也在应急布局之下实现及时跟进。加之本地化的传播特点，地方广电针对各地抗疫工作现状及特殊性及时推出的诸种新闻报道，在新闻的下沉影响方面扮演了较为重要的角色。

其二，正面报道与舆论监督并举，提升了电视媒体的公信力和引导力。一方面，电视媒体通过典型人物报道，承担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鼓舞和感召社会大众的重任;另一方面，也以深度跟踪报道和新闻发布会直播等方式开展舆论监督工作，如总台央视记者报道中央指导组督查组深入湖北黄冈检查及时发现当地卫健委工作漏洞，引发社会关注，随后相关人员被免职;总台央广记者因大众质疑武汉红十字分发救援物质效率低下，跟踪报道物资分发情况，揭露相关问题，而电视媒体直播国家卫健委召开的发布会，强调减轻基层负担，全力做好基层防控工作，则起到稳定民心民意的作用。上述新闻实践，无不鼓舞了参与者的战“疫”斗志，推动了战“疫”工作的高效开展。

（三）民生服务：调整编排，特别节目助推科学防疫

电视媒体作为战“疫”传播的重要力量，既需关注疫情发展、前线动态、政策实施，也要充分保障“后方”，服务大众居家科学防疫，为其提供疫情期间生活和行动的指南。此次疫情中，各个省级卫视充分发挥了专业权威和本地服务的优势，通过防疫科普和生活提示，有效唤起了民众的自我防范意识，提升了他们的自我保护能力。

在省级卫视提供的防疫服务中，“栏目+专家”的双重信誉证明成为受到观众青睐的重要机制，电视民生栏目纷纷积极开设疫情防控特别节目。例如，北京卫视《养生堂》栏目制作疫情防控特别节目，先后采访多位奋战在一线的医学专家和医护工作者，在赢得民众充分信任的同时，也使得节目给出的建议和提醒更具说服力;《养生堂》推出的《新冠病毒防控18讲》特别节目也采取了类似的节目设计，邀请专家对“使用公共交通时如何保障安全”“儿童、孕妇如何防疫”“公共办公场所防控”等大众关注的疫情期间的生活、工作问题进行解析，提供行动参照。除了省级卫视外，地方电视台也进一步发挥本地化优势，通过方言运用等形式增强战“疫”传播的生动性和有效性。例如，无锡电视台方言栏目《扯扯老空》以每天一则情景剧的方式介绍防控新冠肺炎的科普知识，对于本地的下沉收视群体而言，这样的节目表达极大降低了观众的接受门槛，使得电视的科普能够真正触达大众。

除此之外，电视“空中课堂”的广泛实践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对于“停课不停学”的青少年而言，电视“空中课堂”提供了一种特殊时期居家学习的现实解决方案。例如，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同上一堂课·直播课堂》，丰富的电视课堂内容让学生的居家学习得到了充分保障，缓解了“宅”在家里的中小学生及其家长们的焦虑情绪，确保了社会的和谐稳定。以中国教育电视台等为代表的教育电视媒体，在新冠肺炎疫情突发期间开始了观念、理念以及行动上的回归与超越，在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广电部门等的大力支持下，整合优质教育资源，将中小学课堂完整地“搬”进自己的电视频道播出，充分彰显了主流媒体的责任和担当，也成为了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本土电视界和教育界的一种值得特别关注的现象。⑧

（四）文艺创作：解压共情，电视文化扮演特殊角色

以电视为代表的主流视听文化成为人们居家战“疫”期间纾解压力的重要依托。面对疫情信息过载以及由此引发的焦虑，电视在对大众的心理疗愈、情绪抚慰等方面提供了有益帮助。以情感观照为诉求点，通过纪录片、电视剧和综艺节目等多种形式，电视为大众“宅”家生活提供了精神上的支持和陪伴。

纪录片书写时代记忆，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更不会缺席。疫情期间，一系列纪录片的推出，既有集体记忆刻画，又有个体情感观照。值得关注的是，相较于传统纪录片的形态，大量民间影像力量的注入丰富了纪录片的形式。Vlog（视频博客）以第一人称视角为大众带来了更充分的亲历感与共情感，如《武汉：我的战“疫”日记》《战“疫”24小时》《中国面孔》等都受到了较为广泛的关注，亦提醒着大众“抗疫作为一个凝结集体意志的共同行动，记录本身就是一种抗疫，没有人会是灾难中的一座孤岛”。⑨

而特殊时期的电视剧和电视综艺节目“补给”，则及时调节着大眾生活的情绪。相关数据显示，2020年1月27日至2月9日，电视剧日户均收视时长较去年12月提升15%，⑩这从侧面说明“宅家追剧”成为疫情期间响应“少外出、不聚集”号召的一种主流选择。《外科风云》《急诊科医生》等医疗题材电视剧恰逢其时，充分展现了医者仁心、救死扶伤的中国医生形象;《奋进的旋律》《安家》等新播出的电视剧则聚焦小人物的奋斗浮沉，把握时代的脉搏，给观众以启迪。这些在疫情期间热播的电视剧，无不以现实主义的笔触再现着时代精神，在给予观众精神滋养的同时，也坚定了大众战胜疫情的精神信念。电视综艺节目方面，疫情期间的特殊状况催生综艺生产创新，各大电视平台纷纷采取“云直播”“云录制”等手法为特殊时期的电视文娱消费创造更多机会。例如，《快乐大本营》的衍生云综艺《嘿，你在干嘛呢》，让在家的主持人和艺人以自拍、连线等方式进行录制，形成一档颇具生活气息的轻综艺，受到了广泛关注。《歌手·当打之年》《王牌对王牌》《欢乐喜剧人》等大众喜闻乐见的节目，也陆续推出云录制版，为人们的居家生活创造欢乐，纾解紧张情绪。

通过不同品类的电视内容输出，关注大众的心理健康，疏导大众面对疫情时的负面情绪，也成为电视战“疫”传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

三、结语

较之传统的在文本和语言主导下的文化传播形态，视听文化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无疑是全方位的：其不仅拉开了“世界图像时代”的大幕，更展现出颇为强烈的公共性色彩。作为当代文化的一种重要特征，视觉性正在进一步凸显视听文化的重要地位。以电视为代表的主流视听媒介，其丰富的实践不仅改变着信息环境的面貌，更赋予了人类互动交往的新特点。

电视的社会功能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尽管在互联网时代，人们似乎能通过更便捷的方式实现信息的获取与沟通，但在面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时，作为“国民媒介”的电视仍然持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社会影响力，这在本文论及的多个方面皆有相应体现。对电视及其大众性、社会化底色的理解，成为我们今天重新审视与评价电视的关键线索。从这个角度来看，电视在未来的发展潜质依然充分可期。

注释：

①〔美〕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2页。

②⑥曾婕、石长顺、黄正谋、郭小平、李利克等：《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广播电视舆论引导能力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0页、第52页。

③⑩《广播电视节目收视逆势爆发为疫情防控强信心、鼓士气》，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站， http：//www.nrta.gov.cn/art/2020/2/13/art_114_49972.html，2020年2月13日。

④丁以绣、李淼、袁舒婕：《快速反应稳民心，权威发布强信心，践行“四力”守初心》，《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20年3月2日。

⑤《广电总局统筹部署 多家卫视推出抗击疫情直播报道》，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站， http：//www.nrta.gov.cn/art/2020/1/28/art_114_49659.html，2020年1月28日。

⑦何天平、宋航：《电视新闻在全民抗疫行动中的实践路径与功能——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报道的评析》，《中国广播》2020年第4期。

⑧张涵：《回归与超越——教育电视媒体应对新冠肺炎挑战的相关策略初探》，《教育传媒研究》2020年第2期。

⑨何天平：《没有什么比“我们”更能令我们共情和动容》，《文艺报》2020年2月26日。